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
宋朝（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经济发展、文化发达的时代，宋代的孝悌文化也进入历史的最盛状态。虽然当时武力不竞，北逼于辽、金、蒙元，西困于西夏、吐番，宋朝对外的纳贡赔款岁无虚日，但是宋代的文治和文化却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由于宋代统治者实行重文偃武政策，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较为繁荣的时代之一。
一
相对而言，当时“三教”鼎盛，儒学复兴，尊师重教，科技进步，政治开明，文化也丰富多彩。《宋史·艺文志序》叙述这一段历史说：“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
“道艺”即《周礼》之“德行道艺”，是重视人的道德品行、学术技能，属于“治术”（即“政统”）。“经术”即重视儒家经典教育，从历史文献中汲取经验教训，属于“经学”（即“学统”）。“道德性命之学”即重视心性义理研究、道德修养，属哲学、伦理学，时称“道学”（即“道统”）。宋代君臣、学士所重视的这三个方面，用现代眼光来看，分属于“政统”、“学统”、“道统”（牟宗三）三大领域，都是重视文治、提倡教化的儒家文化。
宋代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宋太祖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伊始，即增修后周留下的国子监及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文献通考》卷四二《学校》。。自是之后，增多黉舍、添加生员额数、选聘名儒为师、释奠、幸学、讲论经义，在宋代史不绝书。
靖康南渡，即使戎马倥偬，四郊多警，而重学之风未艾。绍兴十三年（1143）七月，国学大成殿告成，奉安庙像。明年二月，国子司业高闳请幸学，高宗从之，并诏：“偃革息民，恢儒建学，声明丕阐，轮奂一新。请既方坚，理宜从欲。将款谒于先圣，仍备举于旧章。”
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皇帝又作《先圣及七十二子赞》，序曰：“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宋史》卷一一四《礼志一七》，中华书局标点本。云云，都表达了对儒学与孔圣的礼敬和重视。
皇帝提倡，政府重视，儒生努力，儒学到了宋代，焕然而有盛大气象，爽然而有崭新风貌！陈寅恪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儒学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精神，自然不能例外。
二
在“孝悌”观和《孝经》学方面，宋朝统治者则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热衷和积极提倡。宋太祖就是第一个重视文治、体恤民力的君主。史家说他“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同时，他作为一代开国之君，还是一个订立制度、树立风尚的好皇帝，《宋史》说他“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由于有他开了个好头，形成了尚文风范，“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徳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太祖本纪》赞）
在个人修养方面，宋太祖“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爱好儒学，恭行孝悌。说他开国之初即意识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还对母命是遵是从，帝位不传给儿子德芳却传给了弟弟赵匡义——“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说赵匡义曾经大病垂危，太祖前往视之，“亲为灼艾”，匡义感觉疼痛，太祖为了掌握好火候，“亦取艾自灸”。为了让弟弟能够顺利接班，宋太祖常对近臣称赞说：匡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等，可谓上孝下悌、无以复加了！
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四十四岁生日，群臣上其尊号为：“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他死时五十一岁，群臣上谥号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生号“仁孝”，死谥“大孝”，都有“孝”字。继起的宋朝君主，也无不以“孝德”相勖勉。
宋太祖为提倡孝道，屡次奖励孝悌。开宝元年（968）诏令：“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矧犬马而有养，岂父子之异居？伤败风化，莫此为甚！应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无得别籍异财。长吏其申戒之。”《东都事略》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强调“孝慈”是人伦的首要品行，“和睦”是家庭的最佳状态。犬马尚且有养，人类岂能不报？不亲父母，不事双亲，被视为“伤风败俗”的最大弊端！他明令天下臣民：凡是祖父母和父母在者，子孙不许析财别立户口！还要求政府（“长吏”）要严加督促，不准违背！这与“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贾谊语），视父母若陌路，自然判若两途。其所带来的重德兴孝、亲亲睦族的社会风尚以及价值取向，更是无与伦比的。
