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林
1996年5月和1997年6月，中南民族学院（现中南民族大学）董珞先生先后两次到泸溪县潭溪镇调查，以大陂流村、小陂流村为主要调查点，就“语言和婚姻”专题做了深入调查，讨论了地方上土家族、苗族、汉族三大族群互相转化与融合的现象，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见解。董珞：《巴风土韵：土家族文化源流解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89页。董先生实际上重点讨论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身份的影响，对其他因素如宗族、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对族群身份的影响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董先生以行政村作为调查和分析的单位，也有失于笼统的地方。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社会的传统，自然村落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结成的基本单位，也是文化创造和传承的基本单位。刘铁梁先生曾主张在我国民俗文化的研究中应加强村落层面上的研究。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刘铁梁：《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具体到潭溪社区，地方上民众聚居在一个个自然村落里，以之为社会活动和文化传承的基本单位，同一行政村落之下的自然村落之间在文化面貌、族群状况等方面可能存在相当的差异。例如同属大陂流行政村的大陂流、铺锄两个自然村落，前者土家语已退出日常生活，后者却还以之为主要的家庭和村寨内的交际语。因此，本文主要以大陂流自然村落和小陂流自然村落为个案，在董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潭溪社区相关族群融合与分化的状况；并通过对个案的实证研究对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做一些探讨。
一、汉人的“土家族化”与土家人的
汉化：大陂流的例子
如果从户口统计反映出来的民族构成状况来看，大陂流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土家族村落，土家族占总人口的86.9％，其中世居者占91.5％，外村外地嫁进的女性占8.5％；另外两种民族成分是苗族和汉族，占总人口的13.1％，都是嫁进的女性。但是民众并不认为村里的土家族是一个统一的族群，而是习惯于把向姓土家族称为“土家”，把其他“杂姓”土家族称为“客家”、“客人”，认为杂姓“原来是汉人，后来七搞八搞都成了土家族。”不仅向姓人持这种看法，杂姓人也坦然承认。而且，从居住空间来看，大陂流的向姓和杂姓也是井然地分为两部分，319国道穿村而过，杂姓全都居住在国道两侧，向姓则居住在国道以南杂姓房屋之后的山坡上，没有一例交错的情况。村民把国道叫做“车路”，车路两边称之为“店上”，车路以上称为“寨上”。过去，店上的杂姓都是生意人、手艺人，寨上的向姓则以农户、猎户为多。以人口比例来看，向姓为415人，杂姓为162人（按，这里所说的“杂姓”不包括入赘或嫁进的村民）。
与潭溪地区其他村落一样，向家在大陂流也被认为是最早来此开基的，如下面的报道材料所说：
我们向家人来得最早，那时还没得车路，都住在寨上。是几兄弟分来的，我们是二公爷的后人，来时只有几户人，这里土面宽，好讨吃。听我公公讲，过去杂姓竖屋开田都要我们同意，喊我们是“土龙地主”，我们来得最早嘛，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报道者，大陂流人，男，土家族，1932年出生，读过私塾。）本文引用的报道材料直接转自调查时的录音，只加上必要的连缀，使意思基本畅通。这样虽使行文有累赘之感，但可以将被研究者的观点充分地呈现于文本之中，也可为他人的研究和批评提供原始依据。本文遵循人类学的惯例隐去了报道人的姓名，只列出年龄、文化程度等背景资料；但文中的地名均是真实的，以方便后续的研究。
目前，大陂流村的杂姓包括：胡、李、邹、杨、蔡、杜、龚、陈、郑、刘、舒、覃、黄、张、金，其中李家来此最早，已有九代人；胡家来此有六代人，其余各姓皆是新中国成立前来此，至今最多不过四代人。杂姓来此的原因主要是经商做手艺，或流落至此。如一位胡姓老人所讲：
我们胡家是做生意来的，开始是小打小闹，挑香担子啦（按，香担子即小货郎担子），这么地慢慢发起来了。解放前我们胡家有几户大地主，在武溪、沅陵、常德都有铺子，有十几条船买进卖出。（报道者，大陂流人，男，土家族，1945年出生，小学文化。）
另一位李姓老人说：
