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是赵宝刚导演的《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拯救了他，让他的演艺生涯出现了逆转。那天深夜11点，印小天正在王府井吃馄饨，电话响了。“你好，我是赵宝刚剧组的副导演刘海涛，你能不能马上过来一趟，最好穿西装。”突然之间，印小天有一种感觉：我人生的重大时刻到了。
面试的地点是在一座宾馆的房间里。印小天一进屋，看到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其中一个一身黑的男人，就是赵宝刚。随便地聊了一会儿天，赵导说：“给他化个妆。”于是化妆师一边在他的脸上涂涂抹抹，一边说：“这个韩丁的角色，已经选了那么多演员，希望你是最后一个，这试戏的妆，我不想再化了。”
化了妆就试戏。赵导对他的表现似乎还挺满意，给了他一大摞的剧本，说：“回去看吧。明天找人带你去挑衣服。”印小天接过沉甸甸的剧本，心里更加七上八下。“这是定了还是没定啊？万一明天把我换了怎么办啊？”这样想着，正准备走，就听赵导问了一句：“抽烟吗？”他心里一激灵，“这是不是测我呢？”“来一根！”那一晚，不会抽烟的印小天一口气抽了十几根。后来他坐出租车回家，一下车就恶心地吐了。
他内心的压力从那一晚开始后，就再也没有散去。尽管他最终被定为了《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男主角，尽管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转机，但他经常找不到角色的感觉。他的戏份非常重，一天三十几场戏，几乎全是他的，早上5点起来化妆，拍到晚上11点，一连一两个星期都是这样。与此同时，剧组还在催促着他减肥，连续几天没怎么吃东西的他到最后连台词都记不住了。
印小天真的觉得自己要崩溃了。那天晚上，他有一场和刘烨的对手戏，很重。他想，对方是师弟，也是影帝。自己现在这样的状态，要是在刘烨面前露怯，那真是太掉价了。他想到了天安门。于是，当一行人准备出发去拍摄场地的时候，他撒了个谎，说要去买点东西让大家先走，然后便一个人去了天安门。
其实，需要发泄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刘烨当年也是中戏表演班里最小的男生。他比印小天更早一年来到“超访”，讲述那段“找不着感觉”的日子：“我当时给家里打电话，说我不想上了。”几乎是和印小天一样的遭遇，他认真的表演总是招来老师的质疑。中戏的旁边就是什刹海，刘烨常常会跑到那儿去一个人大哭。冬天的湖面都结冰了。刘烨就站在整个冰面的中央，那儿没有灯，也没有人，他可以放开了哭，放开了喊，然后等风把眼泪都吹干，走人。大三之前，他都是这样来释放内心的积郁与烦躁的。
是不是每个痴迷着的人都能找到一处适合的地方为自己流泪呢？彼时的印小天坐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上，呼吸着清凉的空气，很久不曾有过的安静让他不知不觉陷入了沉思。这一坐，就是五个小时。那天晚上的戏终究是没拍成。他以为赵导会大发雷霆，但没想到赵导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要是男人的话，你就挺过来。”
他挺过来了。接下来的他，只是好好地睡了一觉，好好地拍完了和刘烨的对手戏，好好地诠释了“韩丁”这个角色。最后，由此成名。只要你想，过去总是可以被书写得锦绣芳华，努力的过程也可以轻描淡写成天赋异禀。只可惜，他人眼中的光鲜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的水到渠成。自我的压抑、改造与重生，才是追逐梦想之路真正的注脚。演员，歌手，主持人，你若爱着那些与舞台有关的行业，那你最好有着这样的自觉。
2005年李宗盛上节目，李静让他讲讲当年“折磨”辛晓琪录《领悟》的事。“辛晓琪说，大哥，这歌没法唱啊，怎么可以写成这样呢？”李宗盛说。首次上大陆访谈节目的他只是穿了一件普通的T恤，留着胡子，朴素而随意。他回忆说，那一年录《领悟》，他一开始没在，而是拜托另一个执行制作来李宗盛的严厉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他说，不管你多红，你是多大的腕儿，进了棚，每个人都一样。把歌唱好，是你第一要做到的，不然对不起你自己的行业。
帮辛晓琪编曲，好让她先进棚录音。可惜录了一个星期，等李宗盛回来一听，完全不对味。“我说不对，不是这样。我把他们找来，说应该这样，这样。讲完了，又唱了一两个星期，才唱到你们后来听到的那个版本。”后来，这首当初被辛晓琪认为“有问题”的歌让她名声大噪，将她成功推到了畅销歌手的行列。
李宗盛的严厉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他说，不管你多红，你是多大的腕儿，进了棚，每个人都一样。把歌唱好，是你第一要做到的，不然对不起你自己的行业。“行业”这个词，是李宗盛在那期节目中多次提起的。这是一个很重的词，不仅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游戏规则，还意味着一份“德行功业”。“我们这是一个常被误解的行业，就觉得是特别容易赚钱，特别容易出名，这行业的苦跟敬业，是在媒体上很难看到的。”在音乐圈叱咤了三十多年，已经被称为“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和“百万制作人”的他，始终不屑于那些旁门左道和光怪陆离。“走走后门，随便混混，一味包装，以及拼命砸钱，这些都不是行业的本质。只有好的人才能够真正在这个行业里面，不但起来，而且能够一直往下走。”李宗盛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行业。”
