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
周大鸣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庞杂、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地域社会的和谐，了解与研究地方性的人群结构和不同人群之间关系缔结的模式，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作为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族群研究成为人类学者关注并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人类学研究里，族群研究是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领域。因为族群（ethnicgroup）及其相关概念发端于欧美，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后成为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同时，族群研究也是较难以评价的一个领域，因为关于“族群”概念及其相关研究的认知多有歧见。为此，学术界多年来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和许多有益的讨论，这是我们今天深入认识我国族群形成历史、族群文化和习俗的养成、族群关系互动等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和理论基础。本文根据自己近年来的族群研究和思考的体会，将对与族群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相关的族群的概念、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族群与区域文化和民族政策等五个研究专题进行讨论，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一、关于“族群”的概念
族群和民族这两个词均来源于西方。1896年，在梁启超先生主编的《时务报》上，已经出现了“民族”一词。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第36～43页。20世纪初，“民族”一词在中国开始普遍使用起来。“我国自本世纪初开始在汉语中使用‘民族’这一专用词，但对其确切的定义始终没有统一的看法。”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版。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传入中国，他对于认识和区别民族的四个特征的描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研究，特别是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学者们曾多次讨论“民族”的定义问题。至60年代初期，还开展了关于“民族”一词译法的讨论。这些讨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和相关的民族理论。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2000年第4期，第132～143页。
“族群”概念被引进到中国，要晚于“民族”一词。在西方学术语境里，族群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的。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族群”的概念始终被不同的学者进行补充和修订。起初，它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族群一词被用来取代英国人的“部族”（Tribe）和“种族”（Race），指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享同一语言，并且文化和语言能够没有什么变化地代代传承下去。Barfield，Thomaseditor，TheDictionaryofAnthropology，BlackwellPublishers1997.
在20世纪的50年代，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族群有过定义MarxWeber：“TheEthnicGroup”，InTHEORIESOFSOCIETYParsonsandShilsetal（eds）.Vol.1GleercolIllinois，TheFreePress，1961，p.306.。韦伯把族群与基于血缘意义的亲属加以区分，强调主观认同对于族群形成的作用。这个定义给予族群与亲属一样的地位，成为划分人群集合的一个标志。《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对族群也做过解释。SeymourSmith，Chrlotte：DictionaryofAnthropology.London＆BasingStoke，Macmillan，1986.这个定义赋予族群一个历史维度，强调社会行为对于族群形成的意义。每一个族群都是一些独特社会与历史过程的产物。每一个族群都是通过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以相互辨识，形成自我认知。
继韦伯之后，巴斯对族群的定义也具有代表意义。“文化孕育”和“组织类型”是巴斯定义族群的两个关键词。SeymourSmith，Chrlotte：DictionaryofAnthropology.London＆BasingStoke，Macmillan，1986.这一定义与“它（族群）具有人们之间有组织的互动这一特征”SeymourSmith，Chrlotte：DictionaryofAnthropology.London＆BasingStoke，Macmillan，1986.结合之后，形成了此后西方学术界定义“族群”的主要取向。巴斯对于族群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族群客观特征论的不足。他在强调族群是主观情感上的认同这一基础上，指出族群认同是在族群互动中得到维持的。
《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在定义族群时，充分考虑到边界和内涵的综合。StephanThernstrom，Editor：HarvardEncyclopediaofAmericanEthnicGroups，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0.这个定义认为，族群是超越了亲属、邻里和社区的，共享历史记忆、血统、语言、信仰的，由主观意识所维系的群体。这个定义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于族群特征描述得较为完备的定义。
20世纪70年代末，ethnicgroup作为学术术语被引进到国内。对于这个术语的译法引起国内学界的两种争议：一种观点是把ethnicgroup翻译成“民族”；另一种坚持翻译成“族群”。无论哪种观点，都丝毫没有影响ethnicgroup在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盛行。而且，这种影响并不限于学术界，在官方语境里将“民族”概念译为英文时，也较多地使用ethnic和ethnicgroup的表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也由过去的英文表述TheStateNationalitiesAffairsCommission改为TheStateEthnicAffairsCommissions。由此也使得关于ethnicgroup译名的争论更加激烈。
199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世界民族》杂志社共同举办了关于“‘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就中文“民族”一词的来源和概念，中文“民族”与英文nation、nationality、ethnicgroup、ethnicity等词语的对译，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应用“族群”与“民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只是，在这次讨论中，与会的学者持有多种看法，讨论未形成统一认识。
