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恋爱到结婚，身边的艳艳是李静生活与工作的重要见证人之一。李静谈恋爱的事，艳艳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天，一个歌手朋友邀请李静去农展馆的录音棚玩，李静把艳艳也带去了。一进棚，艳艳就看见两个男人在录音室里忙碌着，其中一个就是黄小茂。后来，他们一起去吃饭，艳艳观察着眼前的小茂老师，这个中国流行乐坛的人物，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张扬，相反低调许多，甚至是沉默寡言的。艳艳第二次见到小茂老师，是和李静一起去朋友位于郊区的家里玩。并没有约好，但人是在的。那一天大家玩得特别开心，一直折腾到凌晨一点才各自散去，而黄小茂则是主动开车把两人送回了聚龙花园的工作室。再没心没肺的人，这时候也应该看出些端倪来了。于是艳艳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问：“静姐，怎么回事？”“朋友说这人不错。我也觉得不错。”李静开始兴致勃勃地给艳艳传授经验。原来李静和黄小茂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几乎是第一眼，李静就觉得“这个人对了”。“艳艳，我告诉你，女人一定要有技巧地去主动啊。”艳艳眨着眼，点着头，听着这个平日里风风火火的女人给她讲述着一个全新领域的话题。“我们聊电影。我管他借了一张盘。其实那电影我看过，但这样我不就有借口再约他见面了……”那次去录影棚，也只是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而已，李静怕尴尬，所以叫上了艳艳。之后两人正式开始恋爱。李静郑重威胁艳艳，“不准告诉任何人。李媛也别说。”艳艳了然地点点头。可是日子久了，细枝末节的，同事们都看出了些门道，只有单纯的戴军还“被蒙在鼓里”，直到李静这一吐，他才一拍大腿，变成明白人了。
李静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她不想说的就不会说，但一旦被捅破，也就坦荡荡了。所以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公开自己怀孕的消息，挺着大肚子继续主持《超级访问》！她又一次成功地做了“第一人”--在那之前中国没有女艺人能对着媒体说“我怀孕了”，还大摇大摆地在屏幕前晃荡。节目组一开始本是想保护她的，毕竟怀孕后多半会变胖，这对艺人形象来说可是不小的影响。但李静说，“这有什么关系，怀孕的女人一样可以很美。”
2003年的秋天，李静和黄小茂在张家口举办了婚礼。他们主要是想完成李妈妈的心愿，所以婚礼办得很传统，也没有请任何圈内的朋友。倒是“超访”家族的姑娘小伙们去了不少。艳艳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接新娘”。“静姐和小茂老师从楼里一走出来，楼前围观的群众就开始拿着那种彩带喷瓶往俩人身上喷。这东西可能对好多人来说都很新鲜，所以大家一个劲地喷，很欢乐。静姐知道躲，左闪右闪地躲掉好几次进攻。可苦了小茂老师，就那么站在原地’任人宰割‘，被喷了一脸还呵呵地傻笑。我记得他当时戴了一副眼镜，整个镜片都快被各种颜色的彩带给糊满了。静姐急得直跳脚，一边大喊着’别喷了，别喷了‘，一边把小茂老师往人堆儿外面拉。我们几个人也过去帮忙，但其实脸上都快笑抽了。”
2004年初，大腹便便的李静不得不暂别“超访”，去做幸福的妈妈。
只是4个月后，还没把体重减下来，她就迫不及待地回来了。变得圆润的脸上还是一贯的表情，只是更多了一份从容。“是不是语速稍微慢一点了啊？”戴军望着身旁的搭档，确乎是一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女人。她依旧喜欢伏在桌上看嘉宾，可眼神在锐利间流露出轻缓；她依旧会放肆地讲笑话，同时嘴里也会说出些“人生就是如此”之类的句子。戴军想，李静变了，这一次没有头套。
“女人的改变是气质。”当2006年杨澜做客“超访”的时候，李静望着眼前这位优秀和美丽的女人，也将她的气质看作是一种知性的蜕变。几乎是出于女人的直觉，她说杨澜有一种魔力，她的语速，她的声音，她的状态，总是让人特别爱她。所以李静欣赏杨澜，她愿意用一个女人的视角来对话另一个女人，挖掘她因爱而不同的另一面。
“在大学的时候，你懂得谈恋爱吗？”李静问杨澜。没想到杨澜说：“我大一就谈恋爱了。”李静瞪大了双眼：“跟我一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杨澜宿舍有5个女孩，当其余4个女孩都接到情书时，她却接不到。她还写信给自己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您认为我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问题？为什么从来没有男孩子给我写情书？”班主任是政治老师，回信说：“没关系，你要加强思想学习。”听到这个故事全场都笑翻了，戴军更是咧着嘴不停地鼓掌，不过杨澜又说：“这事我有杜撰的成分。老师就是说，没问题，不用着急，顺其自然。然后，第一个给我写信的男生，我就跟他谈朋友了。”
1990年大学毕业后，杨澜经过层层考验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正大综艺》“在大学的时候，你懂得谈恋爱吗？”李静问杨澜。没想到杨澜说：“我大一就谈恋爱了。”李静瞪大了双眼：“跟我一样！”
