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对比，苏辙对道家亦是青眼相待；但与苏轼之钟爱《庄子》不同的是，苏辙相中的是《老子》。苏辙作有《老子解》（即《道德经解》），吸收儒、佛思想注解《老子》，“乃欲和会三家为一”［宋］汪应辰：《与朱元晦书》，《文定集》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老子解》完成后，苏辙尝寄示苏轼，竟颇得苏轼之赞誉，“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独有偶，苏轼兄弟对法家与道家关系的看法亦有深相契合之处。在《韩非论》中，苏轼认为商鞅、韩非未得老子、庄子学说之真义，并且是歪曲发挥老庄之说，“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宋］苏轼：《韩非论》，《苏轼文集》卷四；《东坡全集》卷四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苏辙之持论，与苏轼极其近似，“使人君据法术之自然，而无所复为，此申、韩所谓老子之道，而实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说耳”［宋］苏辙：《古史》卷三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对于以上“打通古今”、“融通百家”两大部分之所论，在此需要附加数语，算是补充说明。即三苏父子均雅好贾谊、陆贽之书，并且以贾谊、陆贽为榜样，甚至自比贾谊。推究缘起，中有深意存焉。原因之一，贾谊、陆贽均属博古通今之士，均注重古今的“打通”，并且明于治世之道。《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云：“史臣曰：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涂沦踬，皆相类也。”这是后晋时人对贾谊、陆贽异同之处的比较，而清人王夫之（1619－1692）则进一步对贾谊、陆贽、苏轼异同之处加以比较，“贾谊、陆贽、苏轼之三子者，迹相类也。贽与轼，自以为（类）［谊］也，人之称之者，亦以为类也。贽盖希谊矣，而不能为谊，然有愈于谊者矣。轼且希贽矣，而不能为贽，况乎其犹欲希谊也”［清］王夫之：《文帝》，《读通鉴论》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72。在王夫之眼里，苏轼已然不及陆贽，更是远远不及贾谊；虽然如此，但三人之相似则不容忽视。其次，就“融通百家”层面而言，三苏与贾谊有心灵共鸣之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会通三教”：会通中古三教，以儒为宗
本处所云“三教”，指的是儒释道三教。其中，佛教外来，道教晚出，故后世之会通三教者多以儒教为可资参照的坐标。就逻辑的严密性、思辨的抽象性而言，儒学实有不如佛学者；就对民间社会的影响而言，道教似乎尚强于儒教；但就对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的影响而言，佛教和道教实又全然不可与儒教同日而语。因此，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而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彭华：《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4～18、40页。
三苏之于儒释道三教，自有其思想抱负和理论野心，即力求以儒为宗，会通三教。这一取向和旨趣，早在苏洵身上即已涂抹底色。苏洵崇佛，多有方外之交，如圆通居讷禅师、景福顺长老、彭州僧保聪、宝月大师惟简等，僧传将其列为讷禅师法嗣。嗣后，苏轼、苏辙亦博通三教经典，力求会通三教精要；其中，又以苏轼最为典型。职是之故，本部分将以苏轼为重点考察对象，探求苏氏蜀学对三教之会通。
苏轼七岁知读书，“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宋］苏轼：《东坡志林》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据《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载，苏轼兄弟二人早年即已接触释道典籍，“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2015。另，《栾城后集》卷二一《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亦云：“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第1114页。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后，苏轼“杜门深居”，博览释典、深究佛理，“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 ［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苏辙集》，第1127页。据统计，苏轼有关道家道教内容的诗篇约占其全部诗作的百分之十刘文刚：《苏轼与道》，《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就苏轼六十余年的生命历程而言，他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一直是颇为密切的。据不完全统计，苏轼所阅读的佛经有《楞伽经》、《金刚经》、《华严经》、《莲华经》等。苏轼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不少禅师与他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苏轼在苏、杭及其它地方结识的僧侣（主要是禅师），有慧辩、辩才、梵臻、怀琏、契嵩、清顺、守诠、仲殊、守钦、佛印、道潜、常总、玉泉、佛慧、可久、垂云、思聪、惠勤、惠思、宗本、道荣等关于苏轼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可参看笔者以下二文：（1）《苏轼与佛教人物的交往》，《华夏文化》，1998年第2期；（2）《苏轼与禅师的交往及其影响——兼论苏氏蜀学与三教会通》，《宋代文化研究》第十八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本部分之论旨，读者不妨对照阅读后一文。