20世纪80、90年代关于ethnicgroup的译名之争，就其根源是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概念与欧美国家话语下的“ethnicgroup”这两个语境之间的论争。这段时期论争的目的，究其实质是国内学界探讨“族群”这个学术术语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合法化”问题，即我们在实际的学术研究里，是否可以把“族群”看作为一个研究分析单位。
进入新世纪后，关于ethnicgroup的争论仍然在继续。这一段时期，郝时远发表了系列性文章来探讨ethnicgroup的词源及其适用范围的问题，郝时远关于族群讨论的主要文章有：《Ethnos（民族）和Ethnic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0页；《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2002年7月第4期，第10～17页；《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第28卷，2002年第5期，第60～70页；《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第60～69页等。认为在“族群”研究本土化实践中，将“族群”概念及其应用泛化于社会群体范围不是本土化，而将“族群”概念取代中国固有和既定的“民族”概念也不是本土化。针对郝时远的观点，纳日碧力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纳日碧力戈：《问难——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2003年1月第1期，第43～47页。他通过探讨作为批判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论和作为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的族群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所指的是nation，而不是ethnicgroup，中国的民族（族群）定义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大调查”和30年代开始雏形、40年代以后成熟起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其实施。”纳日碧力戈：《问难——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2003年1月第1期，第43～47页。之后，郝时远又发表文章郝时远：《答“问难‘族群’”——兼谈“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2003年3月第2期，第58～65页。重申了关于“族群”概念应用“泛化”问题。
郝、纳的这次论争，无疑成为有关“族群”翻译及其应用实践讨论的一个争锋。纵观这一次论争，两位学者针对的不仅是作为一个学术词汇的“族群”，即停留在静态的对于族群概念的翻译进行辨析；同时他们都注意到作为研究分析单位的族群的适用性及适用范围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一方面说明国内学界多多少少感受到族群及其理论给研究带来的直观与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族群及其理论进入中国问题的研究后，其“本土化”过程的曲折性，这个曲折性是由中国悠久的历史与不同族源人群格局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族群这一学术概念的产生和播布，与它所产生的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其中所折射出的是蕴藏在这种背景之下的历史观念与知识体系。对于一个学术术语的论争，其实质即是秉承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知识体系的学术群体之间的论争。这种论争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以对或错来判断，而是透过这种论争来更清醒、更透彻地看待我们所要研究的社会问题。今天回顾这些争论并分析这些争论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科学意义时，我们会发现“民族”和“族群”，是一组互补的概念，二者并不矛盾或冲突，只是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时，对于它们的应用有着具体的区分。由此，我们不应当拘泥于对名词概念或定义的束缚，而是要从我们面对的人群出发，从多元、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复杂的族群现象。考察与研究不同地域族群的差异，正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地域中的“他者”，借此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
二、时代背景下的族群认同研究
人类学对族群的研究里，族群认同是一个主要内容。族群认同首先是建立在族群意识的基础之上。一个族群，大多具有体质和文化的客观基础。在这个族群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程中，通过辨别这些客观基础来形成对彼此异同程度的认知。与世隔绝的孤立群体，从未接触过异质文化，就无从产生“自觉”。只有存在一种差异、对比，才会产生将自己归类、划界的愿望，这即是族群意识产生及存在的基本条件。
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这些文化要素基本上等同于族群构成中的客观因素。由此，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有许多要素。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如散布于珠江三角洲的各姓关于“南雄珠玑巷”的传说，客家关于“宁化石壁”的传说，瑶族关于“千家垌”的传说。这种历史记忆形塑族群内部人的族群意识，具有凝聚族群内部人和区分外族人的重要意义。此外，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也是族群认同的要素。
族群认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只要需要，任何族群特征都会形成不同的认同形式，如情感归属、社会分层、政治组织、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等。由于族群是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下建立的，加之认同形式的多样性，共同促成了族群认同层次的产生。如我们对澳门族群的认同层次，其顺序是：中国人、澳门人、广东人、香港人、南方人、客家人、潮州人、葡萄牙人。周大鸣：《澳门的族群》，《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142～155页。对于族群认同层次的理解，我比较欣赏顾定国的描述。他认为，认同的最基础是阶级、亲属关系、村落，接着是本地（镇、县、市）、方言社区、省或区域，最高层次是什么人（people），然后是社会的或民族的大区域（如西南、西北）。G.E.Guldin，TheWaishengrenarecoming：EthnicityandmigrationinGuangdong，AAS1995，Washington，D.C.
20世纪70—80年代，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可以分为两派，一为根基论，一为情境论。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3卷，2001年3月第2期，第13～25页。后来，一些权威学者把两派理论综合起来，认为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族群认同就会产生。斯蒂文·郝瑞认为族群情感与工具因素尽管同时并存，但事实上在不同情况下，两者发挥的作用不同。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但是，当我们在特定的地点展开具体的族群调查与研究时，很快就发现，现时的族群内部或族群之间的认同模式，比起预先准备的族群理论要生动得多，更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