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松乔收押巨商
1931年的杜月笙，人生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正是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就曾致电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多次接到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爱国军人顽强抗战外，其余皆不战而退。
于是，日军在东北三省所向无阻，以至到最后，山河沦陷，万民涂炭。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爱国运动。事变发生之后，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罢工、罢课活动。9月26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10月初，上海各界八十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九一八事变之时，也正是民族矛盾上升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的公然侵略不仅使工人、农民、学生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达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把握住上海市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时机，杜月笙邀同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全力支持之下，组成了规模庞大、以上海三百万市民为后盾的“上海市抗日救国会”，推杜月笙、虞洽卿等人为常务委员，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担任秘书长。
“上海抗日救国会”虽然拥有二十五位常务委员，不过其中最主要的人物还是杜月笙。他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分为两大主流；一是由他一手控制的青帮徒子徒孙；二是通过陆京士、朱学范等人领导的各界工会组织，这两大主流力量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予以协助。
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英国政府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相当有效，杜月笙再度建议，从“禁止日货”入手，呼吁上海市民拒买拒卖日货，支持民族实业。他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势力广募群众，在各个要冲地点成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发现有人私藏私卖，立即加以没收，并交给“保管所”处理。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要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招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之外，主要的人力来源还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这些青帮弟子遍布上海的各个角落，从事着三教九流中的各种职业。杜月笙登高一呼，青帮徒众应者云集。别看平素都是刀口上舔血的黑道中人，民族危亡之际，俨然都成为了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
天后宫桥检查所有一位邮务工会出身的负责人叫于松乔，也是杜月笙的门人，与杜月笙的另外一位得意门生陆京士关系密切。于松乔一上来便摆出一副铁面孔，气势汹汹地带着人到上海著名的“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的日本棉布，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棉布被送到“保管所”暂行封存。
于松乔回到天后宫桥的“保管所”，坐等好戏开锣，他当然晓得，合昌祥的老板陈松源乃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的理事长，绝不会善罢甘休。
果不其然，刚回到保管所不久，陈松源便乘一辆黑色轿车抵达天后宫桥，身后还紧随两位凶神恶煞般的保镖。
“这里是什么人负责？”陈松源开口便问。
“是我！”于松乔歪着脖子瞟了陈松源一眼：“我叫于松乔，你是谁？”
陈松源哼哼冷笑，说道：“方才贵所有人到我庄上取走了两箱棉布，我想，这里恐怕是有误会了。”
“没误会，全上海的人都在抵制东洋货，合昌祥却私藏私卖，我是秉公办事，现在这两箱棉布已经充公了！”于松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陈松源何曾碰过这样大的钉子，见于松乔态度如此强硬，半点情面也不讲，越发摸不清于松乔的来路。此时，他身后的两位保镖挤了出来，发了话：“喂！朋友，你不要有眼无珠，晓不晓得这位先生是谁？”
“管你是谁？”于松乔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我只晓得公事公办，如今国难当头，任何人贩卖东洋货，给东洋人赚钱，那就是奸商，是汉奸，奸商、汉奸贩卖东洋货就得没收！”
“什么奸商不奸商，你胆敢当众辱骂我们陈理事长？”保镖怒目说道。
