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韩非子权术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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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韩非子》作品(41)

有人说:管仲所告诉齐桓公的,并不是一个懂法度的人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不爱自身,以迎合主上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怎么能爱主上?”然而臣下有的为主上尽死力的,管仲也不会任用。他会说:“不爱惜自己拼死出力,怎么能够爱主上?”这就是要主上去掉忠臣。况且因为他人不爱自己的身体,就揣度他不爱主上,那就会因为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就揣度他不能为齐桓公而死,这样说来管仲也在被除掉的范围之内了。明主治国就不是这样,安排好百姓愿意办的,就实行并责成功效,制定爵禄以资鼓励;根据百姓所厌恶的,制定法令以禁奸邪,用刑罚来震慑。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主上选拔有功之臣,而奸邪不为所用,即使有竖刁,他又能对主上如何呢?况且臣下尽死力和主上交易,主上悬挂爵禄和臣下交易。君臣之间,并非父子的亲密关系,只是按照计算利害得失而来的。君主有道,则臣下尽死力而奸邪不生;无道,则臣下对上蔽塞君主的明察,在下谋取私利。管仲对齐桓公不是阐明这个道理,而是让他去掉竖刁,那么另一个竖刁还会进来,这不是杜绝奸邪的办法。况且桓公之所以身死而蛆虫爬出尸首尚且不葬的原因,是臣下权重。臣下权重的实质,君主就会被挟持。有了专权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不能下达,臣民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就能隔绝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成败大事,不知祸福也无法通达,所以才有桓公那样死后不被安葬的祸害。明主治国,人不兼事,官不兼职;卑贱的人不必等待高官引进就可以自荐,大臣不必依靠君主左右就可以进见;百官遵循法令而上下通达,群臣都聚集在君主手下;对受奖赏的人君主看到他的功绩,对受惩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罪过。见其功而赏,知其罪而罚,赏罚之前不受蒙蔽,赏罚之后没有失误,怎么会有桓公那样不葬的忧患?管仲不是对桓公讲明道理,而是要去除那三个人,所以说:管仲是不知法度的人。

【原文】

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使襄子于晋阳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今襄子之于晋阳也,知氏灌之,臼灶生龟,而民无反心,是君臣亲也。寰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译文】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解围以后,赏赐有功者五人,高赫居受赏者之首。张孟谈说:“晋阳的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他是受赏的第一名,为什么?”襄子说:“晋阳的事,国家垂危,社稷危急。群臣中没有不带傲慢情绪的,唯独高赫不失君臣之礼,所以把他排在首位。”孔子听到这话后说:“善于赏赐呀!襄子赏一人而使天下之臣都不敢失礼。”

有人说:孔子不懂赏罚的道理。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职,群臣不敢失礼。君主制定法令,而臣下没有奸诈之心。如此,才可以叫做善赏罚。假如襄子在晋阳,禁令无法执行,那是襄子没有国家,晋阳没有君主,那还跟谁守城呢?而今襄子在晋阳,智氏灌城,石臼锅灶都成了乌龟的窝,而百姓还没有叛离之心,那是君民亲密无间。襄子能团结军民且有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国法,而还有傲慢的臣子,那是襄子没有掌握好刑罚。作为人臣,筹谋划策有功则赏。而今高赫仅以不傲慢,而得到襄子的奖赏,是没有掌握好奖赏。明主奖赏不授予无功者,惩罚不加于无罪者。而今襄子不处分傲慢之臣,而奖赏无功者高赫,那么襄子奖赏的原则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孔子不懂奖赏之道。

【原文】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夫非其行而诛其身,君之于臣也;非其行则陈其言,善谏不听则远其身者,臣之于君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行,不陈人臣之谏,而行人主之诛,举琴而亲其体,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礼也。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过,举琴而亲其体,虽严父不加于子,而师旷行之于君,此大逆之术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听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过于听而不悟其失;师旷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奸臣袭极谏而饰弑君之道。不可谓两明,此为两过。故曰:平公失君道,师旷亦失臣礼矣。【译文】

