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初中毕业时，戴军对家人说：“如果考高中，不如死。”母亲去开升学家长会的那天，他吃了安眠药。等家人回来看他躺在床上，吓坏了。最后戴妈妈说：“你爱干吗就干吗吧，你要出去就出去吧。”为什么会这么决绝，甚至连戴军自己也没想清楚。
我的生活，一半是舞台，一半是办公室。比起舞台上的浓妆艳抹，我更喜欢办公室里的素面朝天。究竟哪个是真实的自我？其实都是了。一个是梦，一个是梦醒了！所以我说我的生活就是：我（办公室）和我追逐的梦（舞台）。在那段东晃一枪西射一炮的日子里，我什么都敢抡，哪里都敢闯。也许经常会把“梦”挂在嘴边，但其实“李没准”从来就没有那么务实过--只不过我务的不是现实，是我内心的真实。前阵子我要去做一个演讲，正愁没有好的开场白，就看到了以下这段话：“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原来这份感受在心中是如此明晰，至今未变。感谢电视，让我可以做梦，感谢电视，让我更加真实。
--李静
小时候我爸给了我一个望远镜，我用它看天上的星星。我问爸爸：“望远镜的那一头在哪里？那些星星的背后是什么？宇宙有没有尽头？”我爸一个也答不出，我很难过。不过他教会了我看星座。爸爸去世的那天，我正在千里之外的徐州走穴，夜晚大风袭来，我想我是看到他了。这种体验没有人能为我解释，我也没法向别人解释。只是后来我已不愿再去纠结，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永远说不通的，我只能将此归入我的小世界，无论现实或者幻象。几年前，我曾一人前往泰国古城清迈，探访邓丽君小姐生前故居。在MEIPINHOTEL的15楼，我手捧鲜花脚下却移动不了半寸。在走廊尽头的1502房间，那个12年前邓小姐与人间告别之地，正悠悠地飘出若有似无的音乐，是《甜蜜蜜》。我突然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而她当年就是窒息而去的。于是掉头就走，下了15楼又像是转回到了另一个时空。走回自己的房间，我很想透透气，一打开窗，古老的清迈便真切地出现在眼前，远处青山叠翠，白云茫茫。
--戴军
第二自我
爱伦坡在他的诗作《孤独》中写道：“从童年时起我就一直与别人不一样--我看待世间的事情与众不同。”
戴军懂的，他也是一个别扭的孩子。小时候，他喜欢躲在自家门后看书，常常一看就是一天。等到做体育老师的母亲下班回家把他从门后揪出来，他多呈两眼放空状，已是神游四海好几趟了。戴军在学校也很另类，他几乎不和同龄的孩子玩，都是和比他高几个年级的大孩子们混在一起。而且老师还在教汉语拼音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看很厚一本的原著书了。这么一想，这孩子应当是个“秀才”，但他偏偏成了“小地主”。原因很简单，长得像。戴军小时候眼睛不大，又黑又胖，容易让人联想到“粗野”“凶横”之类的词汇。于是弄堂里的孩子们最喜欢玩“斗地主”的游戏了，拿个小板凳让他往上面一站，然后围着他大声斥道：“小地主，你认不认罪？”“认罪、认罪！”戴军猛劲地点头，全身的肉都跟着颤抖。
能做出如此牺牲，只因为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表演欲望，他想要个舞台。早在六七岁的时候，他曾有过一次出道的机会。那天，一个导演追到家里来，想要劝说他那帅气的哥哥做演员。但哥哥态度很坚定，任凭那导演怎么说也不去。这时，就见戴军一个飞身过去，抱住导演的腿，说：“你把我带走吧！”导演一惊，不知是哪里飞来的肉团，赶紧一脚踢开。戴军不死心，连滚带爬地再扑过去，结果再次被踢开。相似的情景出现了几次后，戴军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造，变得更坚强了。
他知道，哥哥一直是自己眼前的一座山。在别人眼里，哥哥聪明、英俊，自己却是一个奇怪的胖子，即便会绣两下花，那也是鲁智深在绣。这种感觉就像是一道符咒，让戴军站在非难与挫败之中动弹不得，哥哥的光彩越耀眼，在他身上投下的阴影也就越大。直到有一天，他不想再被拿来与哥哥做比较了，他累了，他决定逃离那贴满标签的人生……“现在想想，你当时都是为别人在活着。”戴军拿着绿色的羽毛笔，托着下巴，一脸严肃地望着对面的苏有朋。
“我到很后面才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已经到我大学念了三年吧，我才发现，这一路去满足大家对乖乖虎的一个期望，会有点儿对不起自己。”彼时的苏有朋31岁，留着斜分的长发，蓄着胡楂，深色的衬衣打开了三粒扣子。
这是2004年的一期《超级访问》。一番对话把戴军拉回了15年前--那时“小虎队”刚成立，而他背着行囊到了深圳。似两个极端，他和苏有朋，一个被贴上了太多负面的标签，一个则被贴上了太多正面的标签--结果都是想要逃。“幸好，我逃得快一点。”戴军想。