的女主持。1994年，她凭借极具亲和力的主持风格获得了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但也是在这一年她放弃光明坦途，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李静说：“你的每次选择都是有冒险性质的。”杨澜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但这笔钱除去学费只够基本日常开销。尽管有一些拮据，可是全心投入的学习让杨澜感到非常快乐。
李静：不过我觉得你到美国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杨澜：你是说找到老公是吧？李静：没错。不过我有个问题，吴征（杨澜的老公）听说比你大两岁，怎么看上去……你第一次见，觉不觉得比你大好多？杨澜：他生活中看特别年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上镜……李静：胡子！杨澜：他是为了看上去成熟点，所以就留了胡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所以像戴军这样的人借钱一般是很难借的。戴军：那第二排第四位观众，是不是很好借钱？！
杨澜在美国求学期间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吴征。其实可以用一种更为“优雅”的方式来描绘这段在异国的邂逅，但李静和戴军更愿意看到杨澜娇羞的表情，这与那个成天与各国名人政要坐在一起的女人很不一样。“你们是闪婚吗？”李静问。杨澜和老公吴征在认识10个月以后就结婚了。她说爱情是有一点盲目的，想结婚时就结婚，想生孩子就生孩子，没必要磨磨蹭蹭。“就觉得很确定。从来没有这么确定的感觉。”说这话的时候杨澜的表情变得郑重，她把手交握着放到膝头，眼神坚定地望着李静和戴军的方向。戴军问：“他是个浪漫的人吗？”杨澜说：“我觉得他挺浪漫的。”和吴征结婚的时候，杨澜还没有毕业。有一年生日，吴征给她打电话，让她这个周末不要读书了，带她出去玩。杨澜却不想去，因为她若是去就必须逃掉周一上午的课，她可是一辈子没逃过课的人。“后来吴征急了，他跟我说，我好好地安排了这个周末，要给你一个惊喜，你为了一节课就不愿意去。我当时觉得特别有道理，旷课就旷课，我就走了。”杨澜说到这，幸福地抿起了嘴。
于是，这成了日后她和吴征一起冒险的开始。当戴军问她，吴征有没有做过什么冒险的事让她觉得害怕时，杨澜回答说：“我觉得我们俩后来做的事情都算是冒险吧。包括我没有回央视，包括我们自己开始做公司，做阳光卫视。”杨澜非常感谢吴征，即使是在阳光卫视现金流最紧张的时候，吴征也想尽办法支持她继续走下去。因为他希望成全杨澜的一个理想。或许冒险的可贵正在于此，你不是去相信一件事能不能成，而是始终相信着那个人。“这是我人生的一道坎，”杨澜淡然地说，“在这之前，我的人生都是加法。但到了那个阶段我突然意识到，人生是如此的有限，你的特长是如此的有限，你应该做减法。所以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给自己做减法。”和吴征一起冒险，改变了杨澜的气质与见识，她无悔于青春一场，也更加清醒于自己心中所想。
如果说杨澜遇到吴征后变得更加随性和自由，那么李静遇到黄小茂后就真正找到了梦想停靠的港湾。和杨澜一样，李静的婚姻也是“一气呵成”，从单身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整个过程有如编排好的戏剧，一旦大幕打开就是风平浪静的演出。“为什么能瞬间把自己交给他？”李静说，是安全感。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她把自己交给了工作，为梦想执迷，却也错过了不少生活的风景。一往无前的坚决，也是一言难尽的凄清，多少是会害怕的。直到黄小茂出现，李静体会到了那份浑然的契合，她也终于看清了自己心中的另一种渴求。她说，看着特别容易的东西，你一定要摔了那么多的跟头，有了那么多经验之后，才可以找到。因为只有你付出了那么多，你才知道珍惜。你才知道这一次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这一次好像不那么热烈了，但是很真实。
李静其实是很害羞的人，她在生活中并不擅长表达感情。相反，沉默寡言的黄小茂却能在细微之处撩拨浪漫。一次，他带着艺人去国外拍音乐MV。那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黄小茂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李静，还附带了一句话：“这里很美，可惜没有你。”于是那几天，李静总是盯着手机傻笑。她从不会把幸福的细节昭告天下，那些低眉浅笑和脸红心跳，只够与一人共同咀嚼，回味。
其实2006年杨澜与李静在“超访”上的交流并不是这两个女人的第一次对话。2005年，李静就已经先行做客了杨澜的《天下女人》。因为杨澜以前和黄小茂曾经是凤凰卫视同事，于是难得地采访到了这个非常不愿意在媒体上露脸的男人，也便有了以下这段罕见的公开表白：“李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毛头小子，但实际上她又是那种心特别细的女孩。我记得特别有意思，我们见面，当时不知道聊什么，我说我要出去买指甲钳，一直就没有时间。后来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她就送给我一个礼物，不但有指甲钳，还有其他的小剪刀什么的一套，一个很精美的小礼物。比如那时候，我说我们公司搬了，搬到丰联广场。她就马上接一句，好啊，将来我可以去你办公室等你下班，可以在商场里面逛一逛。我当时就在心里面觉得，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人习惯说你下班的时候她就在外面等你，有这样的感觉。但实际上，经常是我在快下班的时候，一推门，发现不光是她，她可能会抱着女儿一起，我觉得那种感觉，可能就叫幸福吧。”杨澜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小茂这么会表达感情。”李静也很惊讶：“他从来都没有感谢过我这些，而且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他没感觉。现在我发现他知道。”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在《爱上浪漫》中说：“所谓性格，就像既需要作者，也需要读者的语言一样。”或许，我们竭力讨论着自我的真相，却忽略了作为读者的资格。有些角色，就是只能为了一个人表演。你若不懂，说了也错；你若懂了，那又何必再说呢。