开宝三年（970）正月，宋太祖又“诏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闻、德行纯茂，擅乡曲之誉，为士庶推服者以闻”《东都事略》卷二。。令天下将有“孝悌”德行之人报告朝廷，朝廷将予以旌表。八年（975）十月又诏：“郡国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材异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诣阙。”
宋太宗继位后，为了加强地方官员察孝举廉、敦励风俗的责任心，太平兴国八年（983）特制《文武七条》戒敕，其针对文官的“文条”是：“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责实”、“五曰明察”、“六曰劝课”、“七曰革弊”。其中第六条“劝课”的内容为：“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八》。 “孝悌之行”是品德修养，“农桑之务”是经济生产，也就是汉代察举的“孝悌力田”，坚持两手抓，而“孝悌”的德行，又摆在发展经济之前。
三
由于宋代开国之君太祖、太宗的大力提倡，重孝兴悌也就形成了制度和传统。首先是在官制中明确规定地方官员有“旌孝”、“举廉”的责任。据《宋史?职官志》载，知府要奖励孝悌：“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县令要推荐孝悌：“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俗。”《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这样一来，地方官员不仅代表朝廷统治地方、收取赋税，而且还要代表朝廷敦劝孝悌、移风易俗，其“牧民”和“励俗”的双重功能都得到充分发挥。
除了对官员的制度化管理外，宋代最高统治者还时时下诏劝勉、提醒地方官员履行“劝孝”职责，此类诏书史不绝书。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诏“民有孝弟力田、储蓄岁计者，长吏倍存恤之”《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天禧二年（1018）五月，“诏长吏恤孝弟力田者”《宋史》卷八。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有司在上书中建议对孝子予以司法豁免权：“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宋史》卷二○一《刑法二》。
宋徽宗崇宁中（1102－1106），又有人建议给孝子以优先入学和特殊贡举的优惠：“如有孝弟睦姻、任恤忠和，若行能尤异，为乡里所推。县上之州，免试入学。州守贰若教授，询审无谬，即保任入贡，具实以闻。”《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
直到南宋末年，虽然国力不竞、外患频仍，统治者也没有忘记表彰孝悌。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十一月，“诏民有以孝弟闻于乡者，守令其具名上闻，将旌异劳赐焉”《宋史》卷四六《度宗纪》。。
朝廷如此命令，地方官员也就必当奉命。如程颢为晋城令，凡县民有事来到县厅，程子“必告以孝悌忠信”。在他任内，每乡都有学校。他自己常常抽空到学校，召集地方父老闲话家常；遇儿童读书，必“亲为之正句读”。张载作云岩县令，“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初一，他常带着酒食，召集乡人中高年德邵者，集会于县庭，亲自给他们劝酒上食，“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朱熹做同安主簿，“兼领学事”。他在县时，选县邑优秀的童子青年，送到县学读书。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常常与县人和学员“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等到他调任南昌军军事判官，仍然常到郡学，“与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此外，如陈襄之令仙居，蔡襄之守泉州，刘珙之知潭州，皆以“劝学兴善”为急务汤来贺《两雍议》，《皇朝太学志》卷一五四。。所有这些，都表明宋朝廷对地方官有敦劝孝悌要求，地方官员也能奉旨执行，有绩可考。
四
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虏，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为了加强人们对孝悌之道的了解和信守，宋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孝经》的教化作用。
宋代帝王与《孝经》的关系十分密切，形式多样，除了前代已有的经筵讲授、皇子启蒙等形式外，宋代君主还多次手书《孝经》以赐地方（或大臣），屡次下令将《孝经》刻石立碑和刊版印刷，从而达到广泛宣扬和推广《孝经》之目的。
宋朝统治者做了许多普及《孝经》的工作，在沿袭前代经筵讲习形式的基础上，还屡次手书《孝经》分赐群臣；六刻《孝经》入石，特别是绍兴十四年（1144）令天下州郡庠序皆刻，并且“分赐官员和学生”，与唐玄宗“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帮助民众学会正确地履行孝悌，宋代士大夫将《孝经》教育列入童蒙首先必读经典。司马光《书仪》卷四：“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九岁，男子读《春秋》及诸史……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
司马光又作《家范》，处处体现了《孝经》的启蒙和教化作用。该书开篇全录《古文孝经》“闺门章”以为规范，强调家庭礼仪教育之必要。
司马光又有《论举选状》（嘉佑六年，1061）建议明经科“皆习《孝经》《论语》，为帖经”《传家集》卷二〇。。又有《乞令选人试经义上殿札子》（治平二年），建议“试《孝经》《论语》大义”《传家集》卷三七。。
不仅士子进身以《孝经》为敲门之砖，就是学者做学问，宋人也主张以《孝经》为首、以孝悌为本。
