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民族识别和白族族称的确定是白族人族群性重新获取与确定的关键步骤，尽管在识别之初是不是愿意来做少数民族在白族人，尤其是白族知识分子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而带来了识别的复杂性。但意见还是很快就一致了，因为白族作为单一民族的身份确立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筹建是并行的。1952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等重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此《纲要》，1952年冬，在大理、凤仪、巍山等县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方，分别建立了27个乡一级的民族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确立白族这一少数民族的政治身份，才能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州，白族人在共同的政治诉求基础上达成了一致，国家的在场使得“白族”这一政治共同体在获得这一名称时就具有工具主义的性质。尽管表面看本民族自称“白子”成为民族名称“白族”的内涵实质，然而，从“白子”到“白族”名称的转换，已经将这一社会人群从文化-生物的族群性意义转向了实用主义的意义，白族人的族群性实质在发生改变。
白族人的族性在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一系列的政治过程后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大白族人就会对白族这一共同体即刻产生认同感，这需要通过建立白族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进行社会认同的培育，“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发展了，必然会发生对自己的民族历史的强烈的感情，他们要求科学地、历史地证实自己民族的历史，要求明确他们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学术领域中的“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的编写，实际上让白族研究学术承担起了社会文化认同培育的使命。《大理白族自治地方概况》、《白族简史》、《白族简志》三套丛书全面介绍了地方政治沿革、族别史、社会文化习俗等关于白族自己的知识。学术界为了配合民族识别，一些学者着手从历史文献中帮助白族建立自己的历史。1954年，向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南诏史略论》一文，首次提出白族先民建立的南诏政权的族属问题，陈碧笙《试论白族源出于南诏》提出白族的族源问题。尤其是在编纂《白族简史》时，学者们对白族的起源、发展史产生不同的认识，1956年9月至1957年5月，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前后，学术界就白族起源和形成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云南日报》上相继发表了20余篇论文，有土著说、傣族说、氐羌族说、濮族说、多种族的融合说等多种意见。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为《云南白族起源和形成论文集》，当时掀起白族问题的讨论热潮。
任方将这次白族族源争论综合概括为4种说法：
（1）白族是云南的土著民族。学者有杨堃（《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马曜、李一夫（《试论白族源于汉代洱海区的昆明人》）、赵步云、张旭等，认为白族是在洱海地区形成的土著民族，源于汉代洱海地区的昆明人，经白蛮的分化发展而来。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洱海区域不单单只有昆明人，还有西洱河蛮、施蛮等，如果只是昆明人发展成为白族，那其他诸蛮是不是与白族一点关系都没有？且昆明人不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部分，难以建立较高程度的文明。洱海地区并非人类起源地，昆明人也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
（2）白族是氐羌之后。学者如龚自知、杨毓才（《略论白族共同体形成好南诏大理国的社会性质》）、周泳生等。认为昆明人是氐的一支，从西北高原迁来，是游牧的。称王为“诏”，实行火葬，父子联名等都是氐羌遗迹。反对此说的学者认为史料中并无氐人大规模迁入洱海的记录，不可信。
（3）白族是汉族之后。学者如秦凤翔、张海秋、徐承俊等，认为现代的白语与汉语为同一系属的语言，白族是由楚和蜀两地的汉人迁入洱海区域而形成。反对此说的学者认为将剑川、大理的白语作为标准白语来确定系属不妥当，还要研究更古老的白语如那马语，不能将白语视为汉语的“方言”。
（4）白族是原有居民与外来族系融合而来的。学者如方国瑜（《略论白族的形成》）、杜乙简、王叔武（《关于白族族源问题》）等，认为初唐时洱海周围居住着哀牢、昆明、僰，经过经济的发展和斗争交往，建立南诏政权，加入汉人等外来族系发展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白族。反对此说的学者认为，人们共同体的形成一般有一个核心再吸收其他部分，从白语的发展规律看，两种语言的融合并不产生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保存起来。如果白族是由各族系融合而成，试问白语从何而来？
