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在最黑暗的年代，却用双眼来把黑暗照亮。她生在最令人窒息的时代，可她却竭力发声，唱出一首首流芳百世的歌。穿过那些最深沉的夜色，她是歌声婉转的夜莺鸟，亦是暗香盈动的夜来香。
关联人物：川岛芳子、山家亨、周璇等等。
日本女孩山口淑子
1920年，在辽宁沈阳附近一个叫作北烟台的小地方，李香兰出生了。父亲山口文雄为她取名叫山口淑子，之后，李际春收她做义女的时候，她又有了个中国人的名字李香兰。
当然，那时候没有人会料想到，李香兰这个名字今后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被万人敬仰，成为音乐史上一个醒目的标记，却又在一瞬间被推向政治的风口浪尖，险些叫她丧命。
山口淑子的祖父是日本汉学家，因着这份家学渊源，父亲山口文雄也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不仅勤学汉语，还来到中国工作定居。
山口淑子虽然是在中国长大的，可是在搬到奉天（沈阳）之前，她的成长环境却是一个封闭的日本人世界。她在学校读书，接受日式的教育，虽然父母没有要求她像一个日本女孩那样学插花、茶道，可她的性格中依旧是纯正的日本人的教养。与那些日本孩子最大的不同是，她需要学习汉语，而且她学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痴迷。
山口淑子的记忆始于抚顺，她在那儿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她父亲当时在抚顺煤矿工作，又在“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挂职做顾问，给“满铁”研修所的人们教授汉语。那时候东北还没有伪满洲国，而满铁就是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公社”，日本人借助它以公司为名，行殖民之实。
抚顺是座煤矿城市，一般人提起它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大片大片裸露的煤矿。不过，在淑子眼中这里却是宁谧安乐的故乡，有棋盘一样的道路和高大的白杨树。她的童年是被保护起来的，因而并不理解当时中日所处的境地，甚至连“九一八”事变，她也闻所未闻。然而，如她所说，站在中日的夹缝之间，她从那时候起就背负起了“时代的重负”。
淑子第一次开始注意到中国人，并且意识到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是在她十二岁那年。有一天，她忽然看到楼下的广场中，人群嘈杂，朝同一个方向涌去，还有便衣和宪兵在忙碌地走动。被围观的是一个中国人，他眼睛被蒙住，双手被捆在背后，宪兵提着绳子将他捆在大树上，还对他大吼大叫。那人的眼布被摘下之后，十二岁的山口淑子一直觉得那人在瞪着自己，那种眼神是她从未感受过的，像是无数根针刺进她的身体中，令她无处遁形。宪兵拿着枪托砸向他的脑袋，那人顿时冒出鲜血，山口淑子吓得闭上了眼睛。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些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片被鲜血浸红的土地。
很久之后她才知道，这件事应当与平顶山惨案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很多东北民众自发组织抗日活动，在这段时间里抚顺有三千多名抗日民众被残酷地杀害。
多年后，当淑子把自己一生的遭遇重新串联起来，再次回想起这个事件的时候，她不无哀痛地写道：“把我五十五年前在抚顺目击的事件，参照历史重新考虑，我痛感到自己的命运正处在‘时代’与‘场所’的焦点上，也就是说‘个人’与‘历史’结下了姻缘。”
淑子十三岁那一年，父亲被怀疑“通敌”，因此丢了在抚顺的饭碗，带着一家人去了奉天，当时的奉天是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的第四大城市，处处都是红砖瓦的俄式建筑，异域风情十足。穿梭于街头的不仅有中日俄三个国家的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是个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小地方来的少女，山口淑子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在这里，她有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其中情意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柳芭的俄国女孩，她在淑子人生中出场不多，却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几次改写了淑子的命运。
淑子是在从抚顺到奉天的火车上认识柳芭的，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有着俄罗斯少女独有的姣好容颜。更难得的是，她是个很聪明的女孩，会说好几门语言，因此能用流畅的日语与淑子交谈。搬到奉天之后，淑子便常常去柳芭家的点心店，喝着暖乎乎的俄式茶饮，就上一块俄罗斯肉饼，那是淑子少女时期贴心的温暖。
淑子一家去奉天之后，借住在当时奉天银行总裁李际春的别邸里。李际春曾是亲日派军阀领袖，山口文雄在北京读书时候的同学，两人是拜把子的交情。因此，他认山口文雄的长女淑子为义女，并改名为李香兰。