向家先到这里，我们李家跟到就来了。最开始来也是做点小生意，做豆腐。听他们老人家摆，先来时，向家人还不太愿意，不给屋场我们坐。有一回，不晓得为什么事，向家和别人打官司，到乾州见官，他们不是一口土话？不会讲汉话，姓李的会讲，就帮忙他们，官司打赢了，两家就拜了弟兄，到现在我们向、李都是不开亲的。（报道者，大陂流人，男，土家族，1949年出生，小学文化。）
其他如杜姓认为自己是流落至此的渔民，蔡姓认为自己行船拉纤到此，龚姓是说自己烧窑落籍，金姓说自己是逃荒要饭至此，均带有一定的流民性质。从相关口述材料来看，杂姓初来大陂流时一般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新来乍到，人口又少，多是单门独户；另一方面都是迫于生计流落至此。这种特点就使得杂姓要想在此开基立业，必须处理好与向家——“土龙地主”——的关系，他们在文化上必定慢慢地效仿向家，最突出的则是对地方上族群的主要标志——语言的学习，如一位报道人所说：
杂姓以前也会一点土话，在一起住嘛，往久了就会一点他们（按，指向姓）的话，也和气一些。（报道者，大陂流人，男，土家族，1945年出生，小学文化。）
而且，由于地方上严守“同姓不婚”的禁忌，杂姓也成为向家重要的嫁娶对象。目前，大陂村内通婚主要即是向家和杂姓通婚，这也加快了杂姓土家化的进程。这样，到新中国的民族确认开始时，一些杂姓由于久居此地、或具有一些土家族的文化习俗，顺理成章地被认定为土家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也使得杂姓努力争取民族身份。事实上，大多数杂姓人主要是在1980年代以后恢复或更改民族成分时期取得“土家族”身份的。据地方干部回忆，当时泸溪县规定，凡少数民族占总人口八成以上的村，子女的民族成分可以随父或随母，且可以上溯两代人。由于大陂流的杂姓向来便主要与向姓土家族通婚，因此，所有杂姓人都能追溯母亲或外祖母的民族成分而成为土家族，他们也都适时地更改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如一位报道人所说：
现在都是民族了，国家不是有些好处嘛！考试加点分啦，计划生育松点啦。都跟娘改，都搞成土家族了，沾得上边的都改了。（报道者，大陂流人，男，土家族，1964年出生，小学文化。）
现在，大陂流无论是作为“土龙地主”的向姓，还是流落至此的杂姓都已获得了“土家族”身份。
与杂姓汉人土家族化相映成趣的是，向家这些地道的土家人在文化上呈现出鲜明的汉化的趋势，尤其以语言的转用最为典型。大陂流和铺锄两个自然村落相距约500米，两村民众都以向姓土家族为主，且是同宗。在两三代人以前，大陂流和铺锄都是以讲土话为主，而现在，铺锄仍以土家语为村寨内部的交际语，大陂流则已完全转用汉语了，原因主要在于大陂流杂姓人的影响，如一位报道人所说：
我们寨上人原来也是一口土话，现在都奈脱了（按，方言“奈脱”约为“丢失”之意）。主要是我们和车路隔近了，店上人都是客家，讲客话，他们做生意，我们要找他们买东西，这么地七来八往，慢慢地就把土话打落了。不过，现在土话也没得用，客话行得通，好办事。（报道者，大陂流人，男，土家族，1932年出生，读过私塾。）
杂姓虽然刚来时大多潦倒没落，但因他们多有一技之长，或勤于钻营，又住在大道边，信息、交通都占便利，渐渐地在经济地位上就超过了向家，在交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语言也取得了优势地位。近代以来，潭溪地区被严密地纳入到国家行政体系之中，学校教育的推广与普及、现代传媒的渗入和地方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紧密等因素都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共同语不利于民族语的环境。内外因素的影响，使得大陂流向氏现在已基本放弃了土家语。
二、土家人的苗化：小陂流的例子
小陂流现有人口354人，其中苗族为349人，占总人口的98.6％；现在村里以苗语和汉语为主要交际语言，且有跳香、苗老师等苗族典型的文化事象。因此，以现状来看，小陂流是一个典型的苗家村寨。然而，小陂流人在大约五代人以前还是讲“一口土话”的土家人。小陂流人由土而苗的现象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除董珞先生的研究之外，还有研究者指出：
（小陂流）苗族原是土家族，说土家语，大约在1900年左右开始逐渐转用苗语，民族成分也改为苗族。戴庆厦、余金枝、杨再彪：《小陂流苗语概况》，《民族语文》2005年第3期。
有几方面的证据表明小陂流苗族的根源是土家。首先是宗族关系。小陂流以向姓人为主，其字派是“正举通楚万，国泰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与铺锄向姓土家族人的字派完全一样。而且，无论是小陂流人还是铺锄人都明确地认为小陂流是从铺锄分出去的，下面这则报道材料比较典型：
我们同铺锄人是一个公爷传下来的，我们是“通”字辈还是“万”字辈时从铺锄搬来的。为什么搬来？老人家讲是这样的，也是传说啦！讲我们有个公爷，那时还住在铺锄，守牛时，牛老爱到这里（按，指小陂流）困觉，赶也赶不走，就觉得这地方好，就搬来了。这是老人家讲的，晓得有没有。（报道者，小陂流人，苗族，1934年出生，读过私塾。）