每一种观点都解释了白族的某一方面的状况，但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方面。显然，构建白族的历史比把白族识别为一个单一民族要困难、复杂得多，这涉及文献记载的状况、研究者的分析方法和看待历史的立场。汉文历史文献对种人记载的缺乏难以形成连贯的种人历史是许多民族在历史构建中都面临的较普遍、较困难的问题，而研究者普遍地用已经识别的民族来逆向推演每种民族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状况的分析方法难免会存在“过度推论”、“生硬推论”的状况，而且学者如果只是依靠汉文文献，很难脱离汉人中心的范式，即用汉人的历史来确定少数民族历史的病诟。在历史上与汉人发生联系的事件和族群被记录下来，没有发生关联的则隐没在历史中，少数民族的历史呈现只能是片断的、碎片式的、若隐若现的不清晰的历史，这样推演出来的一部清晰的、有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是有问题的历史。白族历史也难以逃脱民族历史推演中的普遍困境。日本学者林谦一郎在博士论文《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中把这样的历史推演描述为“把现在的白族当作研究上的出发点（或历史上的终结点）”。中国学者对南诏和白族族源的关注也在日本学术界产生影响，腾泽义美出版《西南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南诏国史研究》（1969年）、牧野修二发表《在南诏国内段氏的地位》等文。林谦一郎：《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第8页。白族究竟源自哪里？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一些讨论还在延伸可参考蒋原辑：《南诏文化论著要目索引（1936—1988）》，载杨仲录等主编：《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646页。，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穷尽当年学者们鏖战的精髓，我们甚至还难以判断诸多主张孰是孰非，但在所有观点中，白族学者提出土著说是有意义的。
20世纪上半叶，尽管有徐嘉瑞等有民家身份的学者，但族群身份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并没有产生意义，这些学者身上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族群意识，族群性并没有通过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而在这次关于白族族源的争论中，主张土著说的学者中，有白族身份的学者居其半，白族学者毕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观点。出生于洱源的白族学者马曜毕业于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解放后曾做周保中将军的秘书，与周共事多年。而抗日名将周保中是一位有强烈民家认同感的将军，在许多场合都公开声称自己是民家人，王连芳：《周保中印象》，载《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民家人的认同感是二位能在工作、交往、共事维系多年情谊的基础。马曜对白族形成的思考和对白族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2000年以后。在其《云南简史》、《大理文化的源与流》、《白族异源同流》等多种著述中形成有关大理文化和白族源流的如下观点：一、洱海区域是云南文化的源头。“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周围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从海门口到石寨山，贯穿着一条从初期青铜器文化逐步发展到成熟的青铜文化的内在联系，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都显示出一条从洱海周围经楚雄地区向滇池地区发展的线索”。“从海门口发展到石寨山的滇文化，继之而起的西爨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构成两千多年云南文化的主流。它的源头来自洱海周围，复归于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而后与中原文化接轨”马曜：《大理文化的源与流》，载《大理丛书·序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二、白族先民是洱海区域史前文明的创造者。“我在1988年版的《白族简史》中，指出洱海周围的白族先民是云南新石器文化和青铜器文化的创造者”马曜：《白族异源同流说》，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三、白族形成的主体来自洱海区域的土著。“白族是以生长于洱海地区到商代就进入青铜文化时期的‘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或融合了西迁的僰人、蜀（叟）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人，同时吸取了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一个开放性的民族共同体”马曜：《白族异源同流说》，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方国瑜）认为大理白族先民从四川青衣江入岷江处经僰道（今四川宜宾）迁到大理，却忽视了距今4000年的洱海东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和距今3100年的洱海北（今剑川县）海门口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值得商榷”。马曜：《白族异源同流说》，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总的来看，马曜的学术观点强调洱海史前文化的独立起源，白族来源主体成分的土著特质，也代表了白族学者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土著说的其他白族学者，如张旭1990年发表《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一文，认同白族土著说，主张“白族的先民早在距今四千年或更早的时间，以洱海为中心的，在今天大理地区的湖泊、河流旁边定居下来，他们以种植水稻和渔、猎、畜牧为生活来源”马曜：《白族异源同流说》，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如果对这场关于白族族源的世纪争论进行细致辨析，我们能看到，这场争论还有一个特点，即关于白族起源的其他诸说多用汉文文献来论证白族起源，而白族学者则选择避开汉文文献的记载，希望从考古学上获得突破。
