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一直在下，晚上近9点时，两只“落汤鸡”像小偷似的摸回了青年点。男同学还没回来，女同学们尖刻的责备声像一阵冰雹那样砸过来：“太不像话了！无组织无纪律！”
“为什么不告诉家里？”“男同学全去找你们去了！”我们自知理屈，匆匆换好衣服，像傻子那样坐着等候发落。各路男同学陆续回来了。一进院，于众就高声嚷道：“准是翟雅萍的主意！”喻国政马上制止了其他也准备高声发作的男同学。他把他们拢到一起，对他们一阵耳语。一会儿，孙雨、杨冬、徐连斌等几个男同学像表演节目那样故意站成一排，他们分别端着地瓜、面糊糊、葱、酱、高粱米水饭等笑容可掬地走到我们面前：“先吃饭，先吃饭。”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真的饿坏了，管他呢！我俩一阵胡吃海塞。打饱嗝的时候，喻国政进来了。他坐在我俩对面，像一座山：“你们去哪里了？”“我们去南城子了，看蒋铃、秦昆他们。”（南城子大队离靠山有八里多地，当时有五位同学借调在南城子大队。）“为什么不打招呼？知道大家多担心吗？如果出事，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这几天寇河发大水你们不知道吗？有多危险！组织性、纪律性我们强调得少吗？”点长嘴里一连串吐出的虽都是问号与惊叹号，但声音还算柔和。在这个大我们三岁的点长面前，我们像两个不懂事的娃娃那样垂着头。他接着又故意轻松地询问蒋铃、秦昆等同学的情况，最后又严肃地说：“要保证以后不再犯！”我俩态度极好：“我们保证！”点长走了，我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喻国政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使得大多数同学，特别是我这样的初中同学对他形成一种似对家长般的依赖。
我家是先进青年点，县知青办在我家办了一次图片展，几十张反映我们全家人生活的照片挂在多功能的食堂的墙上，外边来参观的人赞不绝口。
图片展结束后，照片由喻国政集中保管。其中有两张照片我很想得到。一张是：在青年点的大院子里，我挽着裤管（刚下田回来），高擎右手，正在唱“天塌下来只手擎”；我身后有好几个同学在为我伴奏，丁峪麟吹笛子，韩渝生拉手风琴，江宁娜弹阮，刘恩义、孙雨拉二胡，苏嘉元敲木鱼，石里奇打竹板，段伟拿着一支短笛还没找着调；最后面一排是赵守诚大哥、我的同班同学杨冬及小胖子徐连斌；在水井边还有张大爷搂着两个小孩；最边上是放牛的二胖子，他们在饶有兴味地看我们这台戏。
另外一张则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连绵的青山下面是片片碧绿的水田，我们二队的社员正在水田里插秧、耙田，我站在田埂上，段伟在水中扶犁，锦绣手拿鞭儿催促老牛快些走。每一个干活的人都是笑吟吟的，好一派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光。这张照片总叫我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里那男耕女织、宁静祥和的醉人景象。照片上看不出我们的疲惫，看不到那时常袭击我们的彷徨。两张照片是多么难得的两个瞬间！
我总在心里策划着怎么才能说服喻国政把这两张照片给我，我窥伺着时机。一天我看男寝室只有喻国政一个人，于是走了进去。
“喻国政，我求你一件事。”我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当然不是为了换回一个灿烂的笑，而是为了那两张我朝思暮想的照片。“什么事？”我看得出来他情绪很好，于是我充满信心：“你肯定能办到，但你要先答应行还是不行。”我耍了滑头。“好，我答应你。”他像对待其他事情那样认真地说。我得寸进尺：“办展览的那些照片有两张我想要，归我保管行吗？我保证不会弄丢。”
我终于表演完了自己导演的节目，心跳有点加快。我看定他的脸，注视那上面的变化。他稍沉吟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心花怒放，哈哈，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跳上了土炕，打开了自己的柳条包，我看到那些照片已被他精心包好，不由得暗暗称赞他对这些照片的珍视。他拿出所有照片帮我一张张地找，我终于得到了那两张对我来说无比珍贵的照片。
靠山屯知青永远忘不了1967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和那冲天的火光，小学校着火了！
当时是半夜两点左右，正在熟睡的知青们闻声后慌乱地穿上衣服，飞也似的奔向火场。
小学校的上空浓烟滚滚，大家心里知道，学习黄继光、邱少云的时刻到了！着火的中心是教师办公室。喻国政马上指挥女同学压井运水，几个男同学上房用二齿钩把苫房草扒掉，他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则冲进冒着浓烟的办公室。奋不顾身的少男少女们在浓烟中穿梭：女同学端着水在结冰的地面踉踉跄跄地来回往返，男同学进进出出那正在燃烧的办公室，奋力抢救教具及桌椅板凳。火势很难控制，火越来越大，人被呛得咳嗽不止。能抢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不能再进去了。喻国政还想保住一样东西，他止住别人，自己又一次冲进浓烟，准备把那唯一的脚踏风琴拖出来。可那琴身已在燃烧，那琴键正燃起一排美丽的火苗，只好放弃。在同学们的一片叫喊声中他总算安全出来了。天亮的时候，在知青们的努力下火终于扑灭了。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救火后，我们的棉衣全冻成了闪亮的铠甲，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喻国政的脸不但黑还被灼伤，手也被灼伤，眉毛被烧焦，如果不是戴着帽子，他的头发将不复存在。他的“花脸”一年后才恢复正常。在需要英雄榜样的时候，点长会有英雄的行为。
