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大竹，命运竟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抵达云雾茶场没几天，曾经被长寿湖打入“另册”的我，竟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副大队长。刚干了一个月左右，还没从以往的角色中转过来，又被县里直接调至乌木渔场。几天后又同渔场的其他三个知青一起，参加由省农业厅举办的水产技术干部训练班，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回到乌木渔场后，又受命在渔场的150个知青中挑选了三十多人，组建繁殖队，任命我为队长。随后又代表渔场参加省渔场工作会。戏剧般地从危险人物转变为被寄予希望和信任的骨干，社会角色的巨大落差，使我竟以为真的到了大有作为的天地。虽然我并不喜欢水产，以我在水产校学习时的了解，淡水养殖最多是一门工艺而不是科学，但命运注定我要和水产相伴终生，致力于水产业的技术进步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现实能够给予我施展抱负，实现生命价值的唯一空间。
乌木水库是一座拥有七千余亩水面的浅丘水库，它像一方绿绸，蜿蜒飘逸在大巴山余脉的东山脚下。烟雨晨昏中，黛青色的山影若隐若现，大坝一带的十余个小岛，静如处子，焕发出梦一般摄人心魄的美。朝晖夕阳下的浩渺烟波，浮耀着粼粼金光，令人通体都仿佛浴满春风阳光。而当风雨大作时，那虎啸龙吟般低沉的涛声，使人远在数里之外也能感到血在沸腾。然而，风光再美毕竟不能当饭吃。从1964年初到“文革”初的近三年时间，除草鲢鱼繁殖季节的劳动强度稍低之外，挖土、挑土、打夯、抬石头、下水拉鱼苗，在令人发抖的凌晨冷雨中给亲鱼注射催情剂，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体力消耗，每个人的饭量都大得惊人。每月15元到17元的工资，扣除伙食费后仅剩一两元甚至几角钱。买了必备的肥皂、邮票就可谓囊空如洗。这不仅使“烟屁股”在吸烟的知青中成了稀缺资源，也使得数年间多数人都无力添置在劳动中不断破损的衣服。那些年，从五月到国庆的数月期间，几乎所有男知青无论上下班，都是青一色的赤脚赤膊，或穿渔场统一下发的劳保裤。冬季则大多是开花棉袄加破裤和露出大脚趾的破胶鞋。每次休息进城，饥肠辘辘地算计着包里仅有的几角钱，能买几碗仅有盐醋的小面充饥。如果哪个月要买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就必须这个月不买邮票，不买烟抽。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清贫，工资如此菲薄，劳动方式如此原始，但在我们的汗水中，却硬是出现了一座初具规模、功能齐全的中型渔场。分布在场部和三个捕捞点上的十余栋办公室、宿舍和食堂；三十余艘用原木改成木板，然后一锤一斧打制的“双飞燕”；足以在全库进行拦、赶、张、刺大型捕捞作业的近百副三层刺网和张网；土石方工程量上万立方的全套草鲢鱼人工繁殖设施，都出自于我们始而布满血疱、随之磨成老茧的手中。其中，达县地区第一副三层刺网、第一副张网、第一批人工繁殖的鲢鳙鱼苗、水库捕捞的最高网次单量，都是由我们创造。作为渔场当时的技术责任人，更是我在那段生活的泥沼中，背负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十字架，于苦苦求索中所创造的值得骄傲的物化的自我。
时隔四十多年后，尽管社会环境、生活水准、劳动条件同当年相比已是天上人间，但只要想起当年那些岁月就会激动不已。不仅仅因为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被沉没在荒山野水间的岁月。更多的是出于对年轻时为理想信仰而燃烧的创造热情的留恋；出于对那段在艰难中单纯、真诚、乐观向上的人生姿态的眷恋；出于为当年那段不甘沉沦和平庸，在苦难和不公前奋起抗争的人生历程而骄傲。不管现在是成功或平庸，毕竟我们奋斗过。
那些年，几乎每周都有一两次“晚间音乐会”。用一排搪瓷碗倒上水，调成音阶，用筷子敲出旋律，加上笛子和敲门声的伴奏，我们兴之所至，全身心投入，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我是一个兵》、《人民海军向前进》和《共青团之歌》、《在乌克兰原野》、《学习雷锋好榜样》，直唱得热血沸腾、身心飞扬。忘掉了明天饭票就会用完，忘了明天又将踏着结满严霜的泥浆，用布满血口的双手去挖土、打夯、筑坝。忘记了有人会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在那些令人热血喷张的旋律和节奏中，我们随时都感到肩上有一种庄严的责任和使命。正是这种近乎神圣的内心感受，支撑着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过了那段苦难的青春。