禅宗不但影响了苏轼的个人生活，而且影响了苏轼的文学创作；不仅铸造了苏子超然生死的旷达性格，还形成了苏子诗歌文赋的独特风格。就后一层面而言，清人刘熙载（1813－1881）之说可谓晓畅，“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清］刘熙载：《艺概》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6。
但笔者最为关心的是，在苏氏蜀学的思想体系中，三教的位置与地位究竟如何。换句话说，三教之于苏氏蜀学，究竟是“拼盘”，还是“熔炉”？套用前人的说法，苏氏蜀学究竟是“驳杂”，还是有“宗旨”？
三苏蜀学之“驳杂”，古人向有定论，但并非的论。宋人朱熹谓苏氏蜀学为“杂学”，故作《杂学辨》以贬斥之［宋］朱熹：《苏黄门老子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二，《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469。清人全祖望（1705－1755）接武朱熹之说，谓“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荆公新学略序录》，《宋元学案》卷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3237。朱、全之说，四库馆臣持认可态度，“苏氏之学，本出入于二氏之间，故得力于二氏者特深。而其发挥二氏者，亦足以自畅其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降而至于近世，蒙文通（1894－1968）、钱穆（1895－1990）、侯外庐（1903－1987）亦尝踵武此说。蒙氏云，“北宋儒学，显有三派，为洛学、新学、蜀学，皆于六经有解，各自得立。洛派唯司马光注《老子》，二程理学一派则排斥佛、老，至荆公新学，东坡蜀学，皆深入于佛、老。”蒙文通：《道教史琐谈》，《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第一卷），成都：巴蜀书社，1987：327。钱氏云，苏氏之学“会合着老庄、佛学和战国策士乃及贾谊、陆贽，长于就事论事而卒无所指归，长于和会融通而卒无所宗主。……非纵横、非清谈、非禅学而亦纵横、亦清谈、亦禅学。实在不可以一格绳，而自成为一格”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29。侯氏云，“三教合一是蜀学的主要宗旨”，“蜀学正是这样一种糅合三教的大杂烩”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85。但与朱、全之说不同的是，蒙、钱所云“各自得立”、“自成为一格”，已然暗示苏氏蜀学实非“驳杂”一语可尽之。笔者以为，三苏蜀学虽貌似“驳杂”，实则又有宗旨存焉。所谓“宗旨”者，即道也，即儒门道德性命、经世济民之道也。所谓佛老之学，所谓纵横之学，所谓文章词赋，实则为之辅翼耳。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1049－1100），尝特意为此辨析，“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981。秦观亲炙东坡教闻，所言自当不虚。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评价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今人云，苏轼思想的主流仍是儒家“见世济用”的精神，在遭逢颠沛的迁客生活中，他“得幸”与佛禅结缘，对于君国社稷一直耿耿不寐，基本上保持了为臣事君的理想与道德，他在等待中也是积极于地方的“邑政”建设张锡坤等：《禅与中国文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266～267。凡此所述，苏子皈依儒门之旨可以想见矣！就经学著述而言，苏氏对《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等均有注解（如《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说》《孟子解》等），且尝颇得朱熹好评如，朱熹曾赞扬苏轼、苏辙的经学著作，“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东坡《书解》文义得处较多。尚有粘滞，是未尽透彻”；“子由《诗解》好处多”，“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朱子语类》卷七八，第1986页；《朱子语类》卷八〇，第2090、2089页）。
在苏轼的视野里，佛老之学、纵横之学，实则可为“道”之辅翼，而文章词赋则为辅“道”之“术”关于“道”与“术”之别，可参看《庄子？杂篇？天下》。易言之，在三苏看来，儒佛道三教之宗旨虽迥然有异，实则百川归海、殊途同归。其高远之目标、宏大之抱负，实在于“会通三教”、“融通百家”、“打通古今”。
苏轼《南华长老题名记》云，“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宋］苏轼：《南华长老题名记》，《东坡全集》卷三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苏轼此论，目在会通儒教与佛教。对于儒教与佛教之功能与作用，苏轼有过一个通俗而有趣的譬喻，“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宋］苏轼：《答毕仲举书》，《东坡集》卷三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因如此，故苏轼对大觉禅师怀琏所倡儒佛融合论是赞赏有加，“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宋］苏轼：《宸奎阁碑》，《东坡集》卷三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苏轼则对儒道加以会通，“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宋］苏轼：《上清储祥宫碑》，《东坡全集》卷八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庄子祠堂记》所持论之旨，与此约略近之，“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宋］苏轼：《庄子祠堂记》，《苏轼文集》卷一一。