谋取到通商银行
1934年11月，《申报》主人、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史量才由杭州回上海，汽车行驶到海宁县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伏击不幸去世。杜月笙也因此顺理成章地由副会长扶正，并接手《申报》，这让他的声望与地位更上层楼。
但他并未就此满足，当时上海有所谓“五大团体”，若按重要性与权威性排序，以上海市商会为首，其次才是地方协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航业公会。
杜月笙觊觎上海市商会由来已久，但白相人出身一直都是他的先天缺憾，虽然有不少高阶层人士和杜月笙建立起不错的友谊，但是绝大少数人都对杜月笙敬而远之，不屑来往。这种缺憾难以弥补，于是杜月笙开始施展八面玲珑的手段，将王晓籁推上上海市商会的宝座，自己甘居幕后。二人结为搭档，权势均沾，相互为用。如此一来，杜月笙在工商界愈加如鱼得水，无往不利。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杜月笙也不例外。虽然他声誉无数，威名远播，但仍然阻止不了他继续追逐名利的脚步，这一次，他把目标瞄准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头把交椅。
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于光绪二十三年，是中国最早的一家银行，由大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创办。盛宣怀去世之后，这家银行一直由傅筱庵掌管。中国通商银行是除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就连宋子文、孔祥熙都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世易时移，到了1933年，民国政府开始“废两改元”，1935年，推行以整饬金融铁序为由的“法币政策”。正是在这种有利的背景下，绝顶聪明的杜月笙略施手段，竟然将中国通商银行从傅筱庵的手中转移至自己的名下。
1933年之前，民国政府依然沿用银两和银元的并用，常常导致金融秩序的混淆不堪。而早年开设的银行，不管官办还是民营，都有资格发行纸币。发行钞票的利益极大，可是风险同样很大。由于时局变化无常，国人往往更重视硬货而轻钞票，但凡发生时局变化的风声，就容易发生挤兑风潮，如此一来，银行面临极大的倒闭风险。
1933年之后，大力推行“废两改元”政策，正巧赶上国际银价急剧攀升，两年之间，我国白银外流净值高达九亿多元，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打击，于是通货紧缩，物价大跌，百业萧条而产业濒危。国民政府迫不得已，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使用银本位，实施“法币政策”、同时颁布法令：一切白银收归国有，集中发行于国家银行。
“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流通于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法币政策”推广以后，以往有权发行钞票的公私银行都必须分别加以“清理”，否则，国家银行唯有被迫大量发出法币换回各银行的钞票，那么，不但国家银行要代所有银行背上包袱，而且极可能使法币一登场便步上“通货膨胀”的噩运。
为了防止各家银行私印纸钞兑换法币，国民政府一直把这件事做得高度保密。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开始调查享有钞票发行权各家银行。经过调查，有发行权的银行一共是十二家，其中，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钞票有三千四百万之多，被列在清理名单之中。
为了能顺利清理掉这些银行，国民政府开始对症下药。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交通、中国三家银行秘密集中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选择有利时机，突然前去兑现。倘若无法满足兑现，便以“准备不符规定”的事实，报给官方施加检查，最后再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虽然傅筱庵精明能干，中国通商银行财力雄厚，发展平稳，但由于一个意外的因素，迫使傅筱庵陷于困境，无法自拔。原来，傅筱庵眼见上海地价暴涨，不免为之动心，深感机不可失，于是斥资一千万，在闹市区盖了一座巍巍豪华的“中国通商大楼”，投资不可谓不空前。