现在想来，在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山区农村，在政治阴影若隐若现盘桓于头顶之上，天天重复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单调生活中，唱歌、拉琴、读书、写笔记、写诗，是当年的知青们不至于在平庸的生活中陷入麻木、冷漠和短视，不至于失去青春、朝气、敏锐、热情、理想和希望，不至于使单调的生活变得像破抹布般猥琐暗淡和酸腐的唯一亮色。尽管事隔四十多年，那些年所历经的几次屈辱，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1964年9月之前，水库捕鱼一直是用一种名为“刮网”的原始网具，效率极低。运气好，二三十人一晚可以捕得三四百斤，运气差则只有几十斤。对此，我一直想将一种名为三层刺网的新型网具引进渔场，以提高捕鱼效率。恰好七月中，省农业厅寄来一封附有尼龙线样品的产品征订信。在我一再请求下，场里通过邮局购进了18公斤，并同意由我利用业余时间指导网具队装配成三层刺网。但当时我对这种网的缩结系数尚不甚清楚。
问长寿湖、省农业厅，都对此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只好在装了拆、拆了装的反复试验中测算。为了尽快拿出样品，一连七八天，傍晚下班吃完饭后就到网具队装网，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天天如此，双手被尼龙线勒出了十几条血口。而白天还得照样在繁殖队从事体力消耗极大的劳动。一天傍晚，正当我在大坝上趁着落日的余晖，按照最终测算的缩结系数装网时，不知听了谁的小报告，渔场的最高领导熊书记怒气冲冲赶到网前，叉腰怒目，不问缘由，劈头就是一顿大骂：“黄晓龙，你日天冒鼓，天上知一半，地下全晓得，把恁个贵的尼龙线弄烂了，搞不好，小心老子把你送进鸡圈！”说完根本不听解释，不听辩白就扬长而去。在场的几个网具队女知青见状，都悄悄丢下网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咬牙强忍着屈辱的怒火，任尼龙线在本已布满血口的手上勒出新的伤口，发疯般地装着网。几天后，这副网一下水，两个人一只船，三小时就捕得900多斤鱼。熊书记招待我吃小面以示表彰，这个心地善良、脾气暴躁没有文化，但又颇有心计的农村汉子，对前几天为何突然冒出“鸡圈”一词却避而不谈。无论我怎样试探，总是三缄其口。而此前，我已得知，我在长寿湖的一个名为肖顺伟的朋友，响应党委号召搞技术革新，无意中毁坏了几个平方米的香叶苗，竟被冠以破坏生产的罪名送劳教。这场有惊无险的历险，令我在庆幸、后怕之余，更有一种难言的悲凉。为何真诚的奉献、探索明明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发展生产，却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应该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吗？
1965年7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鲢鳙鱼人工繁殖终于首次成功，孵出数百万尾鱼苗。在这两个月中，作为技术负责人和繁殖队长，为了解决繁殖生产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谓全身心投入，自己都记不清经历过多少不曾合眼的日夜。而在此之前，又曾有过多少次失败挫折之后痛苦难眠、苦苦思考、总结、探求的日夜。我根本没有奢望过入党、提干、当先进之类的好事，甚至也没想过要证明什么，只是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凭着应当无愧无悔地度过一生的信念和追求，为实现将渔场建成达县地区最大的“活鱼库”的愿望不断努力。除了在取得成绩后有一种满足，觉得自己是一个社会所需要、于社会有益的人，并隐隐为之骄傲之外，没有更多的想法，更遑论当先进、入党、提干之类的愿望。我知道，我的出身和在长寿湖的经历注定了这一切都没有可能。同时，从渔场那些党员身上，也罕见“先锋队”的形象，很难在精神上对我产生足够的向往和引力。
当月中旬，一场暴雨将繁殖队七号池的防洪坝冲塌了大半，危及到池内的近百尾亲鱼，其修复工作量达数百立方。经长达两个月在鲢鳙鱼人工繁殖中的昼夜奔忙，早已疲乏不堪的我，面临着本不该发生的无效劳动，仅仅抱怨了几句当初熊书记没听从我力主用水泥砂浆和条石护坡的建议方才导致这种劳民伤财后果的牢骚，不知又被谁打了小报告。不到20分钟，背着手板着脸的熊书记来到现场，脸上板筋暴突地对我一通“日天死冲”的大骂，随之宣布了对我暂时停职检查、带队上山烧石灰的组织决定。尽管心里颇为愤怒不平，我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决定。毕竟这种处处被人监视打小报告，又必须处处带头，且得时常替人擦屁股还不得有怨言的日子已令我心力交瘁，不堪忍受。
