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翻过一座山峰，山势稍微平缓了一点。文秀指着山下隐约可见的房舍说，那就是她的家了。沿着之字形的山路，在山梁和沟谷间迂回向下行走，农家也三三两两的出现了。看家狗在汪汪地叫着，告诉主人有客人经过，姐和文秀不时停下来和从屋里钻出来的人们打招呼，时而指点着我悄悄说几句，估计是在向好奇的乡亲介绍我这个来自远方外乡人的情况。
又走了一阵，文秀突然兴奋地扬起手乱舞，向下面小溪边一座茅草房旁站着的几个人大声叫喊：“爸！姆！（当地方言把妈称姆）我们回来了！”
文秀的家人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屋内的火坑边坐下，姐把我介绍给她的哥哥一家。听说我是重庆来的知青，主人感到十分的惊奇。这也难怪，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穷乡僻壤，交通闭塞，对外界知之甚少，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走出过大山。前几年，城口县城修通了公路，通车典礼那天，许多人半夜打着火把走几十里山路去看热闹。第一次看到汽车这个庞然大物，大人小孩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有的人甚至还问汽车一天要吃多少斤草。司机突然按了一声喇叭，有胆小鬼吓得尿了裤子掉头就跑。
进了家门就得通喊叫，我跟着姐把文秀的父母叫哥嫂了。哥身材魁梧，粗眉大眼，浓密的络腮胡子，说话带着鼻音，艰辛的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条条皱纹，一条半新旧的白布帕缠裹在头上。嫂是一位极普通的山区农妇，脏而乱蓬蓬的头发上星星点点沾着燃烧后的柴火灰，一条破旧的白布帕子缠在头上。在川、陕、鄂边界，缠裹白布头帕的习俗据说起源于三国时期。相传诸葛亮死后，百姓头缠白布吊孝，天长年久成了山民们不可缺少的服饰之一。文秀有个哥哥，已经十八岁，最近就要入伍参军；还有一个小弟，十三岁。因为我和他们的姑的姐弟关系，他们对我以叔相称。
嫂拿出几双布鞋让我们换上，把湿透的鞋子放在火坑上面竹子编成的“炕笆折”上烘着。我注意到挂在火坑中央的火搭钩是用树枝做成的。山区绝大多数农家都使用铁制火搭钩，这种树枝做的火搭钩容易被烧坏，且不能挂较重的铁罐，这说明他们家境并不宽裕。
小侄子又在烧得很旺的火坑里添了两根木柴，我的半截湿润的裤子在烘烤下冒起阵阵水蒸气。哥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浓茶，用对待尊贵客人的方式，左手端着碗，右手帮扶着碗沿递了过来：“弟娃走累了吧，路可不好走哇！”我无意中注意到他的手：因长年累月的繁重劳动，那双手上的皮肤变得极其粗糙、布满裂痕。
“不累，我也经常走远路，已经习惯了。”
嫂把早己搓好的汤圆煮好了，我刚要起身去端，坐在我旁边的大侄子一把按住我，“叔，你别动，我给你端去！”
“真不好意思，还要你们端到手上来。”
“你是难得来的稀客嘛！”
我刚咬了一口汤圆，哥和嫂连忙解释道：“我们这里没有水田，用豆子在河坝（指沿河岸有稻田的农家）里换了些糯米掺上白包谷做的汤圆面。”这种汤圆外观和纯糯米做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稍硬一点，口感差一些，还带有浓浓的包谷味，里面包着一小块红糖。
走了大半天的路，我已经饥肠辘辘，吃得津津有味。不等我吃完碗里的汤圆，嫂又用汤瓢舀了几个加到我碗里，我竟一口气吃了三十二个汤圆！
汤圆下肚后，我的裤子也烤干了。我从火坑边站起来，四下打量。哥嫂的家简陋贫穷，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具。墙壁用泥土抹平，房屋的进深约有四米，开间却有六七米，房间七八个。因为山地陡峭不能平整出更宽的宅基地，只好沿山修建，一米来宽的阶檐下就是陡坎，小小的地坝紧挨在房屋的山墙下。
走出房门四下一望，附近稀疏的农舍和哥嫂他们的房屋一样，也是用茅草盖顶、片石砌墙(当地盛产一种厚度基本相同的碳酸钙片石，砌成墙后形同火砖一样整齐)。