投资地产几乎占去了银行发行额的三分之一，手头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官方抓住傅筱庵这一弱点，准备对中国通商银行展开清理。
傅筱庵岂肯轻易退让，他多方奔走，从中作梗，意图挽回败局。国民党政府抓住他曾经资助过北洋军阀的小辫子，以阴谋祸国之名，下令通缉查办，吓得傅筱庵慌忙出逃，一直逃到东北重镇大连藏匿起来。
傅筱庵出逃，中国通商银行群龙无首，乱作一团，而“中国通商大楼”尚未竣工，眼见着中国最早的一家银行就要寿终正寝了，若果真如此，势必在上海金融界引起空前巨浪。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并不想真的让它倒闭，而是意图控制该行，获取更大的利益。
既然傅筱庵“负案在逃”，无法回上海处理检查事宜，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中国通商银行倒闭，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周折一番找到杜月笙，希望他能出头处理此事。
杜月笙乐于从中斡旋，一来，可以彰显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二来，这件事情实在是大有油头可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毅然挺身而出。
首先，杜月笙向国民政府力保傅筱庵，请求取消通缉，让他回上海处理通商银行的账务，即使通商银行滥发钞票，也应由傅筱庵出面负责清理好。
国民政府拨了一个面子给杜月笙，于是杜月笙立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言明：“不管怎样，傅先生不能一走了之，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收到杜月笙的来信，甚为感动。他舍下巨万产业，仓促出逃，实为迫不得已，如今杜月笙愿意从中担保让自己回沪，他十分高兴，也很感激杜月笙，逢人便说：“杜先生为人四海，铁肩担道义，我决定回上海，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傅筱庵深知杜月笙十分好面子，自己在外边吹捧他，他不保护自己都不行了。于是，他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上海。
傅筱庵回沪后，先是拜谢了杜月笙的大恩大德，并承诺，只要不追究祸国之罪，不通缉查办，他愿意配合官方对通商银行展开业务清理。
首先，他查明了中国通商银行的亏欠，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投资一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楼，以三百万元的价格低价转手，又七拼八凑，勉强算是还清了债务。
遭受如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下一个空壳，债务虽然全部了结，但库存罄尽，眼看关门大吉了。这个时候，宋子文、孔祥熙感觉火候已到，于是授意杜月笙出面，以挽救之名，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入股通商银行。傅筱庵心灰意懒，无力回天，只得应允了下来。不久之后，中央银行便将大量的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
中央银行介入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傅筱庵彻底被架空，原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被调到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杜月笙坐收渔翁之利，不久以后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位置。
正应了杜月笙常说的一句话，做事情要刀切豆腐两面光。在通商银行这件事情上，他在通商银行和中央银行双方面做了挡箭牌，不仅为通商银行顺利解围，还为中央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他自己则在上海金融界日益呼风唤雨。
控制住华丰面粉
