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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择才篇(13)

比了几次,王恺都没有斗过石崇,更加不服气,忽然想到武帝司马炎有一株二尺米高的红珊瑚,还是海边上进贡来的,王恺去向晋武帝把红珊瑚借到家中,然后带着几个从人,抬着红珊瑚来到石崇家,认为石崇这下非斗输不可,哪知道石崇反而抄起一把铁尺,乒乒几下,把珊瑚打得粉碎,这下王恺可恼火了,要和石崇拼命。石崇却笑笑说:“这点小东西,值几个钱?”喊家人从后面抬出几十株珊瑚来,最大的有三四尺高,最小的也比王恺带来的好,石崇对王恺说:“我赔你的珊瑚树,这么多珊瑚树中,任你挑选!”

王崇气得发呆,心想连皇帝都比不过了,我还和他争什么!一转身,掉头就走。

这些占据高位的豪门贵族,除了斗富,就是争权,在朝廷里勾心斗角,如司空卫萱,掌握着大权,司马炎经常和他讨论军政大事,中书监荀勋就很不高兴,和贾充联合起来攻击卫萱,幸亏司马炎知道卫萱是个忠臣,没听他们的挑拨,可到底在晋惠帝朝杀掉了卫萱。张华在当时是个文武全才,辅助司马炎、司马衷两代都很有功劳,可当赵王司马伦发动兵变时,将张华也杀掉了事。

晋王朝对大臣、王公们不是滥赏,就是滥杀,这些贵族出身的王公大臣又一个个地争权夺利,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用人点拨九品中正制与周武王实行的分封制有些相似,与春秋战国时候的世卿世禄制差不多,结合了二者,是比二者都要完善、成熟的干部选拔制度,说白了,乃是一套亲属制度:就是皇上把大小的官职、爵位和地盘都封给他的子孙、亲戚,让皇亲国戚成为贵族,不是皇亲国戚的成为庶族,庶就是平民,这样的一套等级森严、讲究门第的政治血缘网。这些皇亲国戚世代享受着高官厚禄,仗着皇上的庇护作威作福,你看他们都做些什么:荣华富贵太多了比着浪费,看谁会浪费看谁会夸富,王恺和石崇政事上无能力,在斗富上倒是功夫一流、异想天开;除了比拼荣耀,还专事斗人,远近亲疏不是相亲相爱,反倒是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打击,愈是亲近的愈是整得厉害。国家不是向前看,积攒的精力都在这些皇亲国戚们斗富、整人的内讧中耗干了。

九品中正制让我们见识到了人事关系中任人唯亲的厉害,一个领导者把事业都交给亲戚、亲信打理,养肥自己的家族势力,则事业就被它搞垮了。美国福特公司就是一个教训,在事业发展到巅峰时,小福特把重要的职位都分给了自己的亲人,赶走了有才干的下属和参谋,结果顿时陷入低谷,把从四面八方选拔出的人才经营的流水线弄成了烂摊子,看来不是只有晋朝钟情于任人唯亲。

宇文泰择苏绰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北魏同时有了两个皇帝,西魏实际上由宇文泰掌权,东魏实际上由高欢掌权。

西魏跟东魏比,地方小,经济落后得多。为了跟东魏相抗衡,宇文泰向地方势力让步,争取他们的支持。尤其大力争取当地汉族大地主的支持,他选拔了许多汉族地主到朝廷里做官,竭力推广汉族的统治经验,进行政治上的改革。

有个叫苏绰的汉族名师,出身于高门大族,学识丰富,才智出众,品德高尚。可是宇文泰一直没有重用他,只让他担任一名小官。

有一次,大官周惠达回答不了宇文泰向他提出的问题,去向苏绰请教。苏绰想了想,说出一番道理,把问题解决了。周惠达回去报告宇文泰,并且称赞苏绰有做丞相的才能。宇文泰听了很高兴,立刻召见苏绰,提升他为著作郎,让他做朝廷的高级顾问。

