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蜀时期织锦业的发展，为宋代成都织锦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宋时“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乱》。［元］陶宗仪：《说郛》卷一二下引题名为宋太平老人撰《袖中锦》则定“蜀锦”为“天下第一”。宋代成都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统计，成都府路每年供上的高级丝织品锦、绮、鹿胎、透背占全国总数的74%，上供的绫占全国总数的13%，上供的絁、纱、縠子、隔织、通身占全国总数的20%，上供的杂色匹帛占全国总数的60%。《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6100～6107。所以吕大防说：“蜀居中国之西南……地之毛善利丝枲为之缯布以给上国……日输月积，以衣被于天下。”［宋］吕大防：《锦官楼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四，第930页。成都府路的这些高级丝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就是成都，这里不但有两所官营的“锦院”——“成都府锦院”与“茶马司锦院”，还有许多织锦散户，陆游当时就说成都城内“锦机玉工不知数”［宋］陆游：《晚登子城》，《剑南诗稿》卷九，《陆游集》，第246页。他们往往被集中在固定的地区和街道，“连甍比室，运箴弄杼，燃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官营锦院的规模很大，仅“成都府锦院”就拥有房屋127间、织机154张，每日进行生产的工匠近600名，所织蜀锦最好的种类如锦、绮、罗、纨等主要作为特产每年向皇室上供14万匹，也是作为朝廷每年赐给文武官员锦服的首选。［宋］吕大防：《锦官楼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四，第930～931页。而“茶马司锦院”之设，则是为满足用锦向少数民族换取战马所需。
成都织锦不但生产量大，而且花色品种丰富，质量好。后蜀“十样锦”的花式名称在宋代继续流行，《蜀锦谱》记载蜀锦种类近40种。《能改斋漫录》卷一五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少卿章岵尝官于蜀，持吴罗、潮绫至官，与川帛同染红。后还京师，经梅润，吴、湖之帛，色皆渝变，唯蜀者如旧。”说明蜀锦的质量优于吴罗、潮绫。
成都织锦业的发达，所需原料和生产的成品都需要交易。每年四月，用开春第一批蚕丝织锦的工作开始了，因此四月被定为成都的“锦市”。
五、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
以上这几个市，史料鲜有记载，其具体集会情况难考。
成都人使用扇子由来已久，成都出土的战国铜壶上刻有的一个仆人手执长柄扇替主人扇风的图案，据称是迄今发现较早的中国扇子形象。韩增科：《关于“战国铜壶金银错宴乐图”》，《中学历史教学》2007年第9期。所谓“扇市”，嘉庆《华阳县志》详细记载：“蜀民每岁五月，于大慈寺前街中卖扇，名扇市。”认为成都扇市在大慈寺的庙门前。成都每年五月天气转热，因此扇子开始上市，给人们带来风、阴凉和抚慰。成都本地盛产木材和竹子，用于制作扇子的的材料很丰富，生产量也一定不菲。除了成都人自己购买外，外地商人也可能来此采购。
何谓“香市”？宋洪刍《香谱》引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云：“南方有香市，乃商人交易香处。”［宋］洪刍：《香谱》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香市”就是买卖香的市场。尤其是在寺庙进香季节，为方便人们购香进香，特设立买卖香物﹑杂物等的专门集市。五代两宋时，佛教、道教都盛行，成都城及附近建有宝历寺、梵安寺、净众寺、安福寺、海安寺、龙兴寺、朝真观、石犀寺、严真观、青羊宫、玉局观、净土寺、圣寿寺、大秦寺、福感寺等众多寺庙宫观，可以说是遍布东南西北各方向。每到春夏之际，佛教道教信徒便前往各寺庙宫观进香。加上成都游赏之风盛行，人们借进香之际可以到风景优美的寺庙宫观游玩，名谓烧香拜佛，实则“借佛游玩”。因此，香市除了买卖香物外，一定少不了吃和玩的各种物品，就像现在的赶庙会一样。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成都府路成都府成都城风俗条云：“成都……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资治通鉴》卷二五三胡三省音注亦曰：“成都城中，鬻器用者，号七宝市。”没有明确记述集市的时间和处所。北宋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载七宝市在七月，《蜀中广记》记载成都蚕市、药市、七宝市时却说：“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认为七宝市在冬月的大慈寺前举行，将市期定在冬月，地点定在大慈寺前。也许从宋代到明代，七宝市举办的时间发生了变化。
成都桂花颇为闻名，自古广植桂树。古代成都一带，把每年的八月定为桂花节，名符其实。桂市以花成名，桂花亦因市而盛。卖桂花、买桂花、赏桂花、吟桂花成为一时盛观。
六、九月药市
药市也是成都著名的专门市场，药市之兴早已有之。宋陶谷《清异录》载：“天下有九福，京师钱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宋］陶谷：《清异录》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蜀药在宋代负有盛名。