“我管你什么理事长不理事长？”于松乔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态度：“只要贩卖东洋货，就是奸商！”
几句话说得陈松源脸色铁青，赫然震怒。
于松乔指着陈松源的鼻子尖儿，说道：“我警告你，这里是保管所，你们不要无理取闹，否则……”
“否则怎样？”陈松源忍无可忍，打断了于松乔的话，厉声道：“你擅闯我店，抢我财物，居心不良，小心我拿你问官！”说完，手一挥，吩咐两个保镖进屋搜查棉布。
正待两名保镖径直往保管所里闯的时候，于松乔早有防备，他迅捷地伸出手，一把捉牢陈松源的领口，使劲儿往屋内拖，一面走一面呵斥：“你竟然敢抢保管所，好哇！我现在就把你关起来。”
保镖一看老板被捉，气急败坏，两人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对准于松乔，大声喝道：“赶快放手，不然我们开枪了！”
“你们敢？”于松乔身子紧紧贴住陈松源，顺势倒退了三步，向门口移去。
只听得砰的一声枪响，幸亏于松乔躲闪得快，才免吃了这一颗卫生丸。枪声惊动了保管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涌而出，两名保镖一看大势不好，掉转身去便往外逃。
于松乔也不追赶，而是回头把陈松源塞进小房间，大声说道：“今天我是要看牢你了！”
陈松源被关在拘留所的小房间里，气得顿足咆哮、捶门怒骂。
陈松源的保镖回到合昌祥向陈家报告，陈家人又惊又怕，立即四处央人营救。很快，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捉牢关起，消息随即传遍上海滩，人人吃惊，个个失色，尤其是在同业之中引起轩然大波。
这件事也引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的特别重视，他和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闻讯之后，匆忙驱车赶到天后宫桥。虽然他对于松乔不假情面、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相当赞许，但是，陶百川也婉转地向他说明：“抗日救国会只是爱国的民众团体，毕竟不是权力机构，私自抓人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请你马上把陈松源放出来，我们再商议解决这桩事体的办法！”
于松乔听他这样一说，立即跑到羁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前，就地坐下，说道：“陶先生是学问人，论地位、论口才、论学识，我都服帖，但今天的事情，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陈松源带着保镖来抢东西，我还险些吃了卫生丸，我非关他不可，假使有人想来拖开我，”他伸手指一指左侧的钢筋水泥墙壁：“我立刻就撞墙自杀！”
陶百川、吴开先一再苦口婆心，良言劝解，奈何于松乔犟如蛮牛，就是不肯放人，陶、吴二人拿他毫无办法，悻悻而去，另行设法。
与此同时，陈家人四处奔走，设法施救，此事也惊动了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商会为了抗议“抗日救国会非法拘留纱布工会理事长”，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扬言再不释放陈松源，从明天早晨起，上海各行各业决定无限期的罢市，以示抗议。
事情越闹越大，不长时间，大佬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也匆匆赶来，或是疾言厉色，或是委婉忠告，好话歹话说尽，于松乔就认准一句话：“谁敢过来拖我，我立即撞墙自杀！”
抗日救国会里，一大群人面对着倔强的于松乔毫无办法，上海市商会的压力却在不断地传来，而于松乔仍然不为所动。
抗日救国会的初衷是抵制日货，抗日御侮，如今却因为这一桩事体，闹得与整个商界为敌，这将如何是好？屋子里人多口杂，聒噪一片，少不了推推挤挤，吵吵嚷嚷。于是有人想趁乱把于松乔抱住拖起来，破了他这一道铁卫，将陈松源释放出来。
岂料于松乔果然说话算话，他突然甩开众人，奋力猛冲，向左墙根死命撞去。砉然一响，吓得众人失声尖叫。再看于松乔时，他已头破血流、皮开肉绽了，可是他撞伤之后，又飞快地退回到小房门前，照旧端坐不动，只是气呼呼地连声说道：“我就在这里等死好了……”
如此一来，更没有人敢近身了。这时有人想到一个人，此人正是于松乔的同门弟兄陆京士，平时二人关系甚为密切，于松乔对陆京士也相当尊敬，因此众人希望陆京士能着力劝慰于松乔，让他不要再鲁莽行事。
陆京士得到消息之后，匆匆忙忙赶到天后宫桥，他挨近血流满面的于松乔，不胜忧急问道：“松乔，你自己身体要紧，你可否告诉我，你要哪一位先生出来说一句话你才肯听？”
于松乔已很虚弱，他抿了一把脸上流着的血说：“唯有——杜先生。”
众人一听，如释重负，长长吁了一口气。陆京士赶紧打电话到杜公馆，杜月笙一听到陆京士的报告，顿时便说：“你去跟松乔讲，他犯不着为这件事体枉送性命。我立刻派车子来，接他到医院治伤。”
放下电话，陆京士又跑回于松乔身边，把杜月笙的交代复述一遍。于松乔仰起脸来问道：“杜先生的意思是叫我离开这里？”
“当然是了，现在你去医院治伤要紧。”陆京士催促道。
“好吧！”于松乔疲惫地站立起来，踉跄地跟着陆京士挤出人群，往外面走。众人见这头犟牛终于妥协了，都很高兴，不必担心明天有人罢市，而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也就“刑”期届满，宣告释放了。
于松乔的行动虽然有些鲁莽，但是他一腔热血、慷慨忠义的精神，却赢得许多上海市民的一致赞佩。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陈松源于情于理没有赢得同情，反倒是莽汉于松乔的故事被广为传播，一时间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英雄好汉。
