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观看这个姑娘，高挑纤细的身子，着一件白底红格子花的新衣裳，红底绣着白色自由花的裤子，鞋子也是新的。虽然这与她的清纯稚气很不协调，但明光钻亮地搭配得有光艳的韵味。当我的眼睛与她晶莹的眼波碰在一起，我猛然一惊，竟然使我不敢相信，那种超然灵秀之气，正是我寻觅的、等待的、梦幻中早已存在的……一时，我有些心猿意马起来：这样纯情灵秀、芳姿卓绝的姑娘，我要去千追万求的。
三媒六证，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婚俗，想不到我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倒要回过头来，心甘情愿、千依百顺向古老的雅俗走去。
我要讴歌骑士时代了。作为一个骑士，一旦有了他膜拜的女郎，就可以为她拼死而战斗，去创造传奇与浪漫的业绩。
我要赞颂田园牧歌了。儿女之情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就会像梅雨河滞缓的绿水，漾起无边的欢乐。
我要彰扬古典雅俗了。谁说它没有佳美绝妙之处，没有奇趣的风情，没有完美的结局……
真理毕竟要胜利！知青们要回城了，知青们（包括我和黄美）新的老的大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在欢乐地整理行装。它像梅雨河源头从地层下涌出的千万股清泉要去汇成碧玉般的绿水去玻璃般流淌……梅雨知青终于回城了。这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大家已告别了青春年少。他们承受过时代的风云，担起过生活的艰辛。他们有过迷茫与朦胧，随意与欢乐；有过离乡的悲伤，期盼的滋味；有过小雅般的俗与念，奇异般的情与爱……这些都呈献给了知青时代，同时，留下痕迹，去见证经历过十年浩劫的知青时代的历史。
作者简介
廖品涛，男，汉族。1957-1960年就读于重庆九中60级8班，1960-1961年就读于西昌专科学校，1961-1965年在成都青石桥街口开医馆（中医），1965-1979年下乡于盐源县梅雨公社三大队四小队，1979年-1982年工作于成都西建一公司，1982-2007年经商于成都。
流年往事
黄晓龙
1963年8月中旬，一个阴霾的早晨，从两三个绝望难眠的日夜中平静下来的我，以一种近乎“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般的断决和平静，随同120个赴大竹云雾山茶场的知青，登上了军车。没有日后为知青送行时夸张喜气的锣鼓，没有写满豪言壮语的横幅标语，甚至没有亲人送别时千叮万嘱、难分难舍、悲悲切切。在一种近乎凄凉肃杀的气氛中缓缓驶离重庆两路口公寓，开始了我们这批知青长达数十年之久、充满苦难与抗争、迷茫与求索、彷徨与追求、放弃与坚守的人生之旅。
知青们有的怀揣少男少女的玫瑰色梦想，以为前面将像电影、歌舞中那样，是一片充满阳光、花香、希望、爱情、友谊的乐土；有的背负先天的罪孽，以为真诚和汗水可以洗净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有的信以为真地以为，那真的是一片施展才能、抱负、实现理想的广阔天地……而我则不同：刚刚才将户口从水产校和长寿湖渔场办回重庆。在这座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城市，在三个右派亲人的家庭里，在政治运动中屡被触及、已成惊弓之鸟的母亲和姐姐眼中，我这个被长寿湖农场党委点名称为“被右派拉过去了的小青年”，并且拒绝同右派断绝往来的儿子、弟弟，是随时可能给家庭招来灭顶之灾的“祸根”。处于惊恐中无可奈何的亲人，只能用令人心酸的沉默明确地告诉我：这个曾经温暖幸福的家，已容不得我继续待在重庆从容地寻找一个满意的工作了……我已明白：这座熟悉亲切的、曾将做人的要义、人生的价值植进了我血液的城市，此时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她不属于我。除了去到比长寿湖更远的农场，我别无选择。
我是1959年考入重庆水产校的首批学生，曾在饥饿和迷茫中完整地经历了那场“三年自然灾害”。我曾亲眼目睹过刚刚还在校门前踽踽而行的农民，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突然缓缓屈膝、倒下断气的可怕过程；也无奈地体味过领导一两一个的馒头竟比学生二两一个还大-解释为“领导的馒头发得泡一些”的黑色幽默；更领味过仅仅因为无意中发了一句“这个垮杆学校”的牢骚，被校领导斥为“攻击三面红旗”，逻辑推理为：水产校是大跃进的产物，攻击水产校就是攻击三面红旗。也许更可能是阶级出身的缘故（除十几名农村同学外，几乎所有来自重庆的同学家庭出身都有问题），尽管我的成绩一直在班上数一数二，但1961年夏季学校压缩时，我竟成为了“暂时休学”的17名学生之一，并被安排在长寿湖劳动，等待复学。