杜月笙跻身金融界，首先是开设中汇银行，后来又挤进船运业，开辟了苏北航线，而真正让他步入工商业者行列的，当以买下华丰面粉厂为肇始。
华丰面粉厂设于小沙渡路，大老板是苏州的买办商人卢少棠。卢少棠家资殷厚，生意做得很大，尤以华丰面粉厂为主要实业。大约在1930年前后，卢少棠开始沾染上赌博的恶习，耽于豪赌一发不可收拾，几场下来输得一塌糊涂，终于亏了好几十万的债，迫于无奈，对外放出风声，要将华丰面粉厂出售。
消息很快传到杨管北的耳朵里，他不觉怦然心动，于是立刻到杜公馆向杜月笙请示：“听说卢少棠要把华丰面粉厂出让，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不知道杜先生是否愿意接手？”
杜月笙听了，也相当感兴趣，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他肯让，我们当然要买。”
“这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如果想买，还得早下手。”杨管北建议道。
“好，这个事情由你负责，火速办理。”杜月笙当机立断。
“没问题，华丰方面由我来负责接洽，但是我们还得去找买这家厂子的钱。”
“大概需要多少钱？”杜月笙问。
“华丰方面暂未开价，依我看来，起码不少于一百万吧。”杨管北说道。
杜月笙略一迟疑，说道：“只要你能把华丰买下来，钱的方面由我来负责。”
原来，杜月笙虽然自己也开办银行，但盈余有限，虽说航运和交易所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他平日里开销太大，左手进右手出，一时拿出这么多钱确实有些困难。但筹钱对杜月笙来说也绝非难事，只要他打个招呼，那些金融工商界的大亨阔佬无不慷慨相助。
杨管北领命而去，立即派专人向华丰方面打听消息。让他喜出望外的是，负实际责任的一位陈经理居然跟杨管北颇有交情。于是，杨管北很快找到陈经理，开门见山，把杜月笙想买华丰面粉厂的事情和盘托出。
陈经理听后，眉头一皱，说道：“杜先生想盘华丰，固然很好，但现在已经有人在接头了。”
“是哪位？”
陈经理想了想说：“这个我不方便讲，因为这位先生与杜先生交情也特别好，我说出他的名字，杜先生就不便接手了。”
抓住这个说法，杨管北马上单刀直入地说：“既然如此，那您老兄有心帮忙，多谢多谢。我们便抢在前面，先把价格敲定，如何？”
两个人细细一算，几经折冲，用最快的速度，决定以一百零九万大洋成交。
就在杨管北与华丰方面签订盘价的第二天，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傅筱庵居然不请自来。杨管北知道这个人可是财神菩萨，十分欢喜，他把傅筱庵拉进房间，展开密谈。
杨管北开诚布公说道：“最近卢少棠要把华丰面粉厂出手，我去打听过了，只要109万，就可以盘下来，确实很划算。”
“你的意思是，这个生意值得做？”傅筱庵问道。
“不止是我，杜先生也不想放弃。”
傅筱庵一听说是杜月笙想买这个厂子，登时来了精神，说道：“如果杜先生想买下来，我很愿意帮这个忙。”
原来，这个时候的杜月笙还没有坐上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位置，傅筱庵仍然掌握着中国通商银行的大权。杜月笙帮过自己很大的忙，傅筱庵当然铭记于心，杜月笙这次接手华丰，自己免不了施以援手。
“那我就替杜先生先谢过傅老板了。”杨管北高兴地说道。
“由杜先生买，你来做，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傅筱庵深沉地笑笑说：“杜先生不是有意侧身工商界吗？买下华丰，就是开始。”
“不过……”
“需要多少钱，中国通商可以低利放贷。”傅筱庵爽快起来。
傅筱庵答应帮忙，杨管北好不开心，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没想到这次一次就解决了两大难题。
很快，杜月笙与华丰方面签署了买卖协议，华丰面粉厂正式转让到自己名下，这是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业。华丰面粉厂择吉日重新开张，由杜月笙担任董事长，杨管北、王禹卿、卞筱卿等人为常务董事，负责主持一切事务。
就在华丰全新开张的那一天晚上，杜月笙和杨管北一道进餐，饭后谈天，杜月笙笑吟吟地告诉他说：“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华丰敲定以后，有一位极要好的朋友，大光其火地跑来办交涉。”
杨管北一听，已猜到了八九分，但他还是明知故问：“办什么交涉呀？”
“这位朋友接洽华丰在先，他说我们不该抄他的后路，捷足先登。”
“杜先生如何答复他呢？”