呈现伟大
“只要你有强烈的愿望，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人或东西。如果失败，原因只会是：因为你的愿望不够强烈。”
演员陈建斌特别喜欢法国电影《理发师的情人》，这是其中的一句台词。2005年他在《超级访问》中是这样诠释的：“如果你要喜欢一个东西，你喜欢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就要相信，你一定能改变这个事物。如果你没有改变，就是你喜欢得还不够强烈。”
1994年，陈建斌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作为新疆班的学生，毕业就意味着要回新疆了。老师是亲自坐火车把他们送回去的，可当时班里很多人行李都没拿，他们还一心想着回北京。陈建斌当然也想要留在北京，但他还是把行李都带上了，他说：“要不然就不来，要来就得是名正言顺地来，我不愿在这漂着。”回家后，他在一个剧组干副导演，他们班的同学多半都在这个组里。后来那戏结束了，大伙就散了，剩下他和李亚鹏。几天后，李亚鹏也走了，就剩下了他一个人。“好像你突然间就失明了，你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心被掏空了的那种感觉。”
说到这，陈建斌突然停了下来：“我可不愿意在你们这个节目里流眼泪。”戴军说：“我才不要看蜡笔小新流泪。”
那是一段迷茫的日子，陈建斌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痛苦。直到1995年初，陈建斌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要考中戏的研究生，回北京。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是6月10号，陈建斌记得非常清楚，他正在小卖部买饮料，就看见父亲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有你一封信。”父亲把信递给他便转身走了。他知道，父亲很想问却终究没有问出口：这信里装着一个怎样的结果？“我拆开一看，一张纸，是通知书！”陈建斌冲着卖饮料的小姑娘说：“我考上中戏的研究生了！”小姑娘一副没听懂的表情，他却高兴得钱也不要不论哪个时代，总有些人坚信自己是为了一个行业而生，即使再卑微，也要用力地去活着，去挣破，去发光发热。“如果失败，那只是因为你的愿望不够强烈。”
人家找了，立刻跑回家，脱掉衣服，光着膀子和那张纸拍了张合照。他说：“从一张小纸片开始，眼前的世界变得清晰了。”
之后，陈建斌回到了北京这座他深爱的城市，开始重新体验表演所带给他的“享受”。他说，“有些人觉得演戏就是工作，有些人觉得演戏就是生活的一个工具。但是当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呢，它可以变成一种娱乐。表演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享受。”
节目要结束了，李静问他：“如果你喜欢这个行业，是不是就要整个人扑进去？”“不要怕失败，也不要管前面是什么。如果爱它，就要狂热一点儿。只要你的感情够浓烈，它一定会成的。”陈建斌说。
爱得浓烈。李静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表演人的通病，又或者是有梦想之人的通病？回看历史上，那些用痛苦浇筑的强大意志，以及近乎偏执的爱，总是能比成败本身更摄人心魄。不论哪个时代，总有些人坚信自己是为了一个行业而生，即使再卑微，也要用力地去活着，去挣破，去发光发热。“如果失败，那只是因为你的愿望不够强烈。”
在陈建斌来“超访”的前一年，另一个中戏才子印小天也曾在节目中谈起自己那段找不着感觉的日子。他16岁考入中戏，成为这所学校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大学生。然而一进校门，自小学习舞蹈的他却第一次感到“有劲没地儿使”。无论演什么，老师都觉得不行，他却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从艺校时期的一身辉煌到中戏时代的一头雾水，强烈的落差感让他始终陷于对自我的怀疑。最压抑的时候，他就和班里几个朋友一起跑步去天安门。直跑到浑身大汗，筋疲力尽，也不敢在天安门大喊，怕喊了招来警察。就默默地流着汗，看着眼前那气势恢弘的广场，顿觉一身畅快。
从中戏毕业后，印小天并没有立刻得到导演们的赏识，他都是主动跟副导演们联系：“喂，你好，我是中戏毕业的印小天，你们这需要演员吗？”然后，无论胜算几成，他都背着包，装着照片去和导演们见上一面。“不会觉得没面子吗，一个科班毕业的？”戴军问。“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生存的一种状况。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去做了。”印小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