一天,宇文泰带着一大群官吏去昆明池看捕鱼,路上经过两汉旧宫的仓池,宇文泰问这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古迹,随行的官吏都答不上来,独有苏绰滔滔不绝地说了有关的历史典故。宇文泰非常高兴,跟苏绰并马而行,又问了许许多多有关天地起源历史上兴旺盛衰的故事,苏绰也都对答如流。宇文泰还有许多问题急着要问苏绰,到了昆明池也没有心思看捕鱼,就下令回府了。

回府以后,宇文泰留苏绰过夜,继续长谈。苏绰从古代帝王之国的道理,秋战国时期的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主张,谈得娓娓动听,宇文泰越听越兴奋,两人一直谈到天亮。第二天,宇文泰奏请西魏文帝任命苏绰为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大行台左丞。

不久,宇文泰请文帝授予苏绰大行台度支尚书和司农卿的官职。大行台度支尚书是朝廷上管财政的大臣,司农卿是朝廷上管农业的大臣。为了大力推行强国富民的办法,苏绰拟了六条诏书,奏请文帝批准,公布实行。这六条诏书的内容是:一、为政的人首先应当心平气和,善于分辨是非;二、要教育人们养成敦朴诚实的作风,去掉浮薄虚伪的习气;三、要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男耕女织、养鸡养猪;四、用人要看能力,不能光看门第;五、法律要公正,不能滥杀无辜,冤枉好人;六、赋税和徭役要根据财产多少平均负担,不能全都加在穷苦百姓的身上。

六条诏书是使封建国家富强的好办法,充分表现了苏绰的政治才能。宇文泰把六条诏书经常放在自己的案头,随时阅读,他规定,做官的人必须背诵六条诏书:不懂六条诏书的不许做官。

不幸的是,苏绰因为过度辛劳,只活到49岁就去世了。他的逝世,使宇文泰十分伤心。为了尊重苏绰生前十分俭朴的优良品德,宇文泰只用一辆布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故乡武功安葬。在灵车启程的时候,宇文泰亲自带着文武百官,用酒祭奠苏绰的亡灵,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连手里的酒杯都掉在地上了。苏绰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制定的六条诏书,一直成为西魏治国的准则。车启程的时候,宇文泰亲自带着文武百官,用酒祭奠苏绰的亡灵,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连手里的酒杯都掉在地上了。苏绰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制定的六条诏书,一直成为西魏治国的准则。

用人点拨

随级改变的。我们常说“合适的职位合适的人选”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非得有一个逐渐了解、逐级擢升的过程,认识加深了,才能把人才放到合适的位置。绰,开始只是宇文泰听人说起,随意安排了文官,后来直到宇文泰碰到历史盲点,才显示出苏绰读书人的学识,才发现苏绰,邀请他清谈,通过谈话,才知道他的才干和胸襟,这才相信别人说他有丞相之才不假,再后来通过苏绰试用期的表现,发现他真的是有丞相之才,才正式任命为苏绰为一国丞相。这个过程很曲折,但是却是递进关系,通过舆论、面谈、实践三方面的考察,确信对方的才干,再委以匹配的位置,整个考察过程细致而全面,是个成功的择才案例。

这个案例对企业有借鉴价值,选拔不妨将推荐信、面试和试用三方面结合起来,全面考察人才,对人的听、言、行三方面都有涉略,实际做到的话,能够对人才录用得出相对真实、客观的答案和依据。

魏孝文帝开科大举

齐名帝建武二年九月丙戌日,魏主来到邺城,多次到相州刺史高闾的馆舍,称赞他的治绩,赏赐非常丰厚。

高闾屡次请求调回本州,魏主下诏说:“高闾因已近暮年,请求衣锦还乡,只知道进取,忘记了退让,有损谦逊的美德,可降号为平北将军。但他是朝廷的老成之士,应当依了他的心愿,改授为幽州刺史,使惩罚和劝勉两方面都顾及到,皇恩国法并举。”

于是文帝任命高闾为幽州刺史,谁任相州刺史呢?孝文帝任命高阳王拓跋雍为相州刺史。文帝告诫他说:“作牧守说难也不难。如果本身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下边也会自觉行事,所以就容易;如果本身不端正,虽然下达命令,下边也不会听从,所以就困难。”