上海市商会与抗日救国会两边一说情，陈松源也就不好再追究下去。一场轩然大波虽然风平浪静了，可这件事却为抗日救国会做了很好的宣传。一夜之间，上海市面上的日货一扫而光。检查所的人还没到，大小商家就都自行收档了。他们知道，自己的牌头不会比陈松源更硬，与其让铁面无私的抗日救国会收缴充公，不如收档以后退回日本厂方或上游商家。不能退掉的现款货，则只好偷偷藏到仓库中，等候时机。
这样一来，日本人开设的工厂与商店出现大量滞销，商品堆积如山，无人问津。抗日救国会的行动越来越紧，但凡掌握到任何一处的情报线索，便要将日货没收充公。若是发现中国商人有资敌卖国行为，没收财产还不算，更会被捉到拘留所饱尝皮肉之苦，甚至要穿上写有“卖国贼”字样的衣服，困在站笼里供人辱骂和参观。在抗日救国会严格的“经济制裁”下，中国商店几无日本商货，而日本人开的商店唯有宣告关门大吉。
组织抗战后援团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三省节节推进，一路势如破竹，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三省及热河省相继沦陷，日本加速向中国内地全面进军。此一事实让所有在华日侨气焰十分嚣张、趾高气扬，他们深信，中国即将沦为日本的属土。
当上海人民高举抗日大旗、全面抵制日货之时，旅沪日本人也迅速组织起来，他们仰仗强大的日本军队做后盾，同时又与骄横凶残的日本浪人勾搭在一起，想方设法与上海人民展开对抗，甚至出现了中国人和日本侨民相互敌视，咒骂、械斗乃至暗杀的场面。这便是“一·二八”事变前夕的上海情况。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罔顾信义，分兵三路，悍然向驻扎在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战争随即爆发。此时，驻守闸北的军队是一支名声大噪的抗日军队——由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军第十九路军。
日本海军陆战队鲛岛大佐自以为日军装备精良、赫赫声威，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十九路军，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扼守一线的十九路军奋起还击，死守阵地。这些忠勇无比的草鞋兵，一面沉着应战，一面致电驻军指挥部，把早已入睡的蔡廷锴“喊”了起来。
当蔡廷锴听清楚日军业已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丝毫不敢怠慢，愤然下达第一道命令：“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这一夜，整个闸北枪声大作，炮火喧天，十九路军士兵置生死于度外，英勇杀敌，毫不退缩。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不断增兵，他们前后调动了陆军十一万、军舰十余艘、飞机数百架，而十九路军仅有兵力三万，加上后来增援的第五军，总兵力不足八万人，以有限的火力与陈旧的装备抵御顽敌，居然能扼守防线达一个月之久，彻底粉碎日军四个小时占领闸北的美梦。
1月28日深夜，杜月笙被闸北突然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视，但见闸北一带火光冲天，烈焰熊熊，红光映亮了半边天，这便是日军轰炸闸北引起的大火。
大战果然爆发了，这些天，杜月笙把日本人的诡谲手段看得清清楚楚，先是日本人雇佣大批暴徒寻衅滋事，欺侮中国百姓，接着又施压上海市政府，要求解散以他为主要领导的“抗日救国联合会”，继而又悍然对国民革命军发动袭击。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杜月笙眼睁睁看着却束手无策，只是反复地喃喃自语：“闸北那边还有好多人，该怎么办啊？”
虽然自己身处法租界，可暂保一时平安，可他根本无心睡眠，当夜便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了解实际情况，并且向两位在沪最高军政长官请缨：“但凡我杜某人能出力的事情，绝不推辞！”
熬过一夜之后，第二天清晨，杜月笙急匆匆召集到上海各界名流及工商领袖，准备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再成立一个“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并请上海《申报》的老板、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担任会长，以此来表示这个民间团体的超然地位，它不属于任何派系，而是属于老百姓的抗日组织。
筹备会议席上，杜月笙除了坚持这一主张外，他还辞绝了副会长的职务，声称不论办任何事体自己一定会全心全力，担任会长职务，任何人都比自己更有资格。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答复既简单又直接：“时局如此紧张，名义便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尽心尽力出来办事。我把名义给别人，也是想让他们真的出来做事！”
但是，与会的人考虑到杜月笙的影响力，认为他很有必要在办事的同时，担当起名义来。最后他无法推卸，只得应允担任副会长一职，同时担任副会长的还有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
十九路军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坚枪利炮，誓死卫国的精神让每一位国人为之所激励。杜月笙也深受感染，他通过其广泛的人际关系，发动各大报馆、电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长的时间，全面报道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壮烈事迹和英勇表现，并齐心协力传播抗日宣传活动。有些报馆与电台提出劳军的呼吁，上海市民也纷纷做出空前的响应，从贩夫走卒到达官富贵，此刻都毫不吝惜自己的财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