中国的考古学领域，华夏文化中心论下的考古学分类谱系和文化传播论的论调往往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惟一起源地，在讨论远古时代的文化交流时，“强调中原先进文化对边远地区的影响，而容易忽视边远地区各族人民的独特创造”蔡葵：《论公元前109年以前的云南青铜器制造业》，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掩盖了史前时期不同类型土著文化的独立起源特质，现有的少数民族土著自己的史前文明史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正如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梯姆·莫瑞所讨论的，“如果在这个大陆上发现了历史悠久而千差万别的土著文化，那么（对土著人和非土著人来说）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难道土著一词的含义是建立在土著人的史前文化上吗？如果是，土著历史学与人类学在这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中各自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澳］梯姆·莫瑞著，张良仁译，陈星灿校：《土著人的历史与澳大利亚考古学——论澳大利亚史前考古学》（上），《文物春秋》2000年第3期。土著的史前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意义，与中原内地相似的文化都被轻易地用文化传播论的观点来关联在一起，而对不相似的文化内涵部分，如何给予阐释则明显言之不足。我们也应该问询：在中国的史前考古中，少数民族土著都到哪里去了？“在新石器时代，文明是多中心的，往后黄河流域逐渐趋于领先地位，中华文明从多中心逐渐变成单中心，又向四周辐射”马曜：《大理文化的源与流》，载《大理丛书·序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马曜的这一论断在去华夏文化中心论上并不彻底，但却提出了重视新石器时代前期在不同文明起源地土著文化的早期文明成果的问题，白族学者力图在对史前洱海区域的考古学解释中厘清白族的历史，此后大理地区的每一次考古发掘都被赋予了为土著说正名的意义。2008年，洱海区域考古获得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大理银梭岛的发掘使洱海区域的文明史推到5000年前，是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剑川海门口达4万平方米的规模宏大的干栏建筑群落，彩陶罐，炭化的稻、麦，玉片等若干惊人的发现（《云南信息报》，2008年6月18日A08、A09版）都在证明该区域有较早的文明历史，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直至元明时期，期间一直有人类在该遗址生产生活，洱海区域丰富的史前文化正在为白族土著说及其文化独立起源论提供许多新的材料。
时至今日，尽管白族族源不再是学术的讨论重点，留下的仍然是有一部有诸多问题的白族史，除了主张土著说的一批学者，以及主张融合说的林超民在近年仍有《汉文化在白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白族形成问题新探》等文对白族形成有进一步探讨外，学术史中这些尚未清晰的问题几乎没有新的声音了。无论如何，经过白族族源的大讨论，白族人的族群性通过白族学者在洱海史前文化独立起源、土著文化特质和白族历史构建的表述中得到了增强，20世纪60年代的白族学术史是白族获取群体身份认同的合法性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白族
研究与白族族群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民族学研究领域发生了许多转向，其中最富有意义的转变：一是从阶级分析的范畴走向了文化分析的范畴；二是从较封闭的仅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变得更加国际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编写以及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都是以“阶级”为核心概念来进行调查和组织调查报告的。从80年代开始，“文化”作为“阶级”的替代概念进入研究领域，掀起中国西南研究学术中的“文化热”，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南诏文化、东巴文化、贝叶文化、毕摩文化、竹文化、火塘文化、马帮文化……文化概念的介入使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研究回归到文化人类学的领域，文化整体性，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主题。同时，西方年轻学者也如他们老一辈学者那样，进入少数民族社区，开展田野研究，将他们的学术关注点放到西南，放到白族、彝族、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