她跟着李际春的第二夫人学习北京话，长进很大。其实早在抚顺的时候，淑子就常常去父亲的汉语讲座学习。在奉天，她的生活环境也渐渐丰富起来，有很多场合可以与中国人打交道，说汉语。很快，她就拿下了当时的二级翻译证。
对于当时在东北的日本人来说，语言就是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通行证，有公司甚至以汉语等级来评定薪酬标准，因此日本人学汉语的劲头很大。眼看着女儿的汉语越来越精进，山口文雄对她的期盼也越来越高，他为女儿筹划好了前程，希望她能借助语言优势，成为政治家，并且为她打算好了，去北京读书，并给他在北京的另一个把兄弟潘毓桂做见习秘书。
然而，向来身体孱弱的淑子却在此时因为肺浸润被迫休学半年，北京之行不得不往后推迟了。如果没有这次病灾和半年的休学经历，淑子可能真的会成为一名政治家，或是庸碌一生，但她的身份至少是无比清晰的一个纯正的日本人。
可是，就在这半年里，她从一个普通的女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歌坛新星，从日本人山口淑子成为中国人李香兰。这一年，她才十四岁。
淑子从小就学习各种西洋乐器和三弦琴，却并未在唱歌这方面有过多少出色表现。而且，她起初学习唱歌也是为了尽快恢复身体。肺浸润治愈之后，医生建议她通过锻炼呼吸器官来养生。柳芭听闻此事之后，便建议她去学习古典歌剧，并为她介绍了一个著名的歌剧演员做老师，即女高音包特莱索夫夫人。
包特莱索夫夫人对淑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试，可是淑子表现得很差，夫人不耐烦地打发完她，便领着柳芭去另一个房间谈话了。被冷落在一旁的淑子基本上不指望合格了，可当夫人出来的时候，却告诉她下周可以来上课了。
在休学的半年中，淑子每天都准时去练习室学习，她的表现也越来越令包特莱索夫夫人满意了。她跟着夫人学会了西洋唱法，渐渐摆脱门外汉的身份，掌握了很多受用终身的技巧，还在唱歌的过程中学了些德语和英语。直到有一日，包特莱索夫夫人忽然邀请她去为自己一年一度的独奏会助演，她才知道自己真正地成功了。
包特莱索夫夫人考虑到她的日本人身份，便让她在音乐会上穿和服，并演唱了一首日本歌曲《荒城之月》，这首歌也因为这个特殊的经历成为她今后每次演出必唱的曲目，国歌一般肃穆庄重。
十几年以后，淑子才明白过来，原来包特莱索夫夫人本来并不愿意收她这个毫无天赋的弟子，可柳芭一直死乞白赖地纠缠她，她只得碍于交情勉为其难地收了这个徒弟。在学习音乐的这段时间里，柳芭每天都陪她一同前去练习室，在一旁安静地观看，成为她成长路上的见证者。
夜莺初啼
淑子唱歌的动机很单纯，就是为了尽快地恢复身体。虽然唱歌也让她感受到快乐，可是她却始终不愿意选择做歌星这条路。她在自传中反复地提起“不想做歌星”，或许是因为歌星这个身份日后给她带来太多的负担和灾难，也或许，她本身就只愿静默地活着，远离那些说不清的是是非非。
然而，自从她当众演唱了那曲《荒城之月》，她的命运就开始被推向另一条轨道。
淑子参加音乐会后不久，她照常去练习室上课，却碰到了一个陌生人。他叫东敬三，是奉天广播台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音乐会中看到了淑子的表现，极为赏识，她是日本人，又会说标准的北京话，是他们推行“日满亲善”的绝佳代言人。他此行前来，就是为了邀请淑子给“‘满洲’新歌曲”节目录制歌曲。
时值 1933年，奉天已是伪满洲国的天下，奉天广播台与伪满洲国同时成立，是日军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对于这些，十三岁的淑子自然不懂，可是周围的朋友和老师包特莱索夫夫人都劝她接受这份工作。东敬三事后又登门拜访，追问她父母的意见。母亲认为这是“为国效力”的行为，因此十分赞成。
从此，伪满洲国的天空中开始回荡着一个优美的女声，她名字叫李香兰，唱字正腔圆的中文歌曲，哀切婉转，有“靡靡之音”，也有《渔光曲》这样的歌声，很快就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那时候的李香兰，只是凭兴趣和直觉唱歌，并不追究其中意蕴。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未经世事，又怎能体悟那些情感深切的歌词呢？
不过，作为一个不露脸的歌手，她最常用的身份还是女学生。不久之后，她就只身前往北京去读书深造。而唱歌，只是她假期生活的一部分。她只靠假期时间来录一些歌曲，供广播台反复播放。
她去北京之后，住在北京政要潘毓桂家中。离开了日本人的领地，淑子才发现原来满洲国以外的世界是那么的不一样。那时候，北京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处处都是排日抗日的气氛。淑子想要在北京安全生存下来，就必须渐渐淡化自己日本人的身份，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从她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时起，她就换上了中国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跟中国人一样。也是从此时起，她开始不自觉地在两种身份之间转变，原本自保的行为，却渐渐地让她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淑子在北京求学期间，更名潘淑华，随义父潘毓桂的姓氏，又取了本名的“淑”字，而“华”自然是“中华”之意。