进而至于《祭龙井辩才文》，苏轼则立意于三教之会通，“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西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宋］苏轼：《祭龙井辩才文》，《东坡后集》卷一六，《苏轼文集》，第1961页。就一般层面而言，此实即苏轼所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旨［宋］苏轼：《思堂记》，《东坡全集》卷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当然，“会通三教”并非杂糅三教，并非“拼盘”，而是以儒为主，熔铸佛道二氏。此中大义，苏辙言之甚明。一方面，“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絶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后秦姚兴、梁武帝之佞佛，北魏太武帝、唐武宗之灭佛，“二者皆见其一偏耳”。另一方面，“道之于物，无所不在，而尚可非乎？虽然，蔑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诚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也哉” ［宋］苏辙：《历代论四？梁武帝》，《栾城后集》卷一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准此，故笔者在本部分所立论断是：苏氏蜀学之“会通三教”，并非杂凑三教以为“拼盘”，而是“以儒为宗”，合理熔铸中古三教以为一炉。
赘语：创新理念与超越追求
以上所论，着重点在于揭示苏氏蜀学形神与风骨的三大层面，即“打通古今”、“融通百家”、“会通三教”。其实，三苏之立意与追求尚不局限于此，而在于“百科全书”四字。
苏轼尝云，“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庙、服器、冠昏、丧纪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礼之所可，刑之所禁，历代之所以废兴，与其人之贤不肖，此学者之所宜尽力也。”［宋］苏轼：《大悲阁记》，《东坡全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就个人修养而言，苏轼实无愧于此。苏轼才华丰茂、笔力雄健，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系“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赋、诗、词均傲然而为一代大家，故蔚然而为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絶代的旷世奇才。苏轼又长于书画，书法与蔡襄（1012－1067）、黄庭坚（1045－1105）、米芾（1051－1107）并称“宋四家”，存世作品有《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等；绘画以枯木怪石见长，尤擅墨竹，传世作品有《竹石图》《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兼通医道，后世流传有《苏沈良方》。在水利、烹饪、养生彭印川（彭华）：《苏东坡的养生之道》，《华夏文化》，1996年第4期。等方面，苏轼亦卓然名家。
晚近以来，尤其是进入晚清民国之后，巴蜀人士已然不满于古中国固有三教之援引，更进而广泛及于欧美西学之援引。此实属时代使然。因为通观中华文化之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前后共计有二：一为佛教，二为西学（王国维称之为“第二之佛教”）。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业已完成，并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佛教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实属因缘际会使然。诚如王国维（1877－1927）所言，“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21；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328。
就“会通中西”一端而言，张颐（1887－1969）、贺麟（1902－1992）、唐君毅（1909－1978）诸人，便是个中显例在笔者所撰以下四文中，均有绍介贺麟、唐君毅“会通中西”的文字：（1）《贺麟的文化史观》，《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96～99页。（2）《“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初稿载《“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上海，2009年10月，第436～446页；修订稿载《儒藏论坛》第五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第32～58页。（3）《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与比较》，《宜宾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30～34页。（4）《贺麟与唐君毅——人生经历、社会交往与学术思想》，《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第1～6页。窃以为，未来蜀学之发展，自然不能无视苏氏蜀学之仪轨，且当接续三苏之令绪，并合理借鉴张、贺、唐诸人之努力，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在《宋育仁与近代蜀学》一文中，笔者表达过部分相近的意思。拙文载《蜀学》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0：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