现在看来,文帝的这段话对官员修身多么有价值。

十二月初一,魏主在光极堂召见群臣,宣布推举选拔各级官员的命令,作为全国大选的开始。

光禄勋于烈的儿子于登拉关系请求升官,于烈上表说:“如今圣明君主当朝,理应清廉谦让,可是臣的儿子于登竟走后门要升官,子不教,父之过,怪只怪臣养了一个不孝子,臣请求皇上立刻把于登罢免。”

魏主听了十分感慨,非常钦佩于烈的大公无私和不论亲疏,说:“这乃是有识之士的言论,不想于烈能够做到这一点。”

于是魏主引见于登,于登见了文帝十分惭愧,一来是父亲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揭发自己,丢尽了人;二来是事情败露了,皇上一定要治我的罪了。正在胡思乱想,只听文帝对他说:“朕将推广教化于天下,因你父有谦逊的美德、正直之士的风度,所以提拔你为天子珝军校尉。”

于登以为听错了,赶忙跪倒:“臣有罪,万万不敢受封。”

文帝说:“你起来吧,你这次受封不是有功奖你,而是希望你今后能够继承你父亲的谦逊品德,不辜负他老人家啊。”

于登眼中含着泪花,叩拜三首,答应道:“为臣知道了,为臣一定心中谨记。”封完于登,又赏赐于烈,加封于烈为散骑常侍、聊城县子。

魏主对群臣说:“国家从来都有一件事可令人概叹,那就是大臣们私下不肯公开谈论朝政的得失。做君主的害怕不能纳谏,做臣子的害怕不能尽忠。今后,朕每提拔一人,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你们一定要直言相告;如果有人有才能而朕不知道,你们也应当及时地举荐他。凡是这样做的,谁举荐就赏谁,谁轻易不举荐的要问他的罪,你们应当明白。”用人点拨魏孝文帝是一位非常贤明、严格和仁爱的君主,从择才上可窥见一斑。他择才看重对方的品德,特别是跟修身有关。在他眼中,什么是理想的人才呢?高闾做相州刺史好好的,可惜扎不下根,老是想回家,孝文帝说他有损谦逊的美德,可是又体恤他年老功高,让他到离家近的地方当官,赏与罚可谓用心良苦;于烈揭发儿子私自徇情讨官,文帝为他的谦虚品格打动,反而让父子二人都升了官。从这两件事看出,文帝择人的标准是看重对方谦逊的品格,而且他知道,为官者要做到谦逊说容易也难,其实是不容易做到。但凡不容易做的,跟修身有关的品质都可以算是择才的标准。

古代看重的这个标准,现代人不见得重视了,其实这个标准对于人才的立足之本有着恒久的意义。用人单位如能注意人才的修身品德,像谦逊、知错就改、诚实等与做人密切相关的素质,一定会对人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要知道,做事先做人,不会做人的做事也不讲求原则。

清谈误国的王珩西晋的王公大臣们,虽然已经富贵得无以复加了,可大多数人仍然是极其吝啬,或者在虚名上下工夫,只是不愿意为治国多动脑筋,王珩就是典型的代表。

王珩还是少年的时候,就长得风度翩翩,神清气朗,和人交谈,也是显得特别聪明。有一次,王珩拜见山涛,山涛对他非常欣赏,可他送王珩出门时,叹息道:“哪家的娘亲,能生出这样聪明的小儿?可惜误国误民的,也一定是他!”