杜月笙莞尔一笑，说道：“我事前确实不知道他要盘下华丰的事情，所以只好说，问题简单得很，你今天既然来告诉我了，大家都是朋友，干脆，你就接过去做吧。”
杨管北忙问道：“对方怎么答复杜先生呢？”
“他说：你已经买下来了，我怎么能接过去做？”
“那么，这桩事体就这么了结啰？”杨管北问道。
“不，我还是请他接过去。”杜月笙轻缓地摇头：“我甚至于这么说，这家面粉厂并不是我买下来的，而是几位好朋友合资盘下来，捧捧杨管北的场。”
“他又怎么说？”
“当然还是不肯接受，”杜月笙又笑了：“从这时候开始，他反过来极力要我们好好地做下去。后来，我说我们实在是不过意，于是我提议送他五万元的干股，算是补偿劳神费力的损失。”
杨管北也笑了起来问：“他接受了？”
“不，”杜月笙纵声大笑：“他急了，说是杀了他的头也不能收！”
这一段谈话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杜月笙始终没有提过那位好朋友的名字，而杨管北也不曾问。
华丰面粉厂自从收归杜月笙旗下后，成为他后半生的重要产业。他特别重视华丰面粉厂的经营和发展。为此，他特别委任自己最为看中的门生杨管北直接负责一切事务，还不惜投入大量财力和精力与竞争对手展开博弈。
当时，面粉的交易被统一集中在面粉交易所里。上海的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王一亭年过六十，一心做佛事，对交易所的事情过问甚少。另一位重要的掌权人就是常务理事荣宗敬。荣氏企业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企业之一，起家于无锡，腾达于上海，实力雄厚，全国罕有，一度被称为近代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荣氏企业在全国有面粉厂达十二家之多，由于荣氏企业在面粉交易中财势绝伦，供应量巨大，举手投足都会影响到整个面粉市场的交易，因此，其他厂商无法与荣氏企业相抗衡，同样的面粉在交易所发售，荣氏企业的兵船牌开价一般都在每袋三元左右，而其他厂牌的面粉最多只能卖到两块八九。
荣氏企业做得如此之大，要归功于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他们克勤克俭，努力奋斗，方始家族兴旺，扶摇直上。
由于荣宗敬担任面粉交易所的常务理事，因此对自己企业的交易十分有利，其他同业者只能屈居其下，沦为陪衬。自杜月笙把华丰面粉厂交给杨管北打理以后，杨管北可谓绞尽脑汁，要打一场翻身仗。
杨管北果然不负所托，他千方百计联系到两位专做面粉生意的行家角色，一位是荣氏企业福兴面粉厂总经理，主管一至十厂，绰号“面粉二王”的王禹卿。杨管北在杜月笙的授意之下，软硬兼施，又重金礼聘，最后王禹卿忌惮杜月笙的手段和势力，只得由荣氏转投华丰，出任常务董事，连同荣氏的“兵船”招牌也被他一齐挖到华丰面粉厂。另一位是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同样是被杨管北重金礼聘而来，只是过程相对容易得多。
从此以后，杨管北只问政务和财务，而业务和厂务全权由王禹卿和卞筱卿轮流负责。拉拢来这两位大将，对华丰面粉厂的发展来说，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保险。拿进货来说，王禹卿对麦价捏得准，够便宜，如今他来替华丰一天进一万包小麦，价格还是照旧，最低限度，决不吃亏。出货方面，他带来了“兵船”招牌，在交易所的价格要比“麦根牌”超过八分至一角，即以八分计，华丰每天出货一万包，一年便可以多赚三十万。因此，华丰在杜月笙所有的事业之中，始终有赚无赔，成为他主要的经济来源。
从华丰面粉厂开始，杜月笙逐渐建立了一系列的工商事业，然而他在经营生意上远不如他在经营人际上高明，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交给他的门生或朋友来做，自己极少过问业务，也不干预人事。他从不在自己的事业机构里委派、推荐或者安置私人，这也充分表现了他对受托之人的充分信任。终杜月笙一生，华丰面粉厂都是他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巧结党打压对手
由于经营有方，华丰面粉厂在杨管北的手中起死回生，生意赚了钱，杨管北又立即建议杜月笙扩大经营。于是，杜月笙又利用国华银行唐寿民与自己的私交，以华丰面粉厂的全部生产设备作抵押，贷款150万元，这些钱除了归还上海通商银行的贷款外，余下来的钱，全部用在修建厂房、增添设备上。
在上海的面粉交易中，“面粉大王”荣宗敬始终把持着龙头局面，由于荣氏企业资产雄厚，规模庞大，绝大多数同业者只能屈居其下，沦为陪衬。但对于贯通黑白两道的大亨杜月笙来说，这种局面是他不能容忍的，要想在面粉交易行业有所建树，必须把荣氏企业拉下马。
