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福说：“什么政治前途？拿着生命当儿戏，还谈什么前途？不能因为武从军是我的孙子，就无法无天，只要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儿戏，就是犯罪……”
1969年12月的一天，李培福战友的孙子、称李培福为二爷的武从军，从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调到了景泰，参加“景电”一期工程建设。
建设兵团的条件是艰苦的，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武从军到了景泰，本想肯定能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没承想一下火车，迎接他的是怒吼的狂风，看到的是一片荒凉，完全跟心目中的“景泰川”挂不上钩。除了火车站有几棵枯树、一栋破房子外，满眼尽是黄沙漫漫，看不到生命的迹象，更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影子。
武从军失望了，失望地等待接他的车辆。可是，等啊等，终于没有等到车辆的出现，他只好问了问车站的师傅，向芦阳方向进发。
天擦黑时，到了芦阳。他感到浑身无力，四肢乏困，可还是没有找到接待站，只好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又走到城北墩，才在后勤同志的安排下，住在了一户村民家里，晚饭也没顾上吃。
第二天，武从军搭乘了一辆卡车，来到二泵站现场指挥所。可惜，身任总指挥的二爷不在指挥所，而是下工地了，好歹等到晚上，才在简易的干打垒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的二爷。
二爷满脸尘土，一脸沧桑，胡不拉茬，全不像他印象中的二爷，使他不忍心看二爷的面孔；看看四维的墙壁，似乎那墙土都在“欻欻”地往下掉，一张简易的床上也满是尘土。这就是总指挥的办公室？这就是省长生活的地方？武从军心里打了退堂鼓。
李培福似乎看出了武从军的心思，说：“从军，别看这里现在条件差，可以后有好日子过，以后老百姓有好日子过，你到这里也有事可干，可以大展宏图。”听二爷的意思，好像要给自己安排一个像样的工作，起码会安排他到机关当干部。武从军也不想当什么干部，那时的干部也不值钱，他最想当汽车司机，想一想：坐在驾驶楼里，手握方向盘，喇叭“嘟嘟”一响，车后升起一股黑烟，已不见了影踪，要多威风有多威风。
他嗫嚅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培福说：“不行，工程上车少司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没你的位置，你的专长是修理机器，还是到机修厂当工人吧，当个好工人也一样有出息。”
武从军很不情愿地去了机修厂，出门时那一脸的不高兴，李培福分明感觉到了。
（闪回：有一年，李培福和武从军的爷爷带领游击队打游击，被胡宗南的部队逼到了深山老林里，没吃的，野菜充饥；没喝的，雨水解渴；没房子，树下睡眠。一连几个月剃不了头，刮不了脸，像个毛野人一样。一天中午，连续行军几十公里后，方可略事休息。这时，胃里空空的，喉咙里在冒烟，看到水坑里的一坑积水，黄澄澄的，上面漂满了鸟粪、屎壳郎、羊粪蛋、蚰蜒……他们顾不了这些，解渴要紧，趴在水坑边，吹一口气，把嘴伸进水里，像牲口喝水那样，一口气灌了个饱，而后连连打嗝，打出来的气都是馊的。有一次，他和武从军的爷爷寻找野菜时，意外发现了一条菜花蛇，这可是难得的美味佳肴，要是有火，烧一烧，那味道别提有多香了。可是，已经好几天断了火，只能生吃。他俩把蛇皮一捋，肠肚一扒，一人一半，就那么生生嚼了下去。没想到那不是菜花蛇，而是一种有毒蛇。他俩中毒了，李培福脸肿得像个馒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可他命硬，终于挺了过来。而武从军的爷爷就没有那么幸运，终于倒下了，永远地倒下了……那种生活，才叫个真真的苦。不过，只要有信念，再苦也是甜，再累也心甘情愿，哪怕献出宝贵的生命，也是无上的光荣。）