烧石灰的土窑是在一座名为狮子峰的石灰岩质的孤峰脚下，在其近于垂直的峰脚，是一条水清得发蓝的小溪，其对面就是石灰窑，距渔场有8里水路加18里山路。每天从场部登船，划船一小时，上岸后走6里山路，到达一座小煤窑后，再每人装上120斤煤炭，气喘如牛般地经12里仅能容一个人通过的陡峭山路方能到窑边。每天早上六点半出发，抵达石灰窑多在11点之后，出发时所带的三四个二两一个的馒头或窝窝头，早已被肚皮大得像无底洞般的我们，一路上就着凉水吃光。此时再由几个人将昨天就点火烧熟的石灰撤出窑膛，另外几个人则从狮子峰后侧爬上山顶，用粗麻索捆在腰间，下坠到位于半山间一个几平方米的突出平台上，打炮眼，装炸药。点火后必须在几分钟内沿着麻绳迅速攀到山顶，躲在一方大石头后，等炮响过再重新下吊到半山，将炸开的石头用钢钎撬下山底。然后再碎矿，洗煤，装窑，点火。结束后每人再挑170斤石灰下山，登船。到达场部后多已在傍晚六点前后。此时，每个人都已是饥肠雷鸣、精疲力竭、瘫软如泥了。但还得挣扎着将石灰挑到六七百米之外的鱼池工地。
1966年前夕，场领导终于找我谈话，称我已通过了组织考验，随之恢复了我的工资和队长职务。大约一两天后，地区和县科委来人，召集我和繁殖队其他几人开会，称繁殖队已被县里评为群众科研先进集体，希望我们报一份材料，以便出席三月在地区召开的科技工作表彰会。当时在场的熊书记立即指定由我起草材料并出席会议。但当会议召开前，却悄悄指派了另一根正苗红的青年出席。当时强调阶级路线、政治挂帅，官僚耍特权，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1966年元旦前一个上午，熊书记突然派人将我从鱼池叫到办公室，称县委办公室要渔场在两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送一条20斤以上的大草鱼去招待所。而当时渔场20斤以上的鱼只有七号池那尾。那尾亲鱼，是繁殖队唯一有把握在当年成熟产卵的雌草鱼，一旦顺利产卵孵化当有近百万鱼苗，价值好几千元。我要通了县委办公室电话，刚说了几句，就被一阵凌厉霸气的训斥喝断，对方称：“你是哪个？你有什么权力和我说这些？
这是政治任务，不执行就是政治事故。叫你的领导来，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轰得我好一阵都回不过神来。熊书记唯唯诺诺地听完对方的训斥，只得安排我们下鱼池捕鱼。当时七号池水深两米多，放浅池水根本来不及，只好由我和张卫国两人赤膊下水。在水温仅七度针刺般的冰水中，在七八个人的配合下，拉了两个网次，用了四十多分钟才将那条草鱼捕获。而我们两人却冻得全身僵直，连手脚都不听使唤，不得不由几人半抬半背地送回宿舍，在三四床棉被下整整抖了两三个小时。事后，从县农业局一干部口中，我们才知道这条其潜在价值每年高达数千元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的草鱼，是为了招待一位过路的杨姓省委副书记。我曾于1963年底，听过这位颇有水平的杨书记的报告。后来，领导、造反派头子等来渔场要吃鱼的事情就经常发生了。
1965年初繁殖队一个瘦小的名为赵永富的知青，在修建溢洪道抬石头时被砸伤右脚，一小时后就红肿到踝骨，按惯例回寝室休息。第二天上午熊书记突然找到我，声色俱厉地责问我凭什么同意赵永富休息，并严令马上将他叫回工地劳动，走不动爬也要爬到工地。不明就里的我还没来得及问清到底是为什么，满脸怒气的他已转身走开。中午休息时，我颇有些不忍地向赵永富转达了熊书记的意思，问他是怎么回事，赵永富竟哭了起来。据他讲，是因他远在蚕桑队的女友黄昭芸，于他受伤后的当天下午，未经队长批准就离队赶到场部探望，引来熊的大怒。当时渔场曾三令五申不准恋爱，所有知青间的恋爱都在地下进行，尽管我和他住在同一寝室，也是此时才得知他俩的关系。此时赵永富的右脚已肿到小腿，令人实在不忍，本准备硬顶着让他继续休息，但赵永富竟不顾我一再劝阻，硬是先单脚跳着，后来又是爬着去找熊书记。据赵事后讲，熊书记当时正在吃饭，听了他的讲述后根本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他甚至向熊跪下，而熊竟砰地将门狠狠关上。自此，每当赵永富讲起这事，总是咬牙切齿眼喷怒火，一再声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果然，1967年4月，赵永富借口清查“黑材料”，将熊书记报以一顿毒打，令其在病床上躺了近一个月。1970年清队时，熊则借口赵永富有投机倒把嫌疑，组织“群专队”对赵永富白天大会批斗，晚上轮番审问，迫使其交待问题，一连折磨了四天。以为再无生路的赵永富，在第四天中午，挣脱“群专”看守，高呼着“他们搞逼、供、信”，从十几米高的右干渠闸门上跳水自杀，丢下每月只有22元工资的新寡黄昭芸，和两个一岁两岁的孩子，独自面对今后漫长艰难的岁月。记得赵永富入殓时，尽管“革委会”专门为此召开全场大会，称赵的死系畏罪自杀，一再强调不准参加他的葬礼，但仍有数十个男女知青默默地伫立两边为他送行。见到这些眼含泪水满脸悲愤的知青，熊和那几个“群专队”的打手没敢出来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