喻国政还是个不错的庄稼把式，赶车、扶犁、点种、铲地样样精到。总而言之-一个合格的庄稼人。
这个合格的庄稼人一直有着崇高的政治追求，他决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平常常的毛头小伙，他的目标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那动荡的年代，他以同龄人少有的能力驾驭了自己的命运，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1968年6月喻国政跃升为开原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的脸上过早地失去了天真与单纯，取而代之的是成熟与老练，这个靠山屯知青的带头人的政治生命从此枝繁叶茂。从此他的时间被各种会议所缠绕，青年点很少再见到他的身影，虽然他的人事关系暂时还在靠山屯大队。但只要有时间他就回到青年点，他一进家门就扫院子，帮同学们整理内务。但当见到他不再粗糙的双手和不再有被太阳光照耀过的黝黑皮肤，我们心里明白：点长与我们已不在一条旧船上，暗地里我们开始叫他“县太爷”。点长已不属于我们，不属于靠山屯青年点，他属于那个忙忙叨叨的政治。在大家看来，当了“县太爷”的点长的一切都镶上了耀眼的金边……就像今天的追星族那样，感觉我们被点长抛弃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难过。当然我们的感觉归咎我们自己，这岂能叫喻国政承担？
喻国政离开后，靠山屯青年点那两排大草房在寒来暑往中飘摇，后来换了几任点长，靠山屯知青却再也找不回那昔日的辉煌。
赵守诚是一位可敬可亲可爱的兄长，是我农村七年的保护神。他对我恩重如山。
我下乡是9月份，正赶上收割。当农民没有培训期，第一天生产队长就交给我一把镰刀。接下来每天体会着从未有过的腰酸背痛和“拉兜”（落在后边）的痛苦，满怀豪情下乡的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晚饭照例是面糊糊、包米面大饼子。劳累了一天的年轻人都在狼吞虎咽。赵守诚端着碗挨我坐下。他是我家老三，是1964年毕业的高中生，在第三生产队。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那镜片并没遮住他的浓眉大眼。
“怎么样？这几天？”他温和地问我。
“还好。”我含混地回答。
“别着急，时间长了就好了。以后在队里有什么事要回家来讲，我们这些大同学生怕你们这些小同学在队里受什么委屈。”
不知为什么，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怕他看见，赶紧低着头将那面糊糊连同眼泪就着一起喝下去。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从这一天开始，我认定他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人，从这一天起我的喜怒哀乐全都可以向他倾诉。
赵守诚曾是副点长，还是当时46人中寥若晨星的三个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他是个坚强的人，是个知难而进的人，是个大事小事样样在行的人。他好像会呼风唤雨，凡是经他操办的事情件件都妥帖、稳当。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与喻国政等同学珠联璧合地为靠山屯青年点尽心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
他是这个大家庭中最能调节气氛的人。他每次与女同学握手都要将你的手捏得生疼，直到对方疼得大叫时才笑哈哈地松手。每次全家开会他发言的前奏总是：“同志们，大钱们，诸位，各就位！”大家都被逗笑后他才一脸的严肃，书归正传。他是一只快乐的吉祥鸟，凡有他在的场合你总会感到其乐融融。
赵守诚是大家的兄长，他爱每一个同学。在农村种地我们的鞋穿得很费，他就准备了一套修鞋工具，不管谁的鞋坏了都送去叫他修补。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一堆烂鞋中间，开始像一个大嫂那样飞针走线，嘴里还不时地哼着小调，样子滑稽而可爱。他活计很好，修好的鞋完全可以和专业的修鞋匠媲美。
赵守诚有着不幸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人间悲欢离合、寄人篱下的滋味。苦难是人生的不幸，但也造就了他的善良。不管谁在困难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好多同学都得到过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任何出身“好“的同学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感，但赵守诚从未用任何语言和行动伤害过任何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当青年点中出身好的同学（大多是六八届的）一批接一批被抽调回城，出身不好的同学四顾茫茫的时候，他利用自己出身好、是党员的有利条件，顶着种种压力，费尽周折，四处奔波，使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从田间走上了农村教师的讲台。秦昆、梁啸海、刘恩义、金霆、刘锦绣、江宁娜、黄静丽、孙洪褀……都是在他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农村教师的。在逆境中处处想着别人，这就是赵守诚！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人性的灿烂光辉。