山上坡陡土少石头多，只有旱地种包谷、洋芋和豆类庄稼，山脚才有零星的小块稻田。猪、牛只能终身圈养，牛的功能退化变成制造肥料的工具。
三天后，我回到了小坪溪。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小中河。但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片贫瘠的山坡，那些简陋得近乎破败的农家，以及我那忠厚、质朴的“哥”、“嫂”。
那年夏天的一个赶场天，我和强子从曹家回生产队途中，天气骤变。太阳迅速消失在黑云背后，一时天昏地暗。眨眼间，一道道刺眼的闪电把乌黑的天幕撕开一条条口子，一声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头顶上隆隆炸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打在地上溅起阵阵尘土。我和强子一阵猛跑越过了土垭子。
“强子，我们到那户人家去躲雨吧！”我指着百多米远的房屋说。
“算了，我们干脆到吴家院子五妹子那里去吧！”强子建议说，“趁这阵雨还不太大。”
有十几户农民居住的吴家院子就在离我们二百来米远的一大片松、杉林边的山坡上。五妹子是单个插队在这院子的女知青，她一米六五的个头，身材匀称，丰满壮实，粗眉大眼，缀有两个小酒窝的圆脸上时常写着浅浅的微笑，平添了几分妩媚，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在屁股后头不停地甩动着。
当我们气喘吁吁来到吴家院子，狂风暴雨接踵而至。刚从地里收工回来的五妹子正在门口用毛巾擦着头上的雨水，看见我和强子突然到来非常惊喜，一脸灿烂的笑容。她一边问我们从哪里来，一边递过毛巾让我们擦水。
我有几个月没有见着五妹子了，她还是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笑嘻嘻地面对生活，少了些娇气，多了些老成。她上身穿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浅绿色的确良短袖衬衣，下穿蓝色斜纹布长裤，脚上是一双沾满泥浆的米黄色塑料凉鞋。
几句话工夫，天几乎完全黑了，大雨倾盆。五妹子把我和强子让进屋内，然后从墙角拿起搪瓷盆和拖鞋到外面洗脚去了。一只脚刚跨出房门，她又扭过头来说火柴和煤油灯就在桌子上。强子点燃了桌上用玻璃药瓶做成的煤油灯。这种极简易的煤油灯在山区农家很普遍，只需用一根装有棉线做芯子的铁管直接插在瓶里就成了。在摇曳着的昏暗灯光下，我打量着五妹子的家。这间约有十平方米的屋子原是生产队存放化肥和种子的仓库，四周是黑糊糊几乎看不出纹路的木板墙壁，三面都被农舍包围，所以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单开木门进出。门的正对面靠墙横放一张老式的双人旧木床，右边靠墙放着一张二尺来长、一尺多宽的破旧条桌和一根独凳，左边墙下码放着两只存放杂物的纸箱。我坐了凳子，强子只好坐在床沿上。
“你们还没吃饭吧？”五妹子进屋边放盆子边问道。
“我们已经吃过了。”强子和我异口同声说。
“走了这么远的路，再吃点吧！”
“不用，不用，你自己弄吃的吧！”
“我一个人好办，随便吃点就可以了。”说着，五妹子又出门去了。
我探头看了看门外，天已完全黑了，闪电、雷声没有了，暴雨依旧。“大雨不停怎么办？”我有些担心地向强子说。
“怕啥子！”强子笑嘻嘻地借用一句山歌词：“我是天上麻鹞子，哪里黑了哪里歇。”
知青们相互串门都比较随便，任由主人安排食宿。吃的东西好办，有啥吃啥。睡觉就不大好办了，特别是单个知青住的房子更小，只得借宿在农家。有时不麻烦别人，几个男知青就爬上农家的猪、牛圈，挤在四面通风的干草堆里过夜，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农民们把这叫做“冲壳子”。
五妹子端了一大碗没有一粒米的熟洋芋进来：“那你们就看着我吃了哟！”在山区，人们都是靠天吃饭、吃季节。正值洋芋收获结束，把洋芋当做主粮是很普遍的，只有极少数家境殷实的农家还有少量的稻谷或玉米可以掺和洋芋吃。天天顿顿吃洋芋也腻了，不吃吧又饿肚子，只好变着花样做洋芋餐：切片、煮汤、掺四季豆、囫囵煨烤、捣烂成泥……如此而已。