读书一直不错的戴军在初三毕业后选择了就业。那时家里比较拮据，似乎也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出走。“我万幸在我十几岁离开家，后面的人生道路是靠我自己来走的，如果我一直在我妈的羽翼下长大，我可能会循规蹈矩地结婚，循规蹈矩地工作。”这在别人看来稳定的日子，却被青春期的戴军正式归类为噩梦。如前所述，他累了，所以急了。他对家人说：“如果考高中，不如死。”在父母去开升学家长会的那天，他吃了安眠药。等家人回来看他躺在床上，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去洗肠。最后戴妈妈说：“你爱干吗就干吗吧，你要出去就出去吧。”为什么会这么决绝，甚至连戴军自己也没想清楚。一个铁哥们的父亲打来电话，说自己家孩子要考大学，叫戴军别再去他家影响他儿子学习。“好，你们好好考大学。”从此戴军和初中同学们断绝了来往。与所有的热血青春一样，戴军的校园出走一幕既荒诞又必然。
“我到很后面才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已经到我大学念了三年吧，我才发现，这一路去满足大家对乖乖虎的一个期望，会有点儿对不起自己。”苏有朋说。
与所有爱早起的奋斗者一样，苏有朋是通过甄选进入“小虎队”的。在初次亮相的综艺节目中他说：“因为我年纪最小，所以我叫乖乖虎！”后来这个名号就紧紧地跟他的公众形象连在了一起。“乖乖虎就是要会玩会读书。”不知不觉中，苏有朋被媒体塑造成了一个年轻的精英偶像，走上了神坛，也走进了陷阱。在高手云集的台北市建国中学，苏有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优待与理解，相反迎接他的是同学们更为挑剔的目光。他那时候要一边进行演艺工作一边恶补功课，几乎没有停歇。后来他被台湾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录取--这个数一数二难考的专业并不是他的志趣，只是足以证明他的优秀。但是，上了几个月课的他发现自己实在进入不了机械工程的状态，就想转系到企业管理。谁知，“苏有朋要转系”的风声一走露，立刻掀起了不小的风波。聚光灯下，容不得凡人的迟疑。学校最终拒绝了他的转系申请，一次，两次，到第三次，他选择了休学。苏有朋用“一意孤行”来形容当时的自己，“如果我真的念个六年或者七年，把机械工程系的文凭拿到了，那代表什么？我拿这个文凭只是为了向大家证明我还是你们的乖乖虎，可是事实上我一辈子不可能去做机械工程师。”
想通了，于是一意孤行，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叛逆的底色。然而接下来的路并不是好走的，正如戴军换过了20多种工作，苏有朋也在大家的质疑声中经历了游学，复出，平淡，起伏。直到出演《还珠格格》，他说：“我终于等到了。”2002年，苏有朋办了一场属于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的舞台，不管你在上面耍赖、撒野，甚至跳错、唱错，无所谓……”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写道，“大人物终其一生至少有着两个不同的自我，一是公共的自我，一是私下的与凡人的自我。”这两个自我，都是种真实。只是舞台旋转，灯光明暗，不同的角度便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真实。所以对于“超访”而言，“面具”从来都是一个中性的词语，既不必然导向分裂，也不绝对意味着隐瞒，它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名人如此，平凡人亦如此。
2005年，地产大亨潘石屹来《超级访问》做“宣传”，不过不是宣传房地产，是宣传一部由他出演的电影《阿司匹林》。这是一个发生在都市男女间的爱情故事。片中潘石屹所演的中产阶级话并不多，几近沉默，却痴迷地追求着一个女娱乐记者。节目播放了片花，只见他沉稳地坐在高档餐厅的桌前对着心爱的女人说，“给我一个机会吧，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我会还你一个奇迹。”李静莫名地想到了这句话。“这是什么广告？”对于潘老板演电影这件事，李静心里还是颇有些羡慕的，单纯为了这份“不务正业”的行动力。潘老板不仅演电影，还出了自己的摄影集《西行25度》，从北京到吐鲁番，行程三千八百公里，拍了一路，也看了一路。“这个行动是不是跟你自己想抽离出来去感受一种自然的东西有关呢？”李静问。“对，我觉得还是要感受一个真实的存在。我们天天坐在一起聊天，一大堆的概念，远离了这个真实的存在。”潘石屹说，“只有你去的话，你能感觉到天气特别冷，你可以看见小孩的脸上全是冻疮，这样的感受很真切。”
潘石屹出生在甘肃天水一个荒凉的农村。他住过“草棚”，也挨过饿。1987年，他带着80块钱到了海南，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至此开始了自己惊心动魄的人生。但彼时，他却一脸憨厚地坐在李静和戴军对面，大谈自己到秀水街和小贩杀价的故事，以及如何用6天来完成自己与妻子从相知到婚姻的过程。节目最后，李静问他，什么是理想的生活状态？他说：“少上网、少开会、少一些没用的应酬，多跟大自然接触，多一些欢喜，包括一些痛苦，真实地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幸福的。”