集腋成裘，聚沙为塔，市民捐献的各式各样的物品堆积如山。自药品、棉衣、食物乃至于工具器材、麻袋砂包，只要报纸上刊载的、电台广播出来的，听到消息的市民，都会罄其所有，争先恐后地往“抗敌后援会”送。
为了给浴血奋战的士兵打气，杜月笙觉得很有必要到前线去慰问劳军。因此他在2月1日，偕同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几人，亲冒锋镝到蔡廷锴的司令部进行慰问。随行人员带去了大批的捐献物资，包括大米、罐头甚至纱布、绷带等物品。
看到十九路军如此艰苦，杜月笙不胜感慨：“十九路军在前方杀敌，物资方面所有需要，上海老百姓将全部负责供应！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准备什么！”
蔡廷锴对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援十分感动，连声道谢。
“现在上海市民踊跃输将，钱款物资已经很多了，抗敌后援会的仓库里恐怕要装不下了。我建议贵军设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与后援会联络处理此项事务！”杜月笙建议道。
“好！我尽快落实！”蔡廷锴高兴地回答。
几天后，十九路军在法租界设立了后方办事处。这个后方办事处主要负责接受捐款捐物，以及物资采购及分发事宜。到了4月下旬，十九路军所收到的各项捐赠合计达百万之巨。于是，到4月27日，蔡廷锴召开十九路军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决定，从捐款中划拨一部分，将所欠士兵共计九个月的军饷一次性全部予以发清。
与此同时，和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在“一·二八抗战”打响之后，立即联合上海工商界成立“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按照军队编制，先后成立第一、二两个团，每个团各有约一千人。
战地服务团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前线与后方的桥梁，负责救护伤员，输送弹药、器械与食物等必需品。若是遇有战事扩大的情况，他们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物资，护送难民。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辛劳，丝毫不亚于前线的战士。与手握武器的前方战士相比，他们赤手空拳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所凭恃的完全是一腔爱国热忱。
战地服务团第一团的团长由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则为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务委员周学湘。这两个团的特殊作风就是不分团长团员一概到最前方从事服务工作，这些团员之中，因为被流弹射杀而慷慨捐躯的时有所闻。淞沪抗战结束后，抗敌后援会曾在上海北站为死难的战地服务团团员立碑，碑文上镌刻有他们的名字，那是他们所能获得的唯一报酬。
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严重关头，杜月笙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在“四·一二政变”中充当了蒋介石的打手，残害过汪寿华等共产党员，但在淞沪抗战这一关键时期，在抵御外侮这一民族大义之前，他能从保家卫国这个最高利益的角度出发，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谈判桌前斥日将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原本以为可以兵不血刃，迅速拿下整个上海，不曾想遭到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战事越拖越久。尤其是遭到十九路军驻防闸北的七十八师迎头痛击，让日军伤亡惨重。新继任的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心里发慌，唯恐兵力不继，遭受败绩，因此急于停火休战，以图缓兵之计。
此时，中日之间的外交谈判之门尚未完全关闭。上海市长吴铁城在战事开端之时就一直寻求各国驻沪领事馆的帮助，虽然英美两国的领事已经公开出面调停，但日本一向不赞成第三国介入中日之间的纷争，同时野村也担心第三国的介入会“偏袒”中国，让日本海军发动的这场战争为世界舆论所诟病。因此他更愿意采取非官方的方式，通过一些背景深厚的民间人士，试探中国当局的“和平意愿”。
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眼中，杜月笙无疑是一位不错的人选，一来，他是支持抗战最有号召力的社会领袖；其次，杜月笙与上海军政界的蔡廷锴、吴铁城等人都相当熟悉，即使在国民政府政要如孔祥熙、宋子文面前，也都有相当的分量。最为重要的是，日本人早就耳闻杜月笙在“四·一二政变”中的重要性，因此，千方百计设法拉拢杜月笙，企图为己所用。
杜月笙嗜赌，平日赌友无数，其中有一位叫李泽一的赌友甚是有钱，经常与杜月笙穿梭于大小赌档，豪赌狂博。杜月笙把李泽一当做酒肉朋友、赌桌上的玩伴，但李泽一却与日本头号特务头子土肥原关系密切。为了能争取到杜月笙，李泽一悄悄奉了土肥原之命，展开了对杜月笙的人情公关。