晋平公同群臣宴饮,喝到痛快时,慨叹道:“没有比做君主再高兴的了,只有他的话,谁也不敢不听。”师旷陪坐在前边,提起琴来就撞了过去。平公撩开衣襟躲过,琴撞到墙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有个小人在旁边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寡人。”师旷说:“哎呀!这不是为君的所说的话呀。”左右请求把师旷除掉,平公说:“别动他,要作为寡人的鉴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做君主之道,师旷失去做臣子的礼节。认为他的行为不当,就要给予惩罚,这是君对臣的做法;认为他的言行失检,就陈述自己的看法,好言规谏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对君的态度。而今师旷反对平公的行为,不陈述臣下的规劝,而用人主所使用的惩罚办法,举琴而撞击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上下的关系,而失去了臣子的礼法。作为臣子,君主有了过错就要进谏,进谏不听就要看轻爵禄,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子的礼法。而今师旷指责平公过错,举琴接近平公的身体,即使是严父也不会如此对待子女,而师旷却撞在君主身上,这是大逆不道。臣子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还欢喜而且顺从他,这是失去了君道。所以平公的事不可以张扬,这使君主听凭臣下说犯了错误而不觉察自己的过失;师旷的事也是不可张扬的,使奸臣袭用极谏而掩盖他杀君之计。这不可以称为两种明智之举,而是两方面都失误。所以说:平公失去了为君之道,师旷失去了为臣之礼。

【原文】

齐桓公时,有处士日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见。桓公曰:“吾闻布衣之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见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义。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为乱,道为宰干汤;百里奚以秦为乱,道为虏干穆公。皆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行,见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谓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执禽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日萌。今小臣在民萌之众,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谓仁义。仁义不在焉,桓公又从而礼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则戮。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而礼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轻上侮君之俗教于齐国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义。

【译文】

齐桓公当政时,有个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趟也没有见着他的面。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会看轻爵禄,就不能轻视大国君主;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不可能谦恭地敬重没有做官的读书人。”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仁义。要说仁义,是忧虑天下之害,奔赴国家之难,不避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这才叫做仁义。所以伊尹看到中原混乱,才通过做厨师的途径求得商汤的任用;百里奚看到秦国混乱,才通过做俘虏的途径求得穆公的任用。他们都是忧虑天下之害,奔赴国家之难,不辞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遭遇,所以才称之为仁义。如今齐桓公有大国国君的权势,谦恭尊敬普通的读书人,为了忧虑齐国的兴衰,而小臣稷却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稷忘掉了百姓。忘掉了百姓不可以称之为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不失去人臣的礼节,不破坏君臣的地位。因此在四境之内,带着禽兽做礼品去朝见君主的才能叫做臣,人臣接受官吏之职而做事的叫做民。而今小臣稷在民众之列而不顺从君主,不可以称之为仁义。不在仁义的范畴之内,而桓公还去拜望他。如果小臣稷有智能而逃避桓公,那就是隐遁,就应该惩罚;没有智能而对齐桓公虚伪,骄傲自满,那就是欺骗,就应该杀戮。桓公不能掌握君臣之间的尺度,反而去敬重本该惩办杀戮之人,这就是桓公用轻君侮上的坏风气来教化齐国,并不是为了把齐国治好。所以说:桓公不懂仁义。

【原文】

靡笄之役,韩献子将斩人。郄献子闻之,驾往救之。比至,则已斩之矣。郄献子因曰:“胡不以徇?”其仆曰:“曩不将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谤乎?”

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谤也。韩子之所以斩也,若罪人,则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国乱;若非罪人,则不可劝之以徇,劝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则国危。郄子之言,非危则乱,不可不察也。且韩子之所斩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斩若非罪人,则已斩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韩子之谤已成而郄子且后至也。夫郄子日“以徇”,不足以分斩人之谤,而又生徇之谤。是何言分谤也?昔者纣为炮烙,崇侯、恶来又日斩涉者之胫也,奚分于纣之谤?且民之望于上也甚矣,韩子弗得,且望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则民绝望于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谤也,益谤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韩子为非也;不道其所以为非,而劝之“以徇”,是使韩子不知其过也。夫下使民望绝于上,又使韩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谤者也。

【译文】

靡笄之战,韩献子将要杀人,郄献子听说了,就驾车前去救人。等赶到了,人已经杀了。郄献子就说:“为什么不示众呢?”他的车夫说:“你来时不是要救他吗?”郄献子说:“我能不为韩献子分担一些责难吗?”