宋代，成都药市从唐代的一年一次扩大为一年三次，即旧历二月八日、三月九日的观街药市和九月九日玉局观药市，而以九月重阳节玉局观药市最盛（旧题）［元］费着：《岁华纪丽谱》，《全蜀艺文志》卷五八，第1710～1712页。重阳节这天，官府“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武行以阅。又于五门以下设大尊，容数十斛，买杯杓，凡名道人者皆瓷饮，如是者五日云”［宋］庄绰：《鸡肋篇》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次药市要持续五天之久。宋祁《九日药市作》记载药市盛况云：“阳九协嘉辰，期人始多暇。五药会广廛，游肩闹相驾。灵品罗贾区，仙芬冒闉舍。……西南岁多疠，卑湿连春夏。佳剂止刀圭，千金厚相谢。刺史主求瘼，万室系吾化。顾赖药石功，扪衿重惭惜。”［宋］宋祁：《九日药市作》，《全蜀艺文志》卷一七，第438页。可见这次药市，不但宴饮监司宾僚，以事游观，并在沿途设肆，以贩百货，犀麝之类皆堆积如山，已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商业集市。《岁时广记》引《四川记》亦载：“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宋］陈元觐：《岁时广记》，转引自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数据》，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93。药市汇集了各种名贵药材，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买卖者，有些人只是在药市走来走去，图的就是闻闻空气中的药味，以驱邪保健。
药市是四川地区各种药物的汇集交易之所，宋祁《益部方物记》说：“大黄，蜀大山中多有之……芍，蜀中处处有之……成都九月九日药市，芍与大黄如积，香溢于廛。”［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四。成都药市上的药材，不仅来自四川盆地内部，还有不少来自川西高原地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说：“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世南顷游成都药市间多见之，询所出，云来自黎雅诸蕃及西和岩昌。”反映了成都市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联系。
成都的药业市场十分兴旺，甚至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涉足这个行业。据史载，古代波斯（今伊朗）人后裔李玄，人称李四郎，在成都开设药铺，专营从外国引进的药材，称为“海药”。其兄李珣，著名词人，有专门记录国外的药材书籍为《海药本草》，该书仅记载国外的药材多达120余种。
七、十月酒市
宋代四川经济在唐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酒的生产及酒的消费不减唐代，张咏为官成都，说当时“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惭作”张咏：《悼蜀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六。夜不扃者，通宵达旦畅饮也。杨亿在《成都》一诗中说：“五丁力尽蜀山通，千古成都緑酎浓。”［宋］杨亿：《成都》，《全蜀艺文志》卷五，第111页。把酒作为成都有名的特产。故成都每年十月要专门举办酒市，相当于蜀酒的博览会。
据有关数据记载，宋时蜀中著名的酒主要有成都的文君酒与锦江春、汉州的鹅黄酒、荣州的琥珀酒、眉州的玻璃春、郫县的郫筒酒、临邛的临邛酒、绵竹蜜酒等。这些酒有的古已有之，如临邛酒、文君酒等，多与卓文君、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林林总总的蜀酒在宋代更是发扬光大，引得历代文人骚客争相赋诗，并留下了许多佳话，将蜀酒声名远扬。
文君酒宋祁到了成都，慕名而饮文君酒，写有“云藏海客星问石，花识文君酒处垆”［宋］宋祁：《成都》，《全蜀艺文志》卷五，第118页。陆游诗云：“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宋］陆游：《文君井》，《剑南诗稿》卷八，《陆游集》，第230页。可见陆游特别钟情文君酒。这首诗把诗人失意心情，傲岸个性展露无遗。一个“泥”字，表现出他对川酒的酷爱。
锦江春锦江春产于成都东门外濯锦江外。据说是取用唐时薛涛井水酿出的美酒。如今在成都水井坊遗址考古发现有清代刻有“锦江春”字样的青花瓷片，地层下部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陶瓷器残片，表明水井坊酿酒的历史当与唐宋时期成都名酒“锦江春”有关。
鹅黄酒主产于汉州。《方舆胜览》卷五四载：“鹅黄乃汉州酒名，蜀中无能及者。”南宋诗人陆游有“叹息风流今未泯，两川名酝避鹅黄”的诗句。又说：“汉州鹅黄鸾凤雏，不鸷不搏德有余。”［宋］陆游：《游汉州西湖》、《蜀酒歌》，《剑南诗稿》卷三、卷四，《陆游集》，第89、119页。
琥珀酒主要产于荣州。陆游诗云：“鹅黄名酝何由得，且醉杯中琥珀红。”［宋］陆游：《城上》之二，《剑南诗稿》卷六，《陆游集》，第164页。
玻璃春主要产于眉州。陆游道：“眉州玻璃天马驹，出门已无万里途。”［宋］陆游：《蜀酒歌》，《剑南诗稿》卷四，《陆游集》，第119页。
郫筒酒产生郫县。陆游诗曰：“未死旧游如可继，典衣犹拟醉郫筒。”［宋］陆游：《思蜀》，《剑南诗稿》卷三八，《陆游集》，第983页。他非常喜欢郫筒酒。
临邛酒前蜀韦庄有《河传》词写道：“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前蜀］韦庄：《河传三首》，［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卷三。
荔枝緑主产戎州（今宜宾市）。黄庭坚称荔枝緑酒为“戎州第一”［宋］黄庭坚：《次韵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山谷集》卷六。