杜月笙有着灵活的手腕，常常“闲话一句”地仗义援手，赢得了慷慨仗义的名声。他很清楚，在荣宗敬、王一亭等大亨把持交易所大权的局面下，要想抗拒乃至解除荣家的重大压力，必须广结人缘，建立自己在同业者的威望，拉拢一批力量为己所用。
当时的上海，设有两个面粉业的同业公会，一个是“上海市面粉同业公会”，一个是“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前者一直由荣宗敬、王一亭等人掌握，而后者相对弱小，但也是唯一能与上海市面粉公会相抗衡的同业组织。杨管北早在这一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杨家颇有产业，在扬州和高邮等处都开设有面粉厂。
上海面粉同业公会和三省同业公会一向对立，双方矛盾极为尖锐，无外乎是因为三省同业公会对荣宗敬把持交易所大权、操控交易价格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在荣宗敬等人的操纵下，内地厂商制造的面粉运到上海，不仅要多花一笔运费，而且还要被交易所硬压下去每袋两三角钱的价格。
杜月笙对内地厂商的这种心理揣摩得十分清楚，终于让他捉住机会，与这些厂商结为同盟，大家共同的对手是荣氏企业，所谓远交近攻，正是杜月笙要对付荣宗敬的手段。
1931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裁厘改税”的政策，亦称“裁厘加税”。所谓厘金，又称“厘捐”，是一种货物产销税，征于货物生产、过境和落地销售过程。这种税收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清军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筹集军饷，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过往客商征收税捐。
“厘金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恶税，不仅直接提高了商品交易的价格，而且还成为贪官污吏肆意勒索过往商旅的一种残酷手段，可谓祸国害民，百无一利。
国民政府实施的裁厘加税政策，大大地改善了商品流通的环境，对于上海面粉厂商来说可谓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但另一方面，却给内地面粉厂商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原来，在没有实施“裁厘加税”之前，内地面粉厂都是就地采办原料，也就无需承担厘金，而上海的厂商则不同，他们必须深入内地的小麦产地收购原料，沿途都要付出厘金。每一百斤小麦可生产两包面粉，如果把小麦从山东、湖北等省份运至上海，即需要负担每一百斤一元钱的厘金，再经过苏北或者江西、安徽运送到上海各厂，每包面粉通常都要付出八角到一元的厘金。相反，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的面粉厂，运面粉到上海每包只要一角的厘金，虽然多花了运费，但却减少了厘金，彼涨此消，内地厂商在与上海本地厂商的竞争中，才不至于落得下风。
如今厘金取消，上海厂商到内地采购原料，沿途不再报缴厘金，原料运到上海，制成面粉每包只要缴特税四角。因此，“裁厘加税”使上海厂商降低了每包四角到六角的成本。
另一方面，内地厂商在这一政策面前并未获得任何好处，反倒是更糟糕了。从前他们将面粉运到上海，每包只需要缴纳一角的厘金，“裁厘加税”以后，他们只减了厘金一角，却反而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特税四毛，一出一进他们便需多付三角的特税，如此一来，与成本大大降低的上海本地厂商相比，内地厂商毫无优势可言，不要说竞争，简直就要被迫关门了。
华丰面粉厂设在上海，裁厘加税对于杜月笙来说绝对是好事一桩，他也成为数不多的受益者之一。内地厂商的倒掉，对他来说只有更好，以他自己开办的中汇银行以及金融界对他的全力支持，可以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面粉帝国”，然后把纷纷倒闭的内地厂商一鼓作气接收过来。
然而杜月笙做事向来棋高一步。他当然晓得，裁厘加税对华丰来说是重大利好，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华丰在与荣氏企业竞争中的局面，要想击败荣宗敬，必须远交近攻，只有拉拢内地厂商，帮助他们改善经营局面，才能壮大自己的势力，掌握主动的局面。