吕本中撰《童蒙训》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矣。”吕本中《童蒙训》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里，吕氏将《大》《中》《语》《孟》四书并举，这也许是在朱子前最早的用例，不过与后来朱子先《四书》、后《五经》、黜《孝经》做法不同的是，吕本中仍将《孝经》列于《四书》之前，这是重视伦理、强调孝悌的表现。他认为学习儒家经典，应当先学习《孝经》和《四书》，将其中的道理和准则体会深透了，然后再去学习《五经》，才会掌握其中的奥妙。有了这番工夫，心中有了主见和纲领，再去看诸子的书，然后百家学说才能为我所用，而不被异说惑乱。如果说《孝经》代表家庭伦理观、《四书》代表哲学和社会学、《五经》代表政治学和历史观、诸子代表百家杂艺的话，吕本中在这里所形成的自《孝经》而《四书》、而《五经》、而诸子百家的读书次序，其实正体现了他先孝悌、而仁义、而礼乐政刑、而后庶政百务的内修外理的观念。符合《论语》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伦理观念无疑是为人最基本、最首要的修为。
五
除正面表彰和提倡孝悌外，宋代与唐朝一样，也将“不孝”罪列入律条，予以严厉打击和惩处。《宋刑统》全盘继承了唐代法律关于惩处“不孝”的所有条文，对“不孝”行为及其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且更加严厉。
如：“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诸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者，徒一年半。”“闻周亲尊长丧，匿不举哀者，徒一年；丧制未终，释服从吉，杖一百。”
这些关于“不孝”的界定和量刑规定十分明细，凡是詈骂、殴打以乃至向官府告发自己祖父母、父母者，因其伤及亲人的身体和性命，均被视为不孝，要处以绞、斩等极刑；凡是在经济供养上出现问题，则要处以一至三年徒刑；凡是在为亲人死后服丧问题上出现不孝问题，都要处以杖、徒或流放等徒刑。
宋代法律还规定，女不听祖父母、父母善良的教诲，冒犯祖父母、父母名讳，也都有惩罚。
以上这些规定，表明对“孝道”的要求越来越规范化，也越来越法律化。孝道在唐宋时期已经超出普通的家庭伦理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法律性，孝道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行为，而是必须践行的社会职责和法律义务！
不仅如此，据学人研究，唐、宋时期关于“不孝”的惩处不仅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在实际执行中，对“不孝”者的处罚常常是非常严厉的，有时量刑甚至超过律条规定，予以从重处罚。
如宋太祖开宝二年（969）下令不许“父子异居”，《宋刑统》也规定“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可是，开宝三年突然敕令：“诏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论死！”《宋史》卷二《太祖纪二》。子女与父母析财别居，从当初的“不许”，到“徒三年”，再到“论死”！可见其量刑之剧而求治之亟！
不过，这里需要交待的是，虽然宋代《孝经》传习十分普及，可是随着《孟子》升经过程的加强，宋人却将《孝经》定格在童蒙教材的水平上，最终使《孝经》逐渐退出了科举考试的领域。
北宋初礼部贡举，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其中以“进士得人为盛”。“诸科”的考试科别，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基本上是对唐代科目的沿袭。
考试的内容，“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仍然以儒家经典为试士内容。其中《论语》《孝经》仍外于“兼经”地位，须得兼明兼通。
以《孝经》出题科举这一制度在宋代执行了一百多年，至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之法，史称王安石“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用《孟子》取代了《孝经》，“其后遵行，未之有改”《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正规科举考试既已不用《孝经》，而“孝道”又不能不要，于是《孝经》乃蜷伏于“童子”一科。《宋史》“童子举”条载， “（淳熙）八年（1181），始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六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或赋一道、诗一首，为上等，与推恩”云云《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从此，《孝经》只为童蒙课本，它作为士人修身之典的地位有所削弱。
《孝经》在历史上的地位可谓每况愈下，西汉是《论语》《孝经》同举（匡衡上成帝疏：“《论语》《孝经》，圣人之言行之要，宜通其意。”）；东汉是《春秋》《孝经》并提（纬书载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代，《孝经》还与《论语》作为“兼经”，是“明经”考试和重要教职必须讲明的经典。到了北宋熙宁以后，则是《论语》《孟子》相配，《孝经》已经退出作为经典命题考试的地位。
自兹以降，遂有怀疑《孝经》的作者，怀疑《孝经》的文字，乃至删除其字句，移易其章次，这种种行为的产生，都与熙宁时期《孝经》地位的下降不无关系。元钓沧子《孝经管见自序》揭露说：“荆公（王安石）执政，卑视此经，大廷不以策士，史馆不以进讲，家之长老不以垂训子孙，学之师傅不以课诲弟子。此经非特不为治平之具，且蒙习亦弁髦之矣。”（《经义考》卷二二七引）虽然言辞有个别失实，但其所造成的历史影响确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