李宗盛的一番话让李静又想到了那个老问题：电视行业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许多人不愿去提及的话题。1990年，李静迷迷糊糊地闯进了这个圈子。然后是北电求学，她看清了一种自我表达的强烈愿望和可能性。进入央视又离开央视的那段辗转岁月，则是让她下定了独立制作电视节目的决心。对于电视这个行业，她从一开始就已经爱上了，而且是热爱。和其他执着的电视人一样，李静能够为了这份爱，找出千百个理由，这似乎已足够。但如果想要爱得更深，李静想，那就非要看清抽丝剥茧之后那一种属于电视的真正的魂魄。
2004年，《超级访问》取得了傲人的收视率，当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将其评为“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这个问题变得愈加清晰而混沌。李静不喜欢别人总拿“娱乐”说事。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娱乐”，恰恰相反，她为此着迷，她的座右铭是“笑语人生”。但现实是，这两个字在国内已经被人说薄了，说歪了，说得覆水难收了。她记得高晓松在节目中说过的那段话：“日月星辰是重的，粮食是重的，但艺术的本质是轻的。它是一种欢乐的风景，当然它可以用来为痛苦做一件衣服。”在李静的眼里，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是轻的也是艺术的，这并不妨碍她从中接收伟大。她说《超级访问》还不能妥协，她还要用这个节目去揣摩属于这个时代的娱乐，哪怕最后找不出个准确的答案，也不负做一回电视人。
没办法，无论这世界如何精明，总是有一批人要选择用最笨拙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逻辑。2004年李冰冰在节目中讲到自己拍打戏的经历，让见过世面的李静和戴军也惊讶不已。和杨紫琼拍《飞鹰》的时候，有一场对打的戏，杨紫琼要一脚踢到李冰冰的腹部。两个人都没用替身。刚开始杨紫琼不忍心下脚，因为李冰冰穿的是一件半截露腰的衣服，不能在腹部垫上保护用的垫片，这一脚下去肯定是要直直踢在她脆弱的腹部。“我就跟紫琼姐说，姐你别怕，放心踢吧，没关系的。”李冰冰想，这样一直踢不对，还不如一脚解决问题。杨紫琼觉得也是，就正经对着李冰冰的腹部来上了一脚。这一踢，让李冰冰瞬间感到一阵恶心，差点吐出来。工作人员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没有，我去喝点水。然后转身跑到了一边，其实眼泪已经快流出来了。
“我不想让人认为，我是一个很娇气的人。没有什么苦是受不了的，我相信人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圈里人都说，李冰冰玩命，没想到是特别玩命。拍《少年张三丰》的时候，她曾经在大雨里连续淋了7个小时。那是3月份的北京，拍摄地点在怀柔的山里，做人工雨的水都是从刚解冻的河里直接抽上来的。周围的人都穿着羽绒服，她却只能穿着布衣，还要在雨中来来回回地做着打斗的动作。“我的心脏，突然跳得不对劲了。拍着拍着，我不能再用力去做任何一个动作。我很害怕地坐下来，让自己呼吸，多吸点儿氧气……”“为什么非要逞能呢，你可以说我拍不了啊？”“通“我不想让人认为，我是一个很娇气的人。没有什么苦是受不了的，我相信人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
告这样安排了，如果我不拍的话，他这通告今天就要取消。“李冰冰说她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回去拍戏了，一直拍到太阳下山。
后来李冰冰很诚实地对李静和戴军说，这一次，只有这一次她后悔了。她根本没有想到那种伤害是一辈子的。”北京5月份，白天已经是20多摄氏度了，我晚上睡觉还要睡电热毯。“但是李冰冰并不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个需要玩命的行业。她在节目中说：“我拍戏玩命不是因为钱，是责任。你们看到的这些戏，我的片酬都不是很高。我拍这些戏，都是因为我喜欢。拍打戏是因为我喜欢。我可以在另一个领域里，证明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证明我很强。”“拍了这么多戏，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只希望看过我戏的人，能说一句’她是个好演员‘。我就觉得足够了。”
“我佩服你。”李静说。她在“超访”的舞台上听到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但每一个新故事都能成功地再次唤起她的英雄主义情结。她甚至觉得正是这份相似，逐渐聚合成了一股深邃而温厚的激情，塑造了“超访”作为“电视娱乐脱口秀栏目”的独特基调。