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对一切虚伪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深恶痛绝。“文革”时举国上下批“三黄四旧”，批“毒草”，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作品没有几朵是“香花”。一天，他从沈阳乘火车回开原，闲着没事，捧起一本苏联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看了起来。一个男列车员走过来看到了他手中的书，便大惊小怪地喊起来：”你怎么能看这种书？这是毒草！”
说完他就伸手来抢书。赵守诚怒不可遏：“你要干什么？”那人仍在喊：“这是毒草！”赵守诚气愤至极：“这毒草交给你我不放心！”他三下两下将那本书撕个粉碎（现在觉得这样的事近乎荒唐，但那个年代，与这位列车员一样的“革命群众”比比皆是）。当他回到青年点从口袋中掏出那本书的残骸叫大家看时，仍余怒未息。赵守诚就是这样一条铮铮的汉子！
一天，生产队长叫我在队部的门两侧写两条标语。我用红铅油在左侧写上“毛主席万岁！”，右侧写上“共产党万岁！”。同队的社员朱文国看了之后说：“你这标语有问题。”
“什么问题？”“你应该写“中国共产党万岁”。你这样写是指哪个共产党？”
朱文国平日是个“秧子”（当地指干不动农活的人），有点文化，他总以自己是贫下中农而引为自豪，经常指点评说。我顶撞他道：“这是在中国，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万岁了。”
其实我这么写是为了两边字数一样多，写完后也觉得有点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写成“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听出我的不屑，勃然大怒：“你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苏联也有共产党，你是在替修正主义说话，是说苏联共产党万岁对不对？”（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他接着给我扣帽子：“你这是反党！应该拿根绳把你绑了，送你去公社专政队！”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最猖獗的时期，把谁“拿根绳绑了”送公社专政队的事时有发生，这是任何革命群众都可对阶级敌人轻易采取的革命行动。于是这个革命群众怒气冲冲直奔大队部。正好遇到了赵守诚（赵守诚当时是靠山屯大队的群专队长）。他哇啦哇啦地对他喊了一阵事情的经过，赵守诚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大叔，她年龄小，政治觉悟不高，决不是阶级立场问题。”他仍然不依不饶：“不对！这就是立场问题！”赵守诚说：“大叔，你消消气，我马上去二队叫她把标语改过来。”“不行！这事要与她的出身联系在一起！”朱文国又一次强调：“一定要用绳把她绑了送公社专政队！”赵守诚知道他胡乱上纲上线的后果，急忙跑到我们队。他批评我：“你怎么敢把这两条标语这么写？这还得了？”“我只是想让两边的字数一样多。”我还是争辩。“标语要改过来，你还必须去向朱文国认个错，别把事情搞大！”说完他就动手帮我把标语改了过来。
晚上赵守诚带着我去朱文国家，他歪在炕上不理我们。赵守诚满脸堆笑地说：“大叔，翟雅萍给你道歉来了。她年龄小，你是贫下中农得多教育她，多担待她。”接着我就违心地背诵赵守诚一路教我的话：“大叔，我错了，是我觉悟不高，标语改过来了。请你原谅我……”朱文国的一张瘦脸好不容易才阴转晴，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是哥哥救了我。
赵守诚很有音乐天赋。记得在学校的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他任主角的一曲“萨拉姆毛主席”曾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地道的新疆舞姿，那动情的歌唱，一招一式都表明他是个文艺天才。他有着一副纯正的男中音，我尤其喜欢他用饱满的胸音唱苏联歌曲。有一天我在窗下洗衣服，听到他在屋里用俄文唱到：“我们走在田野的小路上，我们放声歌唱……”
苏联歌曲本身就意境深远，由他一唱更是格外动人。过后我向他学会了这首歌（我们学校学俄文），直到今日我仍能用俄文一字不差地将那首歌唱下来。
在靠山屯，他的一曲《老赵头盼丰收》倾倒了全家同学及靠山屯的男女老少。每当他唱道“老赵头盼丰收……老两口亲亲热热一辈子，还要奔向那共产主义……”时，有一个人总是一脸的羞涩，她是侯嘉丽，是哥哥后来的妻子。侯嘉丽是1965年毕业的高三同学，她虽不是个大美人，但也生得眉清目秀、丰满端庄；她聪明、贤惠、善解人意，言谈举止不瘟不火，正应了那句“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这是一对神仙眷属，是青年点中结婚的同学中最恩爱、最幸福的一对。
他俩结婚后一再叮嘱我：“青年点的饭菜不可口时就回家来吃。”因为我的缘故，他们夫妻在年底分粮食的时候想办法向生产队多买了一些稻子。我几乎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只要有空就去他们家。赵守诚背着他们的宝贝儿子赵亮耍活宝，在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逗得我和侯嘉丽前仰后合，一阵阵笑声从小草房里悠悠地飘出……不管是大雪席卷的严冬，还是北风萧瑟的深秋，每当我轻轻推开那小小的柴扉，马上会在那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寻到无尽的芳菲。辛苦、劳累、忧愁、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