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族身份为特征的族群认同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这种时代的历史特征在于，每一个族群的社会发展被纳入了整个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之中。以国家为中心，族群的命运围绕国家的历史中心而展开。以民族身份为特征的族群认同，其区别于以历史记忆为特征的族群认同在于，以历史记忆为特征的族群认同是相对于汉族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其族群认同的界限发生在畲族族群与汉族族群之间；而以民族身份为特征的族群认同，其认同的边界是中国国家民族分类的边界。其特征是，畲族将自己认同为“少数民族”。从而以此认同为共享国家发展资源的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利益工具。相对于以历史记忆为特征的族群认同意识，以民族身份为特征的族群认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民族与族群是不同的概念，但两者是相容的。民族是一种特殊族群，它具有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相对边界。族群在一般意义上讲指彼此具有强烈认同感的人群，是人们主观认同的群体。一个民族可以由若干族群构成，而一个族群也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被识别为某一“民族”的族群，经过长期的宣传、交流等，就会认同某一“民族”身份，并将这一民族身份作为总的族群名称。
“畲族”的族称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民族识别的结果而确定的。畲族被确定为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一员，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那么，以民族身份为特征的族群认同也是只能发生在这种民族身份的获得之后。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1953年国家民族工作委员会派出一个调查组到福建、浙江等一些畲族区进行民族识别。1955年国家民委又派出一个调查组到广东畲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根据这两次调查研究，确认畲族是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并征得广大畲族群众的意愿，报请国家民委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正式确认“畲族”为我国单一的少数民族。
那么，为什么分散于各地的畲族族群会认同“畲族”这一从未有过的“民族”身份呢？
这和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历来强调和优惠少数民族政策有关。中国政府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为了体现民族平等政策，中国政府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中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精神是少数民族在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物方面有当家做主的权利。《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除了享有同级别国家机关的职权外，还可以行使自治权，包括立法权、变通执行权、语言文字权、培养干部权、公安权、经济权、外贸权、财政权、文化教育权和交流权。这些权利相对于其他地区具有优越性，促使许多民族强调本民族的地位，纷纷争取和要求建立本民族的自治机构。
为了贯彻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中国政府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地方领导的使用上，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更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在语言和文字方面，中国政府主张语言和文字平等的政策，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宣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重视同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等。
所有这些政策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原来不敢承认是少数民族的人，现在也纷纷找少数民族特点，翻族谱，查材料，很主动地认同少数民族身份。
由于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各地畲族人民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在人口较多省、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畲族的人民代表，也有被选为全国的人民代表。在省、地、县的政协机构中也有畲族的委员，有的还被选上常委。确立了畲族在祖国民族平等大家庭中的地位。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根据杂散居民族的特点，又以乡为基础建立民族自制乡。民族乡与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一样，都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种形式。1957年，在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畲族较集中的地区，先后成立了57个民族乡。