这则口述材料告诉我们，铺锄人的一支当初可能是因为小陂流较好的农业条件迁来，因为牛是农耕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既然“牛老爱到这里困觉”，则“这里”的自然条件是相当好的。小陂流人现在已经发展到“自”字辈，按上述报道人所言在“万”字辈时由铺锄迁至小陂流，则已有十一代人，以每代人25年的通行标准估算，则已历275年。铺锄与小陂流在宗族方面的联系也有实物的证据。现在，小陂流向家奉为老祖坟的墓却在铺锄地界之内，小地名叫“铺锄潭”，2005年6月20日，笔者曾在一位报道人的带领下去实地查看，墓主辈分是“万”字，大致能与上述报道材料印证。其次是风俗。在行“五龙”、“六龙”时，小陂流是红尾龙船，铺锄是蓝尾龙船，而民众一般认为红尾是从蓝尾分出来的。最后是土家语的遗留。小陂流人除了个别老年人会讲几个土家语词汇外，绝大多数已完全不会讲土家语，但在村民的记忆里，还记得以前是讲土话的，如一位报道人讲到：
我们到“顺”字辈时还是一口土话，后来和苗里开亲多了，女人讲苗话，细娃啦，男的（按，方言“男的”指“丈夫”）啦，都讲苗话了，慢慢就变过来了。（报道者，小陂流人，男，苗族，1947年出生，小学文化。）
目前，小陂流村范围内几乎没有苗语地名，但土家语地名却不少，如［la51pe55fu15］（萝卜溪）、［ko21tso51ko55］（雀儿坡）、［o51pho21fu53］（桐子溪）、［pei51pu35ta21tse51］（调年坪）、［pe51zi21fu53］（苗人哭的地方）等等。
小陂流人由土家语转用苗语的主要原因如上述报道人所说，是同苗族通婚。由于潭溪地区普遍奉行“同姓不婚”的礼教，小陂流向姓土家便不能与周边以向姓占绝对多数的土家族通婚，而只能大量地与邻近的异姓苗族通婚。目前，小陂流村已婚妇女有83人，其中苗族即占78人，而78人中来自吉首市丹青、排吼、排绸的有62人，来自本镇苗寨5人、符家坪4人、盘古岩3人，来自洗溪洞头寨2人，这些地方都是现在还以苗话或苗话、汉话为交际语言的老苗区。笔者曾查阅小陂流一户人家的谱书，发现载入谱中的十三代人中，长子配偶中陈氏三人、张氏七人、符氏二人、李氏一人，除李氏外，其余三姓至今仍为地方上苗族大姓。由此可见，小陂流人自来便以苗族为其最主要的通婚对象，由于女性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如上述报道人所说），一代一代的演变，小陂流人终于到一百年前左右转用了苗语（民众通常认为是在“顺”字辈后开始讲苗话，则已历四代人）。
这样，小陂流向姓土家人到民国时期便成了“一口苗话”的苗家人了；新中国成立后，湘西地区首先确认的是苗族，首先成立的也是苗族自治区，小陂流人自然也成了被国家认可的“苗族”。于是，近三百年来小陂流人由土家而苗家的转化过程在1949年以后被正式确认，并随着国家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强化而固化下来，小陂流和铺锄的向家人也成为“同宗异族”的邻居。
结语
本文以大陂流、小陂流为例，描述了潭溪地区土、苗、汉三大族群互相影响的状况。可以看出，族群边界是流动的，汉族可以转化为土家族，土家族亦可以转化为苗族。新中国成立以前，推动族群边界变化的因素在个案中主要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和族际通婚；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民族政策使民间族群变迁的流动性大大降低，族群边界也日益固化起来。但是民间的族群变迁并没有停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更加便利；但是族群变迁的指向一般以“少数民族”为目的，这当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密切相关。事实上，在潭溪地区，尽管目前民众还习惯于以土家、苗家、客家来区分人群，但在官方的统计数据里，潭溪镇的民众已都是土家族或苗族了。泸溪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泸溪民族志》（审定稿），2000年12月。
大陂流和小陂流发生的族群变迁是很耐人寻味的。在大陂流村，杂姓人尽管现在都已经成为“土家族”，但与他们比邻而居、同为“土家族”的向姓土家人仍习惯于称他们为“客家”，他们自己也乐于这样自称，其实质当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成为“文化”、“民间”意义上的“土家”，只是由于国家政策的便利，成为“政策”、“官方”意义上的“土家族”。小陂流的情况则不同，这里的土家人由于长时间、大规模地与苗家人通婚，从语言到习俗，文化的各个方面已经由“土家”变成了“苗家”，再经过新中国的民族确认，顺理成章地成为“苗族”。显然，大陂流和小陂流发生的族群变迁存在某种本质上的不同。大陂流的客家成为土家族主要是政策引导和利益诉求的结果，是在短时期内由汉族到土家族的突变；小陂流的土家成为苗族则主要是经由几代人在文化上采借的结果，是由土家到苗家再到苗族的渐变。前者代表了国家政策影响族群身份的一种情形，后者则是族群因其内涵改变而发生变迁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