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像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一路艰苦跋涉、风餐露宿，同时也领略了这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
生命的驿站
张健夫
8月，骄阳似火，将整个大地烤得焦干焦干。漂泊中的我，走着走着突然倒在了湘南小镇冷水滩那条凹凸不平的街道上。
脑子里突然出现一片混沌：红黑两色交叉显现，各种状似人形的怪物在互相撕打，然后，猛地齐齐地正对着我，咧开血盆大嘴向我发出狞笑，伸出无数有着长长青指甲的手渐行渐近地向我的脖子靠拢。我只感觉窒息，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由于很热，有液体从脸颊上流下。我想可能是汗吧，随意抹抹，黏糊糊的，夹杂点腥味。血，那是血！
我努力睁大眼睛，张大嘴巴，想呐喊一声，以便驱去眼前那真真实实的恐怖。我历来内向，实在是老外婆的一句“驱邪”的话提醒了我：感到害怕时，你就喊！
但是，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人，根本不屑于瞟我一眼，仍然在赶他们的路，仍然在优哉游哉地踱步，我躺着的地方在路人眼中似乎是一块无物的空白之地。我的精神世界里复又增加了另一种恐怖：孤独，命运之神已经将我孤独地抛落在荒凉的大漠中。
我猛地大叫了一声。随即，那些怪物消失了，满脑子都是橘黄橘黄的光在闪烁……听到有人在轻轻地呼唤我，是那种久违的普通话，亲切而有点苍老。继之，又听到“普通话”的一声叹息：“这孩子病了，也饿得太厉害！”
迷糊中，有人在搀着我坐起来，然后使劲一提，居然让我站起来了。连拖带搀她进了一个大门，坐在一张四面摆着长凳的方桌边。我努力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鼻子有点破损的中年人，头发有点花白，平头。他两只审慎的眼睛镶在那张突显沧桑的脸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你哪人？”中年人开始问我。
“……”我没有出声，心想兵荒马乱的时候，最好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嗨，小伙子，你嘴唇都烧白了。饿昏了？”感觉他在摸我的额头，声音一变审问的口吻，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我只觉得全身在燃烧，软绵绵的。
我嘴里嗫嚅出两个字：“长沙……”中年人将耳朵贴到我的嘴边，终于听明白了我说的两个字。“我可是在长沙工作过几年的啊，你讲几个地方给我听听！”他似乎仍然保持了某种警惕。
“五一路、清水塘。”我像接受考试般地将两个地名脱口而出。
喝了点他递来的水以后，胃虽然仍饿得发痛，但神志却完全清醒过来。我看见他一转身，一招手：“来一碗白糖稀饭、十个馒头！”
中年人告诉我，他坐在饭店已经观察我多时。
我昏倒街头多时了？
我记起来了：江永这该死的8月！武斗连天，杀人的事不断传来。为避血光之灾，三天前和四个知青仓皇夜逃，想到长沙老家去躲躲。几个伙计身上合起来仅有四元六毛钱，过道县的时候，早就囊空如洗。当时的道县正是“八月大屠杀”的发源之地，满街行走的都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抗暴”造反派。只要是看见陌生面孔，只要听见说的是长沙话，一律捆起，一律用鬼头刀砍脑袋，然后一律抛到潇江河里喂鱼。这些造反派的“壮举”被当时的革命理论延伸为“彻底清除阶级敌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恐怖的传说如噩梦般缠绕着还留在江永的长沙知青。事实上，也有几个长沙男知青不幸成了这种“革命理论”祭坛品。于是，我们再也顾不上中央文革“抓革命，促生产”的号令了。命要紧，跑一个是一个。
因为没有钱，只得选择最为凶险的大路逃亡，而道县正是横亘在我们“胜利大逃亡”
的必经之处。我们的如意算盘是，期盼在路上能碰到一个好心的司机，哀求他将我们带到有火车靠站的冷水滩或是广西泉洲。只要有火车，我们爬也要爬回长沙。
然而，我们躲躲闪闪、迤逦行至道县时，“菜包子”一句地道的长沙话：“健鳖，到县城看看吧？”顷刻引来两名手持“半自动”的造反派的盘查。我的土话本讲得不赖，赶忙迎上去递根“经济烟”。一顿叽哩呱啦的江永土话讲起，向对方说明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组织的，要押着这长沙“狗崽子”蔡其政去长沙落实外调问题。我们在农村已经生活好几年了，一身标准的当地装束不露半点破绽。他们虽有些狐疑，却侧身让开了路。
千不该万不该，我们脱险后真不该再走大路。未及一根烟工夫，只听见身后几声清脆的枪响。正惊愕间，只见一辆解放牌车满载着一车人，一路胡乱放枪，一路吆喝，疾驰而来。显然，那两个“半自动”参透了我们外调的把戏，叫了一车人，是来将我们捉拿归案的。
只要被捉，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来不及作什么逃跑部署，我一声“分散下公路！”就一轰而作鸟兽散了。此刻，在五中读书时踢足球充任左边锋的速度帮了我的忙，只感觉子弹在头顶炸开，两只脚像安了马达般飞速地迈动，只用十几分钟便转过山坳，脱了险境。菩萨保佑，我的身上没有被钻个洞，真是老天爷有眼！
待到我茫然四顾时，知青伙伴们早不见踪影，自己已是孑然一身。漂泊中两天过去，身无分文，一身褴褛，活脱脱是个叫花子模样。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我行至靠近零陵的一个村庄时，一位慈祥的老奶奶给了我两个叶子包的糯米粑粑，并且叫她16岁的孙子带了我一段路。多亏这两个粑粑，让我顽强支撑着步行到了有火车靠站的冷水滩。