于是杜月笙不但没有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发财，反而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跑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告诉那些神情沮丧的内地厂商说：“各位不要着急，让我们大家一道来想个办法。”
就凭这一句话，这些热锅上的蚂蚁已是感激不尽，杜先生如此慷慨大义、古道热肠，大家无不衷心敬佩，纷纷伸出大拇指，夸赞杜先生为人四海，道义为先，果然名不虚传。
虽然是闲话一句，但若是杜月笙说出来的，无异于在众人面前许下担当的承诺，回到杜公馆，他立即将自己的智囊纷纷请来。这些智囊之中，以陈群、杨管北脑筋灵活，善写文章，三个人一商量，由陈群执笔，写出了一篇理由堂堂正正的文章。大意是，根据国父实业救国之遗教，民生之现状，由上海厂商杜月笙领导三省面粉厂商全体，呈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声明拥护“裁厘加税”政策，不过，内地厂商确有面临倒闭的危机，因而要求中央特准“补助内地实业”，硬性规定上海厂商应纳面粉特税一角，内地厂商则仅缴纳特税五分。
文章写好，盖印图章，一路呈送而去。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张寿镛、省主席叶楚伧均是杜月笙的座上客。即便是中央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这些权贵，与杜月笙也极有交情。因此，江苏省财政厅、省政府便顺利通过此一陈情，转呈中央国民政府。
宋子文和孔祥熙原则上表示同意，不过为了顾全中央的法令和威信，稍微变通了一下方法，所谓体念实业之艰辛，不分上海或者内地，所有厂商的面粉特税一律每包一角，然而恪守国父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鼓励和提倡实业发展的方针，由中央实业部以补助的名义，准予把江南厂商的特税降低为每包六分，把江北厂商的特税降低至每包五分。
消息一经传出，“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欣喜若狂，生死存亡之际，杜月笙一纸书信居然拨云见日，让内地厂商免遭一场浩劫。许多人无不感觉到，与荣宗敬等人的蚕食鲸吞相比，杜月笙慷慨尚义，扶贫济弱，这才是大家风范，于是越发觉得，交易所的理事长，实有立即改组另聘贤能的必要。
于是，但凡手中握有交易所股权的内地厂商自动集合起来，再联络上海厂商中不属于荣宗敬、王一亭的一些人士。多年以来，他们一向在为荣宗敬等把持交易所，抬高本厂的面粉价格、压抑同业，造成极不合理的差价感到深切的苦恼。内地厂商和上海厂商接触频繁，意见非常接近，因此，双方决定合作，开始暗中收购面粉交易所的股票。
待股票收购得差不多了，以内地厂商为核心的阔佬们觉得已可掌握情势，便立刻要求召开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并且由双方推派代表，并恭请杜月笙届期出席。此时的荣宗敬和王一亭还蒙在鼓里，他们主持大会，讨论议案，一上来便遭遇猛烈的炮轰，这让他们惊诧不已，上海厂商和内地厂商竟然连成了一线，双方的炮口都对准着他们。
内地厂商早已准备好了充分的措辞，向荣、王展开强势攻击。首先是荣宗敬、王一亭把持交易所，任意操纵面粉价格，私己废公，打压同业。其次是交易所历年积存的盈余有六七十万两白银之多──这一笔巨款用处不明，极有可能被荣宗敬、王一亭挪为己用。只这两项指控，已很难让人措辞答复。交易所的股东们纷纷发出怒吼：“理事要改选！挪用的银两立即还回来！”
如此同声挞伐，让台上的荣宗敬和王一亭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有些招架不住，他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不但无法控制会场，而且逐渐失去支持，无法集中赢得选举的股权。当天，面粉交易所应全体股东之请，投票改选。
改选的结果正如杜月笙所料，自己名正言顺地当选为上海市面粉交易所理事长，杨管北顺理成章当选为常务理事。杜月笙巧结朋党，远交近攻，撵走荣宗敬，取而代之，终于让面粉交易所的大权落到自己手里，不仅自己一跃成为面粉业的领袖，同时，也让华丰面粉厂在竞争中逐渐占据有利位置，掌控竞争局面。
杜月笙当选面粉交易所理事长之后，并未对荣宗敬等人落井下石，在追讨所谓挪用银两的问题上很漂亮地放了他们一马。他向面粉交易所的股东陈情，荣宗敬和王一亭两位先生自创办面粉交易所起始，多年以来卓著劳绩，他们的欠款不再追问，权作他们的酬劳。于是，他又一次赢得了不计嫌隙、慷慨大义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