五妹子没有炊具，更没有火坑，借用隔壁农家的火坑做饭。因为同姓，淳朴憨厚的山民把她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经常同桌吃饭，自己动手煮饭的时候不是很多。五妹子就着几块泡咸菜很快吃光了碗里的洋芋，又在门外的水缸里舀了大半碗凉水，一伸脖子咕噜噜地喝了，然后用手抹了抹嘴，算是结束了晚餐。转过头问我们：“只顾自己了，我去烧点开水给你们喝。”
“不要烧水了，刚才我们已经喝过了。”我俩答道。
五妹子也觉得自己过于客套，不觉诙谐地笑了起来：“好吧，我是问客杀鸡哟！”
经过几年的农村生活，知青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无法讲究营养、仅能果腹的粗糙食物和直接饮用生水。烧开水泡茶喝已成了一种奢望，好在大巴山的水是没有被污染的纯净水。
五妹子坐在床沿上和我们谈起了各自在劳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说到高兴处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到艰难困苦时都互相鼓励。我们最关心、谈论最多的是我们知青的前途和命运。当时国家都乱成了一锅粥，区、公社各级机关都瘫痪了，领导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了，大多数都躲在家里看时局的发展，新成立的革委会则忙于搞派性武斗。混乱时局中，农民们还有自留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们知青孤孤单单在这穷乡僻壤的山里，连一个像样的家也没有，就连起码的温饱也得不到保障，任凭青春被毫无价值地消磨掉。
不过，尽管前途迷茫，我们仍然有一个信念：我们绝不可能在大山里待一辈子，走出大山是迟早的事！
不知不觉已到深夜，煤油灯里的油也所剩不多了。我起身拉开门朝外看了看，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雨声虽然小了些，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转过身来对强子说：
“怎么办？”不等强子回答，五妹子起身出门去了。“下雨天是留客天，老天要留我们，只好在这里住一晚了，”强子笑着，“她可能去安排睡觉的事了。”
不多一会儿五妹子回来了。她一进屋朝我们伸了伸舌头，轻轻地说：“他们都睡了。”
“那怎么办？”我有点着急了。
“我们凑合着挤一晚上吧！”强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无所谓，我早把你们当成是自己的哥哥了。”五妹子认真地说。不等我和强子表态，她已脱掉鞋子爬上床，面朝墙壁、蜷曲着身子和衣躺下了。
五妹子比强子略小点，也满了二十一岁。在我不知所措中，强子也在床的另一头面朝外睡下了，“睡吧！只要行得正坐得端，怕啥子！”强子催促我道。在我二十二岁的生涯中，除了孩提时代躺在母亲身边睡觉，从未有过与异性同床的经历，何况我们现在都正是血气方刚、青春勃发的年龄，即使是亲兄妹也得回避一下吧。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和羞涩。
“你先睡吧，我看一会儿书。”不出两分钟，他们两人都轻声打起呼噜来。我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本《中国青年》杂志，随意地翻了几篇，眼皮沉重得使劲睁也睁不开，太疲倦了。
我也不忍心把瓶里少得可怜的那点煤油烧完。武斗期间，日用品很难运进山里来，煤油、食盐、肥皂等都奇缺。雨还在下，又没有做火把的材料，即便有材料也早被雨水湿透了，何况山洪暴发也根本过不了河，这时即便我想走也走不了了。
床上的两人屁股对屁股睡得正酣，留给我的一点地方是五妹子睡的这头。没办法，睡就睡吧！只要心中无邪念一切皆可行，我在心里鼓励自已，顿时觉得坦然多了。我吹灭了灯，紧挨着床沿躺下。由于不通风，煤油燃烧后的烟味弥漫在小屋里，呼吸感到有些急促，过了好一阵才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一下惊醒了。浑身大汗淋漓，燥热难耐。暴雨并没有使屋内的温度降低多少，三尺多宽的床上挤着三个年轻人，不热才怪呢！我再也无法入睡，悄悄地下了床，摸索着拔开了门闩。门还没完全打开，一阵凉风扑了进来，太爽了！正想出门透透风，院子里的狗就向我发出了咆哮声，我连忙紧紧地关上房门。我不想再回到床上去挤，只得趴在桌上睡了。