有人说:郄子的话,不能不加以分析,并不是分担责难。韩子要杀的人,如果有罪,就不该去救;救有罪的人,就是败坏法纪;法纪败坏,国家就会混乱;如果没有罪,就不应该说示众;说示众是加重无辜;加重无辜,百姓就会怨恨,百姓怨恨国家就要危殆。郄子的话,不是危害国家,就是使社会混乱,是不可以不加分析的。况且韩子要杀的如是有罪的人,郄子去分担什么呢?杀的如果不是有罪的,那么已经杀了,然后郄子才到,那就是对韩子的责难业已形成了,而且郄子是后到的,郄子说的“用来示众”,并不足以分担杀人的责难,而又生出示众的非议。这是什么分担责难的话呢?从前商纣做炮烙的刑具,崇侯和恶来又说砍下涉水人的小腿,这对商纣的非难分担了什么?何况百姓渴望上边遵守法制是多么强烈,韩子没有做到,就希望郄子做到;而郄子也没能做到,那百姓对上边就绝望了。所以说,郄子的话不是分担了对韩子的非难,而是增加了非难。而且郄子前去救人,是因为韩子搞错了;却不讲他为什么搞错了,还劝他“用来示众”,这是让韩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边百姓对上边的掌权人绝望,又使韩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我不了解郄子是怎样分担责难的。

【原文】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予立高、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贵,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获奉君令诏卿相,莫敢不听,非卿相卑而臧获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缘桓公,是无君也,国无君不可以为治。若负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获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国、仲父之尊而后行哉?当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征令者,不辟尊贵,不就卑贱。故行之而法者,虽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虽大吏诎皤乎民萌。今管仲不务尊主明法,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

【译文】

齐桓公解开管仲的绑绳而任用他为齐相。管仲说:“臣得到君主的宠幸,然而臣的身份卑贱。”桓公说:“把你的身份提到高、国两大族之上。”管仲说:“臣尊贵了,然而臣家贫穷。”桓公说:“把集市税收的十分之三分给你。”管仲说:“臣富裕了,然而君对臣疏远。”于是桓公立管仲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贱不可以治贵,所以请桓公把他提到高、国两大族之上;认为穷不可以治富,所以请桓公赐给他十分之三的集市税收;认为和公卿疏远不可以治公卿,所以请求立为仲父。”管仲并不是贪得无厌,而是为了便于治国。

有人说:现在让奴仆奉君主的命令去告知卿相,没有敢不听从的,并不是卿相卑贱而奴仆高贵,而是他们承受君主的命令,谁敢不听从。如果管仲治国不是由于桓公的意旨,那就等于无君,国家无君是无法治国的。如果依据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就是奴仆也能取信于民,为什么非得等待有了高于高、国两大贵族的身份和仲父这样尊贵的地位才能行令呢?当代的行事,都承那样的小吏下达诏令时,不避尊贵,也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办事合乎法度,即使是宦官也可以使卿相信从;办事不合法度,即使是大吏在百姓面前也是理屈。而今管仲不务尊重君主、明宣法令,只是一味乞求宠幸和爵禄,这不是管仲贪图富贵,就是愚昧而不懂治国的道理。所以说:管仲的行为有过错,霄略的赞誉有失误。

【原文】

韩宣王一问于樛留:“吾欲两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对曰:“昔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两用公仲、公叔,此必将争事而外市,则国必忧矣。”

或曰:“昔者齐桓公两用管仲、鲍叔,成汤两用伊尹、仲虺。夫两用臣者国之忧,则是桓公不霸,成汤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齿,而身死乎东庙;主父一用李兑,减食而死。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事而外市,一则专制而劫弑。今留无术以规上,使其主去两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忧,则必有身死减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译文】

韩宣王问樛留说:“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二人,可以吗?”樛留答说:“从前魏国同时重用楼、翟强两人而丢掉了西河一大片土地,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族而丢掉了鄢、郢两城。如今君主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两人,这就一定会因两人争权夺势而与其他诸侯相勾结,国家就一定有忧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