华格臬路杜公馆内，李泽一登门而来，开口便提及上海目前的局势，试探性地说道：“日本军方认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该自行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为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着想，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或许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停火方案。”
杜月笙从来没有想过，李泽一在淞沪大战激烈进行的时候，居然会摇身一变，成为跟日本军方有关的重要人物，而且还代表日军海军陆战队邀约自己，所谈的问题竟然与震惊中外的淞沪事件有关：日本军方要试探停火谈和的可能性。
玩味李泽一的这一番话，杜月笙胸中了然，李泽一充其量不过是日方的传声筒，此次前来不过是透风罢了，但停火毕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他心里十分欢喜，脸上却依然声色不动，平静地答道：“与日本军要晤面兹事体大，可否容我考虑一下。”
李泽一懂得，杜月笙必须事先征得国民政府当局的同意，方可以与日本人坐下来谈。因此，他连忙应允：“没问题。杜先生考虑好的时候，务必赐我一个电话。”
“一定，一定。”
送走了李泽一，杜月笙沉默良久，坐卧不宁，日本人真的想停火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圈套？为什么要找到自己？此时杜月笙也犯难起来，他赶紧邀来自己的高级智囊团商议对策。
为了谨慎起见，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体应该陈情官方，如今的闸北几成一片瓦砾，战争多拖一天，就会有更多的百姓付出伤亡代价，况且十九路军未必能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日本军阀最不容易打交道，从无信义可言，说不好这几天日军损失很大，停火之事只不过是他们的缓兵之计，万一日军有所增援，必将燃起新的战火。
杜月笙微微一笑：“日本人想缓兵待援，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依样画葫芦吗？不管怎么说，这个消息我们理应早些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也好早作准备。”
事不宜迟，杜月笙赶紧让人拟定了一份报告，以私人的身份向上海市长吴铁城进行了报告和说明，并进一步请官方指示如何处理。吴铁城接到杜月笙的报告，觉得此事既突然又蹊跷，赶紧邀集军政长官进行讨论。最后结论显而易见，官方对此保持审慎的态度，以免落入日方的圈套，但也绝不介入杜月笙与日方私人间的接触。至于需要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前提是立稳脚跟，谨慎小心，步步为营。
得到官方的答复之后，杜月笙心领神会，不再请示官方，而是先跑了一趟法国总领事馆，跟法国总领事甘格林秘密洽谈，得到甘格林的慨然应允：一定充分合作。
接着，杜月笙又派人把李泽一请到杜公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上次所谈的事体，我考虑过了，你说的话很对，我看不妨试一试。只不过，有一点儿事先声明，会面地点要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和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先生一起参加。”
“这个——”李泽一没想到杜月笙会来这一手，赔着笑脸问道：“杜先生为什么偏要这样安排？”
杜月笙微微一笑，清口朗气说道：“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缘由。谈判毕竟不是谈天，我的一切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交情很够，他也曾答应过我：万一将来闹出什么事体来，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他可以挺身而出替我昭雪。”
“但是甘格林毕竟不是中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杜月笙哈哈一笑，说道：“你别忘了，甘格林任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很多年了。我从民国十六年起，承蒙各界朋友的关照，一直到今天，都在担任公董局的华董和华人纳税会的会长，已经有五年了。”
李泽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选定法国领事馆会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面证明自己确系以法租界华董的立场与日方代表会晤。换句话说，依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方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杜月笙棋高一筹，李泽一无话可说，只能回去给野村复命，并力劝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领事馆与杜月笙和甘格林会晤并交换意见，唯独没有提及杜月笙的多重身份。