司马炎也听说了王珩的名气,问王珩的堂兄王戎说:“你的弟弟王珩,在当今社会上,哪个名人可以和他相比?”王戎说:“当今天下,没人能和王珩比,要比也是在古人群中才有。”司马炎见王戎都这么推荐,便加倍重用王珩,接连加封,年纪轻轻,就当了尚书郎。

王珩在当元城县令时,成天只会清谈,不理政事,就这样,他的名气反而更大,不久便被提拔到首都,当了黄门侍郎。当了黄门侍郎后,王珩交往的多是上层贵族,家中贵客盈门,每当满堂宾客时,王珩总是手持拂尘,拂尘的手柄是玉制的,和王珩的手同样颜色,映衬得手指很好看,坐在首席侃侃而谈,谈的都是老子、庄子等道家学说,和当时的社会事务没有关系。有时候觉得说得不很妥当,又经常更改观点,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信口雌黄”,他也不在乎,仍然到处鼓吹。

在晋怀帝司马炽的年代里,王珩做官做到了司徒,王珩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想把自己的弟兄们一起推到重要岗位上,他对当时的太傅司马越说:“当今天下大乱,治理国家,一定要用文武双全的人才!”

司马越认为说得对,问:“哪些人是这样的人才?”

王珩说:“我的一个亲弟弟王澄,还有一个堂弟叫王敦,都是天下一流的好人才。”

司马越很信任王珩,便奏请怀帝批准,让王澄当荆州刺史,王敦当了青州刺史,王珩高兴地对两个弟弟说:“古人说,狡兔三窟,才能常保平安,现在你们两个人,一个在荆州,那里地势险固;一个在青州,那里背负东海,也是个险要的地方,你们俩在地方上为一方诸侯,我在朝廷中掌握大权,弟兄三人,真可以说是有‘三窟’了。”

公元311年,太傅司马越病死,汉将石勒发兵攻晋,在苦县(今河南鹿邑)捉住了王珩,石勒指着王珩的鼻子责骂道:“晋国上下,乱到这个地步,全是你们这班大臣的责任,你是太尉,怎么会把军队治得这么差!”

王珩说:“我从小就不想当官,勉强在朝中任职,一切大事都是皇族亲王主持。

如果说晋室灭亡,那也是天意。您今天正可以顺应天意,灭晋建国呢!”

石勒讽刺道:“你从少年就在朝为官,现在头发都白了,还当着太尉高官,统领军队,还说什么不想当官,骗得了谁?”

王珩被问得满脸羞愧,默默无语。当天夜里,石勒命令士兵把关押王珩等人的房子的墙壁推倒,一般俘虏全部整死。用人点拨这个王珩只会清谈,为何还一再地受赏识、受重用,身居高位,为何让这样一个误国误民的清谈人士来管理社稷呢?足见晋朝特殊的选才观了。在世族门阀盛行的社会里,所谓的人才就是像王珩这样的:这样的人仪表堂堂,谈吐高雅,有道家仙风,开口老庄,闭口老庄,天花乱坠,滔滔不绝,具备外表和言谈的标准,就是人才了。而实际上在清谈的背后却是人格的空虚,这些人大事干不来,小事不屑干,只会纸上谈兵,遇到问题就傻了,更可恶的是,这些人不问国事,小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知道安插亲信,任人唯亲,发展自己家族的势力,瓜分国家利益和财源,国家被他们弄倒了台,质问起来只会推卸责任,一脸无辜的样子,这样的人不但误国误民,而且虚伪自私得可恶!

试想,如果晋朝不是以清谈为择才标准,迷恋浮华耀眼的外表和装饰,走到自取灭亡的地步吗?这都是咎由自取,警告择才者谨防只重表象不重内在的虚荣心理作祟。

专任不疑,精兵恃勇自凉州刺史杨欣全军覆没,黄河以西就不复为晋朝所有。

晋武帝每每提起,想西平羌戎,收复凉州,朝臣们无不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表现得稍微勇敢些。

后来马隆入朝,愿意替武帝解除这一西顾之忧。但他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招募士兵、组建征西军要由他一个人全权负责,其他人(包括皇帝)不得过问。武帝应允,决不干涉,并委任马隆为武威太守。

马隆首先设立比武场,公开招募体魄壮健、臂力强劲的武士,只要能够达到他所设定的条件,根本就不关心他们是什么身份、地位和为人,一律录用,从而组建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敢死队;他又征得武帝许可,亲自到武器库挑选精良器械,装备军队。这一切进行完毕,马隆立即率师西渡温水,开赴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