潘毓桂也是亲日派政客。在潘毓桂家中，淑子受到的待遇与潘家两个女儿是一模一样的，家中人对她也十分亲切。她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早晨在鸽哨声中苏醒，洗漱完毕后，与潘家两姐妹一同并辔练马。她们骑着马穿过朝雾弥漫的胡同，两侧长着槐树的大街，在西城区内疾驰。之后到北海公园吃一点早点。
很多年以后，淑子依然用极其细致的语言来描写，那种惬意和潇洒想必是她少女时期最难忘的回忆之一。
可是，一旦到了学校，她便开始变得谨小慎微，甚至如临大敌。淑子就读于翊教女子中学，虽说是女校，可反日情绪一点儿也不弱于其他地方。最初，淑子来到北京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同学每个都会说极其悦耳的北京话，而自己本引以为傲的“二级翻译”水平显得那么僵硬。于是，她开始变得胆怯，别人不问话，她就绝不开口。
让她更加沉默的是，同学们常常组织一些小型政治活动和集会，宣传反抗日本的言论。每到此时，淑子都只能垂下头，默不作声。此时的她虽然未能清楚地明白战争是什么，可她也绝对不能用言语中伤自己的祖国。
有一次，淑子应同学之邀，去参加野餐会。众人和往常一样，到一起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讨论如果日本人打来了怎么办。大家一个个发表己见，表决心。轮到淑子的时候，她再也躲不过去了。面对同学们期待的眼光，她支支吾吾地说：“我……我会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因为这样，不管是日本人的枪弹还是中国人的枪弹，都会将她击倒。她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这才是我最好的出路。
那段时间，她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困惑，她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可中国却是那么的亲近。她不懂两国为何交战，可这一切又远远不是她所能左右的。无助感和困惑感让她变得更加迷茫。那时候，她常常一个人跑到太庙里大哭，以宣泄自己悲伤的情感。
她在家的时候，担任潘毓桂的见习秘书。为客人端端茶，带他们穿过幽深的大宅子，走到潘毓桂的会客室。虽然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距离政治家还很远，她还是一直认真地做着，并且努力做到最好。因为父亲一直以来灌输的价值观，淑子这时候的梦想是“政治家的秘书官、翻译官或者新闻记者”，可是她连政治是什么都不弄清楚。
有一天，潘夫人忽然对她说：“以后见人的时候，不要咧着嘴笑，那样看起来很谄媚。”
淑子忽然觉得很迷茫，在她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中，微笑一直是必修课。日本人认为“男子汉的胆量，女人的笑容”都是最珍贵的东西。她还未弄清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潘夫人又说：“你以后不要对人鞠那么大的躬，显得很下贱。”
或许，微笑和鞠躬就是淑子最初体会到的文化差异，外貌可以掩饰，服装可以更换，可是这些植根于血液中的价值观却很难扭转。当淑子好不容易习惯了中国人的礼仪，回到家中的时候，她母亲却责备她：“去了大城市之后，就变得越来越高傲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山口文雄担心女儿的安危，便三番两次托人来北京劝说她回家。可淑子却始终不愿意回去。其实，这时候的淑子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她不仅深谙中国的文化习俗，还打心眼里厌恶大多数日本人的种族优越感。
在北京求学的这几年，淑子的生活看似平静，其实暗涌不断。那些来自中日两方无形的压力，压迫得她几乎窒息过去。而此时，她正处在叛逆期，亟待爆发。就在她内心开始叛逆、渴望改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有趣的是，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川岛芳子是被日本化的中国人，而淑子则是个由日本人一手打造的中国人。这两人的相遇，真是令人不胜唏嘘。这时候，淑子才十几岁，还不谙世事，而川岛芳子已经快三十了，曾经令她自豪的身份权力通通都开始离她远去，这个曾经被日本人称作“东洋贞德”的女人早已经开始走向末路。
淑子在天津过暑假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川岛芳子的招待会。川岛芳子出现在淑子眼中的时候，穿着男式长袍，梳分头，目光狡黠，从这位神秘女性的身上，淑子看到了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妖艳。
在招待会上，有人把淑子引荐给川岛芳子。川岛芳子看到这个美丽的少女十分欢喜，得知她是日本人后更加觉得与她很有缘分：“你的名字山口淑子和我的读音一样呢。”（在日语中“山口淑子”与“川岛芳子”的读音一致。）之后，川岛芳子亲密地与淑子交谈，让她叫自己“哥哥”。从此以后，淑子便成了川岛芳子家的座上宾。川岛芳子常常以各种理由邀请淑子去她家中做客，有时候是来了某个伶人琴师，有时候或许是某位“大英雄”。
起初，淑子很喜欢这样的日子。从密不透气的学生生活中暂时解放，享受到了自由的呼吸，那是一种醉生梦死的快感。川岛芳子每天下午起床，然后开始吃早饭，召集一些女性朋友来家中玩乐，或是开着汽车在城中四处转悠，几天几夜不回家，放纵到极致。这是淑子从未接触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