乡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都由畲族干部担任，行使民族自治权力，为搞好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民族成分的确认，民族平等政策的深入人心，促成民族意识的相应增强。这种民族成分确认工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进行着。1983年12月1日，福建省漳浦县赤岭、湖西等地蓝姓群众写了《关于恢复改正民族成分申请报告》，交给漳浦县人民政府等领导机关。提出赤岭公社的赤岭大队、石椅大队、杨美大队、油坑大队、前园大队、山坪大队、石坑大队、土塔大队、大乾大队和湖西公社的丰卿大队、顶坛大队以及圳口新村、考仔岭、小屿、石码、田仔；佛坛公社的京野大队，白竹湖华侨农场和坑作业区和石步溪村；万安农场的三对、六队等蓝姓群众的16148人口，要求恢复改正为原来的畲族成分。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下，厦门大学有关专家组成民族调查组于1984年5月7日至16日对这一地区蓝姓群众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调查组将调查结论呈报漳浦县人民政府、龙溪地区民政局、福建省人民事务委员会。根据科学调查结果，漳浦县人民政府下文正式恢复蓝姓畲族的民族身份：
《关于恢复赤岭、湖西、佛坛、白竹湖、万安等社场蓝姓畲族成分的通知》
浦政（1984）字第208号
各社、镇、场管委：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经我县赤岭、湖西等社、场蓝姓群众写了《关于恢复改正民族成分申请报告》我们接悉后，马上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查找历史资料和实地考查，后又经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国强等七人调查组的实地查调，基本证实我县蓝姓实属畲族后裔。根据国务院、公安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1）民政字第601号文件中“凡属少数民族，不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而申请恢复其民族成分的都应当予以恢复”的精神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经县委研究，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廿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县人民政府决定同意恢复赤岭、佛坛、白竹湖、万安、湖西等社、场蓝姓人民的畲族成分。
特此通知。
一九八四年七月廿七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福建省漳浦县赤岭湖西蓝姓调查报告》打印稿，1984年10月，第11页。
80年代以来，福建的永安、漳浦、龙海、安溪、惠安、上杭和漳州、厦门等县市的蓝、雷、钟等姓约七万多人先后提出要求恢复畲族成分的申请，并已得到正式确认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页。。
［作者简介］蓝达居，厦门大学。
社群与族群
吕燕平
引言
……我们经常把亲属关系中的名词用到朋友和同事身上，把家庭期待转移到与我们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但却与我们共度时光的人身上，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扩大家庭的体验了。年轻人加入帮派，年老的人加入俱乐部，甚至婴儿也放入玩耍群。尽管崇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文化推动我们，但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依旧寻找联系，即便这些联系是非血缘、脆弱的。S.F.斯莫尔（Small，S.F.2000）：《亲属嫉妒》，载《自然史》第109卷，第2期，第88页。
对社会结构的考察和研究是人类学的一项主要内容，尤其是社会结构中组成成分及其功能。在人类学看来，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其内部既有构成部分，又有基本构成元素。社会结构的元素是指能持续存在并能反映其社会特征的要素。社会结构正是这些基本构成元素的组合形式。构成社会结构的主要元素有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社会地域和社会制度等。在认识和分析社会结构要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即扮演不同角色的个人结合在一起形成群体，不同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上结合在一起形成地域社会，而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社会的基本需要而产生的角色复合体。同理，我们可以对一个社会进行解剖，把它分析为若干更小的地域社会，每个地域社会又可分成若干不同层次的群体，再从群体中分析出若干不同角色。不论是群体还是地域社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规定多个不同角色的行为方式的制度，把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全部成员按不同特征进行社会阶层的划分（社会分层等）。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教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在当今世界面临转型和巨变的背景下，社会群体的分化、组合也剧速加快，已有的人们共同体出现新的变化，新的社会群体层出不穷、纷繁复杂，令人目不暇接。如：虚拟群体或网络群体（网虫、网民）中的聊天群体、论坛群体、个人主页群体、博客群体，专门兴趣（游戏、文学、学术、色情、购物、交友等）群体李春：《关注网络社群》，《思想、理论、教育》2004年第12期。；宗教性的僧尼、一般信众（徒）；公益性的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志愿者（义工）组织；社会性的上访户、移民（水库）、黑帮、吸毒人员、下岗人员、特殊职业者、同性恋、弱势群体、“卡奴”（台湾）、“二奶”；特殊病患的（AIDS、HIV）患者；职业性的股民、“背篼”、“棒棒”、乞丐、白领、打工仔（者）；政治性的反战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体育性的球迷（世界杯）、俱乐部（钓鱼协会）、武术迷、麻将迷；文娱性的歌迷（歌星粉丝、“超女”粉丝）、影迷（“韩流”粉丝）、票友（京剧、相声）、文学青年、小说迷——金庸迷（武侠）、琼瑶迷（言情）；其他追星族、发烧友（政治人物、科技人物）；地方性的同乡会、联谊会；社团性的学会、协会、研究会、论坛（沙龙）、校园学生社团、学派（新左派、自由派）；行业性的行会、商会（会馆）；家族、宗族性的宗亲会、访亲团；特殊经历的：战争（越战、伊战、海湾战争）战友、“综合征”，灾害性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911”事件、“非典”影响人群，历史记忆的“知青”、“老三届”，学历的“海龟”派、同学会、校友会，人生经历的“北漂族”、单身贵族、泰国“人妖”、二战“慰安妇”等等。