潘石屹在《阿司匹林》中的表现是否算得上是本色演出？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他在“超访”所说的话，是否又是自己的心声？“是的，至少当下是真实的。”“超访”家族对此都有着深深的自信。他们不会去怀疑任何一个在“超访”舞台上流泪、感叹、轻吐抑或沉默的人，因为他们相信情景营造了回忆，而真实就是那一瞬间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其实“超访”从未试图摘掉谁的面具。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即便是“第二自我”也肯定要通过“第一自我”来表达。也可以说“超访”舞台是一个万花筒，嘉宾站在彼端，随着镜头的旋转，也就呈现出不一样的个性风光。
如果这一切需要从心理学领域来寻找一个支点，那么你会发现一个叫“人格面具”（persona）的概念。一个人格面具就如同一个人格的侧面，所有的心理活动都通过不同的面具来表达。人们不可能摘掉面具，因为它们组成了人性的真相。其实不必在意理论的晦涩，王尔德的一句话或许更值得回味：“当人以自己身份说话的时候，便越不是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便会告诉你事实。”
尽管面具并无真假之分，却依然有着“公开面具”和“隐私面具”的区别。这很好理解，无论多么本色的人，都会有一些东西是不想被一些人看到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没有人能给这个世界百分之百的真相。但戴军说，面具这东西还是有厚有薄的。就好比化妆，有的人化得比较厚，几乎要去为了做好电视剧《甄嬛传》里面的“九十多条音乐，加上七首歌”，“好音乐人”刘欢“前后弄了三个多月，基本上中午起来一点钟到那个工作室去上班，然后夜里一点钟回去。”而作为“好丈夫”，他还是一枚优质的“家庭煮男”。同为音乐人，那英沉寂数年第一次接受采访，说起首次“触电”，她坦言做演员很辛苦，自己还是更喜欢好好唱歌。
为了帮助邓超减肥，孙俪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每次吃饭都把邓超的那份一起吃掉……而邓超则表示：“我总是想搂着她！”惹得李静直呼：“你们俩看彼此时肾上腺素都在旺盛分泌啊！真羡慕死人了！”
不是四目相对，而是两双眼睛，看同一个方向。在共同的愿景之下，两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是相似的。
在早些年的节目里，李静的标志性发型就是短到“挑战中国女主持人的极限”的短刘海儿，而戴军则永远是一身花衬衫，成为这个团队中“最好色”的男人。
唱大戏了。他就曾听一个艺人说过一句话，“我走出家门的一瞬间就已经在舞台上了。”听了这话，戴军眼泪差点要掉下来。他想，这张明星的面具要是戴久了，别的面具就不好戴了，慢慢地，“明星”两个字是否就足以霸占所有的自我？！他很庆幸自己是个“裸妆”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直直地站在舞台中央，一成不变。他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扇贝，最柔软的那块肉不可以轻易裸露出来，不然就会沾上灰尘，遍体鳞伤。扇贝的壳，无论薄与厚，都是对自我最后的保护，也只有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才会轻轻开启。
戴军一直觉得，李静的天性在他面前已经很解放了。在生活中的李静很“男人”，但只要给她一个头套，她就可以立刻被各种女人附体，娇媚的，霸气的，疯狂的，可爱的。李静曾经在早年另一档节目中扮演过哈佛女孩，而戴军就演这哈佛女孩的妈。俩人一人一个头套，浑然天成，挥洒自如。从那时起，戴军就觉得头套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东西。只是他没有料到，不戴头套的李静，有一天会以如此突然的方式向他展现真正的女人味。
2003年底姜昆做客《超级访问》，与李静和戴军三个人一口气聊了两个多小时。姜昆曾经在北大荒待了8年，这期节目也一直环绕着这8年徐徐向前。艳艳坐在监视器旁，跟着那些青春往事起伏着心情，突然，就见监视器里李静脸色越来越难看，下一秒便“唰”地站起来，往后台跑去。艳艳心想坏了，赶紧跟着跑到了后台，一看，李静正在哇哇地吐。“静姐，你没事吧？”“没事，吐完就好了。”李静斜靠在墙边，脸色惨白，“我怀孕了。”“怀孕了？！”艳艳顿觉惊喜交加，等她回过神来，李静已经“嗖”地跑回了台上，继续主持节目了。“我说的有那么难听吗？都给说吐了。”
越是寻常琐碎的生活细节，越能体现不一样的细腻和关怀。
姜昆打趣地说。李静只是笑笑，她只能强撑着主持完节目，可一下台就立马瘫倒在椅子上，说什么也动不了了。
“什么情况？怀孕啦？”戴军一脸茫然地望着她。李静给了他一记白眼，像是在说：“就你傻，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李静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在密闭的空间连续坐上那么长时间，确实吃不消，于是就吐了。后来这期节目的剧照还很荣幸地被放大挂到了公司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