记忆中，我是想直接扒车回长沙。但是，我还是昨天咽下最后一口糯米粑粑的，已经有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沾，饥饿早将我的躯体拆开。头皮发紧，冒的是虚汗；身体僵硬，腿是软绵绵的。几次拥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企图溜上车，都被喧嚣的人群无情地挤开。我跌坐在月台边的一根枕木上，大汗淋漓，视野模糊地看着一列列风驰电掣的火车从眼前掠过，却无力上去攀爬。我感觉到了自己独有的世界末日，我似乎像一颗陨落的星辰落在了没有人烟的荒原。
于是，那些红黑两色的人状怪物在我脑海里轰然而至……“吃吧，慢慢来。”中年人轻声的催促一下惊醒了我。
我回忆起那次的吃相至今仍然羞愧难当，人的礼仪在饥饿面前会荡然无存。用“电光石火”来形容自己两手拿馒头塞向嘴里的动作一点也没有夸张。中年人笑起来了，学着电影里的日本腔说我“战术的不懂，会把肚子大大的吃坏”。看着他用手有力地一挥，感觉他有点像军人。
果然，中年人说他姓吕，河北人，曾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营长。1949年南下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曾在南方的几个城市待过，因为“随媳妇的愿”来到冷水滩定居，现在冷水滩某招待所工作。他要我叫他“吕叔”。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喝足后的我，顿时感觉年轻的生命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不想再继续麻烦吕叔，于是向他连声道谢，我估摸自己有能力爬上下午那趟北上的快车。
吕叔连连摆手制止我对他表示的由衷感谢，并拉我起来，嘴里说：“你身体仍然很虚，要休息一下，你听我的安排！”他不容置疑的腔调让我无法不服从。反正已是“天涯沦落人”，就顺其自然吧。
一件奇迹发生了。当吕叔带着我在冷水滩破败的街衢中穿行的时候，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背影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想都未想就冲着那背影高喊了一声：“菜包子！”果真是他！他回过身来，仅惊疑了片刻，就激动得一下子将我抱在怀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菜包子”告诉我，他也有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吕叔急忙赶过来怜悯地拍拍小蔡的肩头，催促我们赶快回招待所好安排“菜包子”吃饭。路上，我将遇见“贵人”吕叔的事约略地讲给“菜包子”听了。
到招待所后，老吕拉着一位白皙秀丽的女孩子来到我们跟前介绍说：“这是徐姑娘，你们的老乡，专门来服侍你们的……”这个女孩一口纯正的长沙话验证老吕所言不虚。
徐姑娘端过来一大碗蛋花面给小蔡，我也吃下了徐姑娘递过来的两片退烧药。交谈中，细心的吕叔发现我的手指焦黄，断定我们是抽烟的，便“骂”我们“小孩子不学好！”但他出去一会儿回来时却一手拿着一包“三门峡”（当时的高级烟），塞给我们每人一包。
吕叔告诉我们，有什么难事找徐姑娘，他凌晨会来安排我们登上早晨四点二十分的车。我们放心了，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有个内弟正是这趟车的司炉。
有点饶舌的徐姑娘还告诉我们：“吕叔正在遭难，造反派“撤”了他所长的职务，现在全家六口每月只有40元钱……”
听了徐姑娘的话，我们沉默下来。
这一夜，我们洗过澡后舒服地睡了一个好觉。然而，令人难堪的是，两人睡前边抽烟边闲聊，因为过于疲劳，昏昏睡去竟将烟头落到枕头上将芦花做的内胆引燃。毫不知情的我们酣然入梦，任凭房内烟雾弥漫。要不是徐姑娘发现有烟雾从窗口漫出，急急地将我们喊醒，将火扑灭，恐怕会酿成火灾。是否烧死不说，我俩不定会成为“恩将仇报”的罪人。这件“难中有难”的趣事一直成为了我们今后岁月里相逢时的谈资笑料。
是日凌晨四时，外面下起了小雨。老吕硬塞给我们每人五元钱，在他表弟的帮助下，登上了一列直抵长沙的快车。车启动时，透过小站昏暗的灯光，我看见吕叔和徐姑娘在小雨中睁着眼睛寻找着车厢里的我们，我的泪水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人生如旅，总有驿站。很多年过去了，我的人生之旅也经过了很多的驿站。冷水滩的人生际遇成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记住了那里的人：吕叔、徐姑娘！世事的沧桑，人心的变幻，生活的无奈，让人们很难记住过往的每一个日子。假如你曾经记得在这个驿站所经历的细枝末节，那么，这个驿站一定曾与你生命血肉相连，让你惊心动魄；假如你曾在过往的人生驿站仍能清晰地记住某人的音容笑貌，那么这位旅途之友一定会有一种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心灵让你感到灵魂的震撼；假如你真正体会了他们给予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动，这种感动将持续地影响自己的一生并时刻为此而拷问着自己，矫正着自己做人的品德。
至今，我不知道吕叔的全名，但我知道他是一位真诚善良、有着侠义心肠的人。时隔多年，我希望用自己并不高明的笔触，朴实而真诚地写下这件往事，寄托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20世纪80年代初，我专程为寻找吕叔去了一趟冷水滩。只可惜，当年的小镇已然变成城市。世事沧桑，物变人非；斯人不见，徒添惆怅。算起来，吕叔也应是八十好几的人了，我不知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我总感觉他还活着。至少，他的灵魂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作者简介