那时的长寿湖依然沿用着几千年前的工具和方式从事着效率低下的劳动，我最初所在的捕鱼队更是如此。在纵横两百多里近千个湾岔的湖上，在冬日的雨雪霜雾和夏日的烈日暴雨中，仅仅凭借技巧和体力，或者两三只，或者形单影只的一艘“双飞燕”（一人划两桨的捕鱼船），从事着方式原始所获菲薄的劳动。在这近乎于原始状态的水天之间，我接受到另外一种不合时宜的教育和熏陶。晚炊之后，三五只“双飞燕”系在一起，在水天澄澈的月影星辉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在浩渺空阔“冯虚御风”般的飘飘然中，听老捕鱼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长寿湖渔场的右派分子包括张文澄、李南力、陈孟汀、陆光铁、孙静轩、吕琳这些当年的富家子弟，他们曾满怀社会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建立新中国建立过卓越的甚至传奇般的功勋，这些解放后的高级干部、诗人、艺术家，自始至终不承认“错误”，是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他们面对苦难和逆境时所持有的坚贞，他们始终保持着人格尊严的坚定从容，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禁从心底升起强烈的尊崇和向往。毕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他们传教的那些《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中凝重的忧郁与悲怆，使我们迷惘中漂泊的心，得到些许暂时的慰藉。
那时，对右派的“思想改造”，是将被改造者推到一般人很难承受的、接近生命消失边沿，或生理心理承受极限，在令其丧失人格尊严、失去思考能力的状况下进行的。至今只要一想起长寿湖那段岁月，眼前就会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在狮子滩泥泞的公路上的情景：
那些脸色灰暗、面部浮肿，肩挎黄挂包，穿着开花棉袄，趿着沾满泥浆的长统靴的右派分子，他们一边走，一边用大木勺贪婪地在脸盆般大的饭盆中舀着清似米汤的稀饭。
更忘不了那年参加农场的“双抢”时，在工区办公室门前，我站在水田中隔着七八根田坎，突然听见工区主任钱正华（此人后被提拔为重庆市政府秘书长）大喝一声：“给我打！”只见几个身着齐腰防水裤捕捞队的彪形大汉围拢过去，“噼噼啪啪”，脚踢拳击加耳光把一个右派分子打翻在地。“我没有装病呀！我、我……”几个壮汉将这个“装病”的右派打得连连惨叫，最后没有声音了，我看见他们把已经没有气息的他从地上拖进了工区办公室。我战战兢兢、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改造右派思想的现场，半天回不过神来。后来听说这个右派在同心岛“病死”了。当时，右派要摆脱这种非人的待遇，除了“认罪”，除了认真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队伍”之外，别无他途。其中“认罪”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承认“有罪”，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都将面对漫长而无止境的非人境遇。
在和一些正直的老场员私下摆谈中，我获知多数右派获罪的原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党，而是或因自恃清高开罪了领导同事，或因“木秀于林”，或因真诚地为党整风，提过善意的意见被无限上纲，或干脆就是平时不听话而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总之，多是源于些私人间的恩怨纠葛，而非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这些右派也不过是被某些处心积虑向上爬的品质败坏者，于运动中顺手当成了垫脚石而已。在水产校、长寿湖那些年我所见到的右派中，也不乏委靡不振、神情颓唐乃至猥琐者。他们或者是担忧罪加一等再牵联家人而唯唯诺诺；或者为当年冲动失去自由、地位、名誉沦为“罪人”而低头做人；或者为了表示悔罪而卑躬屈膝讨好世人。尽管好多右派都是正直和饱学之士，但当时阶级斗争“痛打落水狗”的社会氛围却使人们对他们罕有尊敬。
也许正是因为潜意识中的敬重和理解，使我对那些因言获罪后还敢于对“自然灾害”
私下称为“人祸”、“瞎话”的右派，油然地产生了一种信赖、亲近感，并因此同一些性格开朗的右派们有了密切的交往。我从小就爱写诗读诗，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影响的诗人，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当偶然认识大名鼎鼎的诗人孙静轩，并忐忑不安地将几首习作寄给他请教后，仅仅三天就收到热情洋溢的回信。这个以《海洋抒情诗》在青年中颇具影响、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着名诗人，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肯定。这对当年对前途深感迷惘的我，无疑是一道明亮的曙光。于是我开始拼命地阅读宋词，元曲，《古文观止》和艾青、聂鲁达、普希金的诗，以充实自己。那些诗赋中美好动人的情感，那些博大精深、充满睿智的思想、意境、迷人的文字，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打鱼时默诵，念念有词，休息时手不释卷地沉醉于先贤们留下的思想文字中，且经常到深夜。这就引来那些一心想立功借以高升的人的注视。一位原水产校的总务老师，时任捕捞队副大队长，几次看似偶然非常亲热地找我聊天，懵懂天真的我以为是老师的关心，竟将对诗的热爱向往，对孙静轩老师的崇敬和感激，似朋友般倾其告之。不久，这位我信任的老师，在捕捞队的社教动员会上“补充两句”时，竟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培养的是普通劳动者，不要精神贵族，更不允许喊右派为老师，这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万万没想到，几次同这个“老师”的聊天竟使我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