依照约定时间，杜月笙载着保镖、秘书和翻译，驱车抵达法国总领事馆。很快，几位身着便装的日本军官代表在李泽一的陪同下也到达了领事馆。双方介绍完毕，日军代表便趾高气扬地训话道：“你们中国军队完全不遵守撤退命令，故意引起战争，由此可见，支那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平日里并不是一个心浮气躁、睚眦必报的人，相反，他一向能“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但对于眼前这个日本军官颠倒黑白、嚣张跋扈的态度，杜月笙不由得气涌如山，抗声答道：“我是老百姓，中国军队该不该撤退，我不知道，不过你们日本军队不得你们政府的允许，在中国的土地上擅自炮轰北大营，占领我中国东北三省，难道也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不愧是外交天才，所谓攻心为上，几句话说得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正中日本军代表的要害，那日本军代表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答。李泽一连忙上来打圆场，赔笑道：“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依然不假辞色，避而不答。李泽一忙又欠身回头，看着一脸尴尬的日本军官。等日本军官坐定之后，杜月笙依然余气未消，在甘格林的示意下，杜月笙总算坐了下来。
谈判双方各怀心事，一时间气氛颇为尴尬，李泽一眼见局面不好打开，于是他不惜越俎代庖，装作以一个中间人的立场，说了一大堆话来缓和气氛。待他侃侃而谈、长篇大论之后，把话题重新归到正路，抬头望了望杜月笙说：“杜先生，还是您先发表一下意见吧。”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听听日方到底有没有停火的诚意？”
“当然有，当然有。”李泽一抢着回答：“否则的话，这几位代表也就不会来了。”
日方首席代表赶紧补充了一句：“停火可以，不过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可否说出来听听，让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为向华方转达。”法国总领事甘格林问道。
日方代表顿了顿，说道：“停火可以，支那军队必须遵照日本海军司令部在一月二十八日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所下达的最后通牒，将十九路军撤出上海，以避免两国军事冲突。”
闻听日方代表如此无理的请求，杜月笙哈哈大笑：“冲突是你们日本军队造成的，按理说，撤出上海的应该是你们日本军队。”
日方代表恼羞成怒，怫然变色，叫嚷道：“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完全合法，我们在事先曾经获得上海各国防军的谅解，进驻闸北，保护经常受到攻击的日本侨民！”
杜月笙把目光投向甘格林，不无讥讽地说道：“真是新鲜事了，闸北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界，各国防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吗？”
甘格林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杜月笙又凛然说道：“依我看，你们日本军队早就应该撤回公共租界。”
“但是，支那军队也要撤兵！”日方代表抗议道。
杜月笙再一次被日方的无理请求激怒了，他愤然而起，大声斥道：“日本人强占了中国领地，撤出闸北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地界驻防，为什么也要撤退？”
李泽一见杜月笙情绪异常，不等日军代表开口便插嘴说道：“杜先生，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传达日方的意愿，权当投石问路，方才日军的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关方面商讨过后，再由官方出面，采取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与此同时，甘格林也随声附和：“李先生说得没错，正式的和谈还是应该由官方出面交涉。”
虽然杜月笙怒气未消，但也无话可说，只能应允。日军代表告辞的同时，杜月笙也告别甘格林，驱车回到家里，把谈判经过详细整理了一下，然后匆匆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复命。
吴铁城根据杜月笙的报告，立即派人参加了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的调停战事的会议，并当着各国领事的面质问日本领事：“日军进攻闸北，是否获得各国防军委员会的谅解？是否是根据防军委员会的防务会议拟定计划而采取的行动？”
众目睽睽之下，日本领事见无法抵赖，只能坦白承认：“日军进入闸北，并非防务会议拟定计划，而是日本军队为了保护闸北地区的日侨安全所采取的特别行动。”
中方代表立即乘势质问道：“对于日本军队的此一行动，日本政府是否愿负完全责任？”
那位日本领事板下脸来，大喝一声：“当然负责！”
由于这一段对答，日本蓄意侵华之阴谋昭然若揭，在道义上已经站不住脚，中方代表回到市政府，将经过向吴铁城市长一一陈明。吴铁城高兴万分，立刻急电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请外交部向国际联盟提出陈述。
接下来的一次斡旋会议上，根据杜月笙所提供的情报，上海市政府代表正式提出：日本军队退到租界范围内，日本军队进驻的越界筑路区域，暂时交由英、法、美军维持秩序。
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日方代表不便擅作主张，答应请示日本驻沪总领事以后再作定夺。
会议结束后，吴铁城立即采取第二项行动，通知杜月笙，让他转请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就目前的日军意向，敦促英、美等国的领事迅速召开第二次会议，并邀请十九路军代表参加和谈，借此谈判，探讨停火的可能性。
各国领事当然不希望战火波及租界，影响到他们在华的利益，更不愿意眼睁睁看着日本独吞中国，所以各国领事都十分支持。2月1日，二次会议在英国领事馆如期召开，上海市长吴铁城、十九路军代表区寿年、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日本海军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等人悉数出席，此外，英、法、美等国防军司令以及租界工部局、公董局代表也列席参加。