在雄鸡一遍又一遍的鸣叫中，天终于亮了，一道道光线从木板墙的缝隙挤了进来。
我站起来，一边活动麻木的腿脚和僵硬的身子，一边朝床上望去，只见五妹子和强子两人仍然睡得很香。五妹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翻过身子侧躺着，她那发育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胸脯轻轻地靠在仰睡着的强子的小腿上。
我推醒了强子，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嘟哝道：“你起来多久了？”
“刚起来。”我应付道。
“你们不要走，就在这里玩，我还有一块腊肉。”五妹子也醒了，挽留道。
“你都舍不得吃，我们怎么好意思吃，留着吧。”我答道。
“过河注意点！以后常来。”五妹子见我们执意要走就不再挽留，刚坐起来的身子又躺下了，“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告别了五妹子，在离开吴家院子的时候，有几个起早床的人见我和强子从五妹子房里出来，大惑不解，用一种诧异的眼光盯着我们并互相窃窃私语。我和强子相视一笑，大步向曹家沟走去。
一抹金灿灿的阳光已把山尖染成了金黄色，尽管河谷里还有些昏暗。清新、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崇山峻岭格外苍翠，天是那么格外的蓝。
作者简介
简木全，1946年8月出生于重庆。1964年9月上山下乡到万源县白沙区曹家公社药材场，1972年5月参工在万源县白沙粮站，1999年9月在万源市粮食局退休。1965年加入共青团，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管委会委员、分配员、会计员、粮站站长、副主任等职。
岁月悠悠
陈述
1965年9月中旬，广州天气仍然十分炎热。清晨，太阳从东面楼房之间的狭缝跳出来，给休息了一晚的大城市再次送来逼人的热气。母亲和我很早就起床，我要乘火车离开这个熟悉的城市上山下乡到陌生的花县果肥农场。
母亲一向认为出远门前最好吃一碗米饭，免得中途肚子饿，在她慈祥的目光注视下，我匆匆把一大碗米饭倾入肚内。母亲四十多岁，长有南方妇女常见的瘦削面孔，又粗又黑的头发自然地向后梳，依稀可以见到已掺有几根银灰色的白发。身材不算高大，但腰杆硬朗，一双露着青筋却非常有力的手帮我提着新买的棕红色的牛皮衣箱，我背上包裹棉被的背包，手提水桶杂物跟在她后面离开了家门。
广九火车站红旗飘扬，长嘴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充满时代节拍雄壮豪迈的歌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狮子锣鼓也被搬来为我们壮行。一时间，车站内人声歌声锣鼓声汽笛声混为一团，给这个残旧的中国南方最繁忙的火车站增添了一丝生气。
来自广州四十多所中学千多名上山下乡同学（在农场，场友之间仍以同学相称），还有前来送行的老师同学家长亲友把长长的站台挤得水泄不通，披着红花彩带的专列喘着气俯卧在乌黑发亮的轨道上。母亲和我好不容易才挤到列车门前，她拉着我的双手，看得出她还有很多话想对我说，认字不多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后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进去吧，多写信回家。”
火车上每个向着站台面积不大的玻璃窗都挤着十几个幼稚的面孔，他们感到兴奋，因为即将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战天斗地；他们也感到难受，因为今日与老师亲友相别，不知何日才能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