武从军到了机修厂，时不时和汽车队的人套近乎，和司机老苗关系比较好，一旦有机会，他就瞅空子跟老苗学开车。没多久，他就敢单独开车了，除了老苗的车，邢师傅的车也开，罗师傅的车也开。
有一天傍晚，武从军开着罗师傅的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自由驰骋，正得意时，迎面碰上了一个拉架子车的姑娘，左躲右闪，慌了手脚，车轮还是碾过了姑娘的脚踝，姑娘倒在地上直叫唤。恰在此时，李培福的小车路过，他二话没说，拉上那位姑娘，直奔景泰县医院。经检查，姑娘脚踝骨折，脾脏受伤，县医院无法医治。李培福又连夜拉上姑娘，送到了省人民医院。手术治疗后，姑娘的脚踝复原了，可脾脏被摘除了。
回到景泰，李培福责令有关部门，给予武从军记大过处分，并赔偿姑娘的全部医疗费，给予罗师傅记过处分，老苗、邢师傅等所有给武从军给过车的人，统统给予警告处分。军代表胡同民说，处分是否有点重，年轻人嘛，也不是有意的，给个教训也就是了，不要毁了娃们的政治前途。
李培福说：“什么政治前途？拿着生命当儿戏，还谈什么前途？不能因为武从军是我的孙子，就无法无天。只要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儿戏，就是犯罪……”李培福说着，脸上的青筋突起，人们从来没见过这位慈祥的老汉这样动过怒。
受伤的姑娘名叫陈光莲，是喜泉营的民工，家里有三个妹妹，父亲有点木头，主要是母亲拉扯着她们姊妹四个，生活十分困难。李培福了解了陈光莲的情况后，予以照顾。此时正值指挥部筹建日杂商店，他就让李润生安排陈光莲到商店工作。
陈光莲虽然是个农民，可人长得水灵水灵的，特别是一对虎牙，张口一笑，尖对尖，十分惹人喜爱。李润生动了点心思，一方面安排陈光莲的工作，一方面安排武从军和陈光莲多次见面，想要促成他们的婚姻，以便多少减轻一点李指挥的内疚心理。
武从军自然没话说，一则姑娘人不错，二则他有一种负罪感，想要赎罪，情愿照顾姑娘一辈子。陈光莲也有点意思，只是农村女娃子，羞羞答答，不好明确表态。两人就那么若即若离地谈了一段时间，武从军觉得关系可以基本确定了，就把情况告诉了他的二爷。
李培福一听，坚决反对，说他武从军害了人家姑娘，还想沾人家姑娘的便宜，世上哪有这样的事？一顿严厉的批评，让武从军滚回了机修厂，再也不敢到商店去了。
贺建山知道了这件事，闲暇时问李培福：“李主任，武从军和那位受伤女娃子的事，是一件好事，是天赐的缘分，你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呢？”
李培福说：“老贺，说实话，这件事我也说不大清楚，总觉得不合适。武从军的文化程度比女娃子高，女娃子的自身条件比武从军强，应该说旗鼓相当，好像是般配的，其实不然。女娃子看中的是武从军的工人身份，是我的孙子，武从军看中的是女娃子的相貌，还夹杂着心里的愧疚，都没有感情基础，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与其让以后发生悲剧，不如现在阻止悲剧的发生。”李培福感觉到话说得有点严肃了，似乎故作高深，又开玩笑说：“我会看相，错不了。”
一直到“景电”一期工程结束，武从军还是一名机修厂的工人。不过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人，而是一个“三放心”工人：自己放心，厂里放心，顾客放心。许多顾客都点名要武从军加工活儿，他连年被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后来，凭着自己的本事，武从军由一名工人，转为甘肃省水电工程局干部。改革开放后，他还率先报考了电大，自修取得了大学文凭，文化技术双过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专业干部。当武从军说起自己的成绩时，他无不深情地说：“要不是我二爷的大公无私，要不是我二爷的‘面向群众’精神的感召，哪有我的今天？我真心感谢我二爷李培福当时没给我走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