这本书里的一百余篇文章，介绍的是一段至今“一半烟遮、一半云埋”的历史，作者大多是1964年和1965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四十多年前，他们告别父母，离开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贵阳、广州等大城市和一些中小城市，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在这些饱蘸着心血的文章里，作者如实地讲述了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记载了他们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的观察和感受，留下了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诚实的思考。
请见《湘南往事》后的作者简介。
靠山屯纪事
翟雅萍
那片土地在辽宁省开原县威远乡靠山屯。1964年7月28日，沈阳二十九中学的19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来到这里安营扎寨，隔年又有27名同学在先行者的感召下来到这里。全体同学在学校大多是好学生，却是自愿来务农的，其中有的人甚至自动放弃了升学与高考的机会。
这些壮志凌云的年轻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家庭出身不好，在当时被称为“地富反坏右子女”，是上山下乡给了他们成为革命者的机会。他们怀着一片虔诚与梦想：改变这里“一穷二白”的面貌，把文化带给这小山村！于是这片土地上掀起了一场知青风暴，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的青春活剧。
他们自豪地称自己为靠山人，深情地将青年点那两排大草房叫做家。这是一个拥有46口人的大家庭，最大的20岁，最小的14岁。全家人按年龄大小来排行：老大张宝林、老二赵志岩、老三赵守诚……然后是老四、老五依次地排下去，最小的是14岁的郎蕙丽，我在这个家中排行三十六。
从下乡那天起，我与45个兄弟姐妹朝夕相处，在青年点的大草房里生活了七年。那些才华横溢、思想深邃、以苦为荣的同学们令我感到高山仰止，是他们伴随我走过那日不出即做、日落仍不得归的艰苦单调的农耕生活，是他们给我友爱、给我力量、教会我直面人生。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兄弟姐妹们。岁月早已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青春，但那纯真年代发生的事情却清晰得如同在昨天。
1965年的一个明媚的夏日，我们沈阳二十九中学的全体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某大礼堂里，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去年到农村插队的高三同学喻国政回母校来做报告。当剃着光光的秃头，穿着农民才穿的对襟白小褂的他冲上讲台时，一股青春的朝气，一股山野的馨香迎面扑来。年轻的心全被激动了，会场上爆发出迎接元首那样的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19岁的他用朴实无华、真切感人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开原县的威远乡有一个靠山屯，那里生活着勤劳善良的人们，还有19个自愿去务农的兄弟姐妹。那里有青山座座，那里有寇河蜿蜒；那里有春种秋收的辛劳，更有劳动换来的甘甜。那块土地上缺少文化，有志者不妨去一搏。
当时上山下乡的话题，在社会上乃至我们学校一直沸沸扬扬。听他言罢，我对那片绿水青山产生了怎样的梦幻哟！我拿出了从小长大的全部倔犟，不去看母亲的涟涟热泪，不去听弟弟、妹妹的苦苦哀求，偷出了户口本，毅然走上了被人认为是受了鬼使神差的下乡之路。
是喻国政的报告决定了我青春的脚步。我认定自己是去革命的，俨如江姐俯视着滔滔长江，“今日告别雾重庆，乌云沉沉夜未央，待到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
走进了梦想的广阔天地，46个知青兄弟姐妹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们每日三餐同一锅饭，相互间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了如指掌。身为点长的喻国政一言一行牵动着每一个人的视线：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语言天才，他的睿智，他的真诚善良，他的身体力行无不令所有的人折服。
一叶知秋，那些发生在我们与点长之间看似平常的小事折射出他特有的领导才干和人格魅力。
1966年秋天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晚上8点了，点长喻国政心急如焚，因为青年点丢了两个同学（我和张秀春），这是家里从不曾发生过的事情。男女同学们议论纷纷，担心的、埋怨的话语在点长耳畔说个不停。当时寇河正在涨水，好多天了，天像漏了一样，雨一直下个不停，寇河的水势总不见小。有的人家油、盐、火柴这些必需的生活用品都断了捻，但没人敢蹚过波涛汹涌的寇河（公社供销社在河南岸，我们在河北岸）。点长分析了种种可能，然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把男同学分成两组，组成两支搜救小分队：一组去北山，一组去寇河边。于是男同学们一脸的庄严，拿着绳索、镰刀分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