不久，我被调到水研所，同毕业后在长寿湖等待分配的水产校的同学们一起，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草鲢鱼人工繁殖作前期准备。不知是有意或无意，我的宿舍竟被单独安排在右派学习班宿舍的外间。对此浑然未觉的我，依然保持着上班默诵诗赋名篇、晚上看书到深夜的习惯。并因近邻之便，同一个名为聂云岚、前《民间文学》编委的右派作家结成了朋友加师生般的情谊。
1963年春，正当我为《雷锋日记》大受感动时，一度暂缓的社教重新启动。我突然被调去搞基建，干重体力活。当我发现原来十分亲密的同学突然有意和我疏远时，方才知道又是水产校的那个“老师”在作祟。在即将降临的灾难前，尽管心中充满愤怒、屈辱、不平，但个人又岂能与强大的政治抗衡。绝望惶恐中，为了躲避灾难，经一个不知名的右派暗示，我以在水产校时腰椎受过伤旧病复发为由，每天交一份因病退职报告，不久就获得场部人事科以“只能自动离职”为条件的批准。并以派出所无人办不了户口为由，让我先回重庆等待。
回到重庆后，我四处借来高中二、三年级的文、史、地、数和政治课本，复习备考。但直到五月上旬，长寿湖答应寄回的户口却杳无音讯。在重庆四十中学任音乐教师的母亲着急了，只身赶赴长寿湖，为我索要户口。当得知我和右派交往密切、被党委高度关注而气急败坏时，碰巧收到孙静轩老师寄给我的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吓成惊弓之鸟的母亲，第二天下午就将大姐、四舅和全家兄妹召集在家中，召开紧急家庭会。先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给我下达了最后通牒：必须马上向长寿湖写检查和揭发，并交出孙老师的信，争取主动把户口要回来，并同时断绝同右派的来往。如此，家里可以全力支持我复习参考。如果不接受以上条件，家里将拒绝接收我。
我清楚，如果回长寿湖不去“揭发”那些右派老师，必然会被打成反面典型，我这个风雨中支离破碎的家庭，将有灭顶之灾。但是，从小受的教育，又不允许我无中生有地按组织意图去牺牲他人保全自己。更何况我敬重那些右派恩师，他们让我在迷茫中看到希望，在苦难中有了追求。我坚信只有心地坦荡磊落，有追求，有胆识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我以林哥哥、三舅、四伯被冤枉打成右派的事例说服他们，希望求得他们的同情。然而，在家庭的现实安全面前，平时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的大人们，此时已顾不上那些于现实威胁毫无补益的道义原则。尽管他们对我的反驳无言以对，甚至面有愧色，但无论怎样都要我同右派老师们断绝往来，并向长寿湖写检查和揭发。我坚不从命，以至僵持到不欢而散。自此开始，家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焦虑惊恐的母亲下班回家后，就是厉声呵斥，逼我就范，保全全家。由于长寿湖扣着户口，在重庆没有粮食定量，家中兄妹多，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我也“争饿气”，早上出门，深夜方才归家睡觉。靠黄珏、严中和、武辉夏等朋友和聂云岚老师的接济，几天才能吃一顿饭或一个烧饼。在这样有一顿没一顿中坚持了近一个月，高考报名期一天天逼近，户口还不见影。据从长寿湖回来的同事讲，社教运动已经开始，在长寿湖的知青中，同右派交往密切的肖顺伟、莫德仲，先后被冠以不同罪名被捕判刑，其中莫德仲险些被判死刑。在社教动员报告中，党委负责人已将我称为“被右派拉过去的小青年”。回去，不仅拿不到户口，那些想将我做垫脚石的人，肯定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正当惶惶不安、心存侥幸时，一直同情我的大弟弟偷偷告诉我，母亲又去过一次长寿湖，仍没拿到户口。最后的稻草失去了，绝望怨愤中走投无路的我，一连几天在储奇门河边呆望江流，以泪洗面，几次都想一死了之。然而我还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
长寿湖不给我户口，是想逼我回去当反面典型，我不敢回去。我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就去聂老师家，或者探讨欣赏唐诗宋词、元曲，或者听他讲《基督山伯爵》、《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玉娇龙》等。至今我依然无怨无悔，当年我和右派老师的交往是值得的，虽然我这一生与金钱和权利无缘，那些人文思想对一个少年的启蒙，却使我受益终生，我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充实和愉悦的。
我本想在重庆谋一份工作，继续做我的文学梦。但母亲知道我已被农场领导当成反面典型，终日惶惶不安。我实在不忍心母亲在惊恐焦虑中受煎熬，1963年8月初，适逢大竹云雾茶场到街道办事处招工，当时，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故乡之城，曾经温暖的家，已使我感到阴冷可怖，我没有考虑太多就报了名。
时隔多年后，每当母亲提起当年逼我重新下乡的往事，一直愧疚不已。但在那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月里，一旦遇到相似情况到底又有多少人能够免俗？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牺牲个别子女保全全家是唯一理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