谈判桌上，中方代表据理力争，日本代表得寸进尺，英、美、法等驻沪领事们则最大可能地希望将战火迁离租界，经过一轮又一轮商谈，最后终于决定：自2月2日起，双方互不攻击，停火三天。
就在这停火的三天之内，日方的援军第九师团、混成第二十七旅团陆续开抵上海，投入战场。停战届满的前几个钟头，日军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罔顾信用，提前开火，下午三点钟向闸北开炮，战机更是呼啸而过，对闸北进行血腥轰炸。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和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顺利开抵上海。至此，淞沪会战面临新的高潮，一场浩劫在所难免。中国军队誓死抵抗，屡挫敌锋，日军久攻不下，恐战事迁延节外生枝，不得不临阵换帅，由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出任司令官，又增派两个师团，此一战一直打到3月3日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双方才进入半休战状态。
两小时毁灭租界
自2月5日起，日本军队再次悍然向中国军队发动袭击，较上次而言，自日军退回公共租界以后，反而无耻地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借公共租界为掩护对闸北实施疯狂轰炸，公共租界当局迫于日军的强大武力，一直放之任之。
中国军队对日军卑劣的行径忍无可忍，被迫向租界的日军发炮还击。英、美等国的领事对于中国军队炮轰租界向中方代表提出了抗议。中国军队不假辞色，堂堂正正回答道：“正是由于日军在公共租界登陆，并利用其为军事根据地，才导致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争斗，租界当局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日军之行动。”
自2月24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我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
双方军队从江湾阵地一直到庙行小镇，前后共打了九天，中国军队誓死不退，寸土必争。十九路军名将翁照垣率本旅三千余名官兵，组织大刀队和敢死队坚守阵地，高喊口号：“没有枪，用刀；没有刀，用牙齿咬！”
由于中国军队的忠勇报国、舍生忘死，日军久攻不下，不得不改变作战计划。按照日军的秘密部署，企图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抄十九路军的后路，采取夹击和突袭的方式，对江湾、庙行一线的中国军队进行围剿。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施，则十九路军必将腹背受敌，淞沪抗战也必将功亏一篑。
幸亏杜月笙细作遍布三教九流，让他及时侦悉：自2月24日起，三天内将有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然后分散开来，住进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住宅。杜月笙很快明白，这数千日军企图假道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十九路军的右路。
情况万分紧急，杜月笙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务必做好防范准备。十九路军根据这一情报，抽调大批精锐部队加强江湾、庙行一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十万火急将危情报告给南京国民政府。27日，外交部急招法国公使及法租界当局，言明务必将潜伏于租界内的日军驱逐出界，以免日军肇成祸端，伤及无辜。
就在外交部与法国公使尚在照会之际，杜月笙已感到事态刻不容缓，急忙驱车抵达法国总领事馆，先行与甘格林交涉起来。无论于公于私，两人的交情都够得上，杜月笙也不再惺惺作态，直接质问道：“最近有日军乔装成市民进入法租界，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甘格林马上意识到，杜月笙对日军假道法租界的事情已经知晓了，说不定还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否则不会无的放矢，跑来这里兴师问罪。
看到抵赖不掉，甘格林索性承认确有此事，不过他还是婉转而又心平气和地解释道：“日本的军人向来野蛮成性，近来气焰十分嚣张，简直不把租界其他国家的防军放在眼里，这一次潜入法租界的日军起码有数千人之多，武器装备精良，倘若当局采取强悍措施，只怕会因激生变，如此一来，不仅不能驱逐日本军队，说不定会给整个法租界带来灾难。”
杜月笙一听，更加义愤填膺，看来甘格林对日军进入法租界完全是放任自流了，他正色告诉甘格林说道：“中日之战，完全是日本的野蛮侵略，国际联盟已经在谴责日本。法国政府的立场即使不与国际联盟一样，起码也应该保持中立，为什么要任由日本军队出入法租界？”
“这个——”甘格林面露尴尬，一时语塞。
“而且我听说，日本人进入法租界的目的就是想利用法租界作为据点，来攻击我们中国的军队。倘若如此，中国军队必然要自卫，到那时候，法租界的居民必然要遭受无妄之灾，试问总领事，你对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财产又怎么保障？”
甘格林被他一番措辞质问得无以应对，支吾了半天才回答道：“我想，中国军队不至于这样冒昧吧，况且，日本军队也不会在法租界耽搁太久！”