蜜酒宋时绵竹人杨世昌所创。苏轼在其《蜜酒歌？序》中写道：“西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絶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遗之。”苏轼作《蜜酒歌》云：“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暗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一日水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泼。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君不见南国采蜂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一三。而在《东坡志林》中，关于该美酒的酿造方法，他还有更详细记载：“蜜酒法，……每米一斗，用蒸饼面二两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三日尝看，味当极辣且硬，则以一斗米炊饭投之。若甜软，则每投更入麹与饼各半两。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入水少为佳。”此酿酒法是苏轼向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学来的。
宋代的酒是专卖品。官府设置酒务，管理酒的酿造、销售和课税收入。酒的酿造，分官酿龢民酿两种。官酿即官府自酿自卖。陆游诗《楼上醉书》：“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宋］陆游：《楼上醉书》，《剑南诗稿》卷八，《陆游集》，第213页。说的就是官酿官卖的盛况。民酿则由官府规定课税，征收酒税，允许买扑承包的酒户有开坊置铺、酿酒卖酒的专利权。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赵开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为筹集军费，赵开大变酒法，罢去官府卖酒，实行“隔糟酒法”，即将过去用作扑买坊场所设置的酒槽，由官府主办，并由官府提供酒曲和酿酒器具，“听酿户各以米赴官自酿。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头子杂用等二十二。其酿之多寡，惟钱是视，不限数也”［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隔糟酒法”先在成都实行，第二年便遍行川峡四路，并使四川的酒课很快递增至690万缗。酒税不仅是四川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且在全国的酒税中，四川酒税收入也居于首位。据统计，宋高宗末年，全国酒课岁入1400万缗，四川酒课为410万至690万余缗，占全国酒课收入的29%-49%。据陆心源《酒课考》注：南宋时“四川一省，岁收至六百余万贯，故能以江南半壁支持强敌”。足见四川酒业的发达，也可想见成都十月酒市的繁茂。
成都十二月市应该都离不开酒，而十月举行的酒市，大概就是一年一度的酒的交易会和评酒会。宋代成都游乐之风很盛，游乐免不了要饮酒助兴，史载宋代成都每年仅游宴一项增加的榷酤（酒税）之利应达“千万贯有奇”（旧题）［元］费着：《岁华纪丽谱》，《全蜀艺文志》卷五八，第1709页。
八、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的具体市期及交易内容，文献不见记载。不过，顾名思义，梅花、桃符二物也都各自具有成都的地方特色，当仍属定期举行的物资交流会。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成都集商贸与娱乐为一体的定期集会十分发达，达到月月有集市的程度，而最有名、规模最大的是花市、蚕市和药市。《宋史？地理志》说蜀地“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主要就是说的成都地区。不过，每月集市虽有专名，但不限于所售内容，如蚕市出售养蚕用具，也出售农具、铁器、花果草药等琳琅满目具有成都地方特色的商品。蚕市、扇市、香市、七宝市、药市等多种专门集市都能举行的大慈寺，经常呈现出“商列贾次，茶炉药榜，贩脂卖浆，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的繁荣景象［宋］侯溥：《寿宁院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八，第1173页。当为成都最大的市场，是成都向国内其他地区批发商品的集中市场。这种定期商贸娱乐集会，官民都乐于享受，正如《岁华纪丽谱》所描述：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道；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
十二月市，成为宋代成都官吏民众定期游乐的集会，招揽了一大批商人前来从事商业贸易。这些商人既有中小商贾，也有财力充足、“经年储百货，有意享千金”的巨商大贾［宋］田况：《成都邀乐诗？二十三日圣寿前蚕市》，《全蜀艺文志》卷一七，第431页。定期游乐之地的商业贸易之繁荣，折射出蜀中之富庶。时人侯溥就曾总结说：“以游观之多，而知一方之乐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给也；以兴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宋］侯溥：《寿宁院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八，第1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