英雄，是一个过程。伟大，是一种执念。透过炫目的视效与欢乐的对话，“超访”想要将这种情绪与信念传递出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李静说，“呈现他们的伟大，便是《超级访问》的伟大。”
不一样的一切
韦唯说，刚到柳州市歌舞团的时候，她14岁，125斤。“又胖又黑，嗓子跟老牛似的。”“这样的女生一般在学校里不会有男生追的。”李静说。“但是男生跟我都很好，都是哥们儿。”韦唯说。她是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长大的。那时候在学校，穿有补丁的旧衣服会被表扬，这是她的存在感。
进了歌舞团，她在学员班里练习舞蹈，合唱，同时还要负责擦楼道，打灯。常常是别的独唱演员唱着“清冷的月光照地上”，她就把一束“月光”打下去，照在那歌手的身上。正照着，就听见背后一个声音对她喊：“韦唯，该你上场了！”在这样一个地方她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些带着补丁的衣服似乎发挥不了作用了，取而代之的是“你怎么穿成这样”的某些眼神。于是有一次，韦唯偷戴了母亲的手表，想显摆一下。结果表还没戴热就被母亲发现了，立刻叫她送回家。“妈妈不希望你跟他们攀比吧？”李静问。“不是，妈妈怕我给弄坏了。”后来，她爱上了看书，并且在书里找到了一些答案，她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家可能不太看重你，但你更要自发地去学习。我心想，你们是外表美丽，我是内在。”然而很多年以后，韦唯自己推翻了这句话--她站在一个不曾想象过的舞台之上，成为了最美丽的存在。
1987年，韦唯作为中国首次选派的代表，参加了波兰第24届索波特国际音乐节。“害不害怕？”“去之前很害怕。”那是个露天的大舞台，比赛连续四天在欧洲卫星同步播出。韦唯说，一个五星级酒店被全部包了下来，里面住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赛选手。她第一天走进酒店的大堂，就被那面由无数小电视组成的巨大屏幕给震住了。而作为唯一的一名亚洲选手，她第一次合音也把所有人给震住了。许多金发碧眼的小孩跑过来找她签名、拍照，同时看到的还有那些“你真是太惊艳了”的眼神。“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明星感，”韦唯说，“所有人的眼神毫不掩饰。”另一件让她心跳的事是西方人的吻手礼。“你刚一伸手，他就拉着你，轻轻地吻一下。”这种感觉很美好，让她想到了自己在《名利场》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所看到的情景。
决赛当天，韦唯穿了一身旗袍。她从舞台侧面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满场的掌声融进了她的节奏。她说，上台前很紧张，一上台，立刻就忘了自己。本来主办方要求每个选手最多谢两次幕。但那一次韦唯违规了，她不记得自己的歌声在那个空旷的舞台上回荡了多久，她只记得自己有一种“想流泪却流不出”的感受。最后，她一举获得了“演唱特别奖”和“电视美女奖”两项大奖。而第二天，她的海报就贴满了整个索波特城，杂志上的封面也都是她那张极具个性的脸庞和充满自信的微笑。
回国后，韦唯继续在那个只属于明星的舞台上享受着音乐与追光。1989年，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爱的奉献》。1990年，她与刘欢合作演唱了《亚洲雄风》，这首歌毋庸置疑地将她推到了一个不胜寒凉的高度。没错，她终于成了巨星，而且是很遥远的那一颗。后来，人们听到的故事是，她经历了父亲的误解，投资的失败，儿子的降生，以及一份爱情的破灭。这些戏码，有的被夸大，有的被掩埋，却始终偏离着她作为女主角的真实心境。韦唯说：“人们想象，你的生活是包围在赞赏与鲜花当中的。往往这样的你特别孤寂。因为你很少有朋友，很少有同事去倾诉。敢听你倾诉的人也不多，担得起你倾诉的人也很少。”
从歌舞团里不被重视的小胖子，到享誉世界的亚洲歌后，她站在了聚光灯下，却也被那耀眼的强光照得模糊；她听到了掌声，却也被那巨大的声浪盖过了独白。舞台，或许是一个人最大的享受，也是一个人最大的寂寞。然而，如何去看待这份享受与寂寞的共生，则是摆脱身份焦虑的关键。无论你是“公众人物”，或者仅仅是个“众人”，你需要接受或改变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眼神，而是你自己。这也是为什么，韦唯在2005年的时候，能够面对李静和戴军说出她那“极端的痛楚”与“涅槃后的灿烂”。她说：“我现在比较从容了，不再回避’你是名人‘这件事。大家都认识我，就像一个人住在街坊里，大家都认识你一样。”所谓“存在感”，是一种对自我的信念，有时需要坚持，而有时需要在放下之后重新开始。
在《超级访问》的舞台上，戴军从未变过，但戴军又总在改变，当“超访”逐渐赢得自己的荣耀，“做一名正式的主持人”，是他对自己“玩票心态”的一次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