杜月笙板起面孔，大声说道：“我是公董局的华董，又是华人纳税会的会长，保障法租界居民的安全也是我的分内之事。日本人混入法租界，必然心怀不轨，此事不能再拖。领事先生最好明天立即邀请各国的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一向温和的甘格林也有些急了，大声问道：“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公开？”
“必须公开，否则法租界一定会出大事体啊！”杜月笙再次忠告。
终究是纸包不住火，既然杜月笙已经侦悉日军在法租界的动态，必然已经通知了中国的军政当局，这样一想，甘格林也只能无奈地点点头说：“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召集这次会议，不过，最终结果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第二天一早，法国总领事馆内，各国的驻沪总领事全部到齐，中方首席代表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出任，杜月笙作为租界华董的代表，也准时赶来参加。
甘格林以主人的身份，首先说明了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日军认为他们有权在租界驻军，中国政府则指控日军利用租界庇护，将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因此租界当局十分为难。鉴于此，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这一问题必须予以澄清，免得徒增纠纷。
此问题一经抛出，无异于将日军的阴谋公之于众，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震惊之余不胜愤怒。他抢先一步起立发言，大放厥词，无非是一些文过饰非的陈辞滥调，什么日军要保证日侨的安全、中国军队无组织无纪律之类的诽谤之言，继而又凶横野蛮地威胁恐吓出席的各国领事。其凶横野蛮的态度，让在座各国领事为之愕然。
日军集结在上海的军队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强大，这给村井仓松嚣张跋扈提供了充足的底气，他的厉声咆哮让各国领事噤若寒蝉，集体沉默。当时，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相当不利，倘若此刻加以表决，可能会达成相反的结果──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得公开、合法。
面对村井仓松苍白的掩饰，再也无法忍耐的杜月笙大为光火，猛地一拍桌子，霍然而起——自他投入黄金荣门下，以至于后来的飞黄腾达，二十多年来历经磨炼，人情世故炉火纯青，很少当众与人发过脾气，唯独这一次，他在各国领事面前攘臂挥拳高声斥道：“很好！倘若日本军队果真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请日本军队尽量地开来，外国的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某人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脱口而出的几句话犹似晴天霹雳，惊得在座各国领事目瞪口呆。租界面积不大，但商业发达，人口密集，越是这样的地方越经不起战火的摧残。与会的人也都十分清楚，杜月笙绝不是空口白牙唱戏词，他的徒子徒孙遍布三教九流，占据着港口码头，依他的能力和声名，只要一声令下，自有一批亡命之徒为他拼死效命。
就在各国领事一时无从反应的瞬间，杜月笙便在全场人的震惊之中，义无反顾地抽身而去，昂首阔步离开会场。杜月笙真的动了肝火，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各国领事一个个呆似木鸡，张不开口也动弹不得。
杜月笙踏步走出法国领事馆，等在门外的一帮门徒弟子连同保镖和司机也都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老板回家。四大金刚之一的芮庆荣依然是火爆脾气，听风便是雨，一路上大谈应该如何邀集各路人马，如何筹集枪炮炸弹，要把寸土寸金的租界毁个断瓦残垣，尸山血海。
顾嘉棠对着芮庆荣哼了一下，说道：“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怕外国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佬绝对不会再提东洋兵利用租界的事体啦！”
这一点倒真的让他料中，当天，领事团开会的结果虽然不了了之，但是日本军队从这以后就不曾借道租界，由于阴谋破产，日本人夹攻庙行和江湾的计划也胎死腹中。
但日军并未就此放弃对淞沪地区的疯狂轰炸，并且不断向前线增援兵力。2月27日起，日军又新增援军两个师，总兵力增至九万人，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五万，装备又差，蒋介石、何应钦忙于在江西“剿共”，拒绝再向上海增兵，经一个多月的苦战，伤亡十分惨烈。
战事迁延至3月份，日军第九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第三舰队护送第十一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等地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3月3日，战事结束。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续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经谈判，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国民党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