较之以往，当今的社会群体呈现以下特点：群体数量激增、多样化、虚拟化（网络群体）；形成群体文化（符号）——专门语言（网络语言、黑社会语言）进入主流社会、同性恋标记；形成专门的社区、活动场所、活动时间，如同性恋酒吧、专门会所、定期举行活动；组织化、非组织化同时存在；跨地域化、跨群体化——网络社群；个体自由主义的张扬，社会、文化的多元和多样化。这些复杂的社会群体现象使我们看到：（一）当今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全球化的日渐广泛和深入，其对封闭的打破使全球形成“地球村”，使跨区域的交流日渐增多。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需要扩大信息交流，而文化多元化已被广泛接受，渐成共识；（二）信息技术的影响是出人意料的，电视广播、通信（手机短信、可视电话、电子邮件）普及和使用，“第四媒体”（网络）提供新型信息交流平台，不仅扩大信息的交流量，缩短（小）人际交流（往）的空间和时间，互动效果加快，同时也缩小（短）了人们独立思考的空间、时间和过程体验；（三）个体发展需要（精神、文化）的释放和认同，在社会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城市化加快导致居住格局差异对人际交往的影响的条件下尤为突出；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小政府、大社会”，带来国家功能和政府职能的转化和弱化，中国改革趋势——如医疗、养老等的社会化，使得原有的“单位”概念解体，“单位人”需要寻找新的归属。诸多方面的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社会群体的复杂变化。
而社会群体变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对个体，有利于人际关系多样化，培养健康的人、健全人格、实现社会化；对社会，传统资源的激活和现代资源的利用，文化生态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有利于全社会公共空间、社会资本、文化网络的发育完善，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形成公民社会，促进社会的健康和发展。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和相互制衡增加社会结构复杂性和稳定性，但也使社会控制面临挑战，已有的集会结社制度需要做出调整。因此，社会群体的研究已是急迫所需的。
对社会群体或人们共同体的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始终关注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人类学界引入“族群”概念，从“族群”的角度和理论对社会群体进行研究，取得较多研究成果。针对目前社会群体现象的新情况，引入“社群”概念进行研究，不仅提供是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也可以同族群概念形成互补。因此本文主要对社群概念进行梳理，并就“社群”和“族群”这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一、社群（community）
（一）社群溯源
社群（community）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社群主义思潮的核心概念。然而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程立涛、曾繁敏：《社群主义于集体主义之比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因此，“社群”一词被认为在政治哲学中早就出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西塞罗、奥古斯汀、阿奎那、爱德蒙·伯克，一直到约翰·密尔，黑格尔和杜威，社群及社群关系概念的内涵和意义虽然经历变化，但其重要性却一直为历代政治思想家们所重视。俞可平著：《社群主义》（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40页。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社群”一词被认为源于19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FerdinandTonnies，1855—1936）的名著《GemeinschaftundGesellschaf》的Gemeinschaft，其德文原意是“共同体”，着眼于社会联结纽带；被翻译成英文“community”后，突出了“地域性”涵义；1930年代，从community转译成中文“社区”，地域特性就很明显王小章：《何谓社区与社区何为》，《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结合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者，把Gemeinschaft翻译成“社群”更具包容性，也更切合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当然，如果强调其空间性，也不妨表达成“社区”。小田：《社群心态的解读——围绕1933年浙江乡村调查而展开》，《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