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国事天下事，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事，少数终归是压不倒多数的。因此做事需要从多数的立场去考虑，否则，别人便不会信服你。康熙做事，总是着眼于多数，废除律令和尊儒两件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康熙即位初年，由于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运动被平息，以四大臣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继续推行“圈地”、“逃人”和“投充”等明显含有歧视汉族内容的政策法令，从而使趋向缓和的满汉矛盾再度激化。而康熙鉴于满族统一辽东和漠南蒙古的经验教训，深知单凭武力是不能将统一局面长久维持的，必须争取其民心，而且深信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精通这些儒家经典的汉族士大夫是有裨治道的，因而在亲政后对汉族士大夫积极采取笼络手段，并逐步修正“圈地”等落后政策。
《逃人法》是满洲贵族为维持其残余的奴隶制统治而设立的缉捕逃亡奴仆的法令，为清初所推行，特别是顺治年间的《逃人法》，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特征。如规定逃人逃跑二三次始行处死，遇赦得免，而土着窝主一经发现即被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遇赦不赦，邻右、十家长也要连带受重罚，唯旗人窝主仅鞭一百，罚银五两。这便使得汉人，无论地主还是普通百姓，都深受其害，大为不满，造成严重的满汉民族矛盾。
康熙四年正月，为了使《逃人法》既注重保护满洲贵族的既得权益，又能适当照顾汉族地主的正当要求，体现严惩讹诈、轻处窝主的精神，开始修订该法。康熙十一年后规定，有关逃人案件除宁古塔仍由该将军审理外，其余各省由当地督抚审理。由于督抚等地方官大多由汉军旗人或汉人充当，他们比较注意稳定社会秩序，很少大肆株连或重处窝逃行为，因而受到广大汉族地主的欢迎和拥护，大大赢得了民心。
到康熙初年，随着大规模圈地活动的停止，原有《逃人法》的修订，此弊才基本被制止。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所尊崇的正统思想。清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仍按明代嘉靖年间的封号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孝庄皇太后等人则相反，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因而“辄加禁抑”，他们既不搞尊孔崇儒，更不设经筵日讲。然而康熙帝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坚信儒家学说有裨治道，因而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句读经书，了解明代的典章制度和宫廷轶事。
康熙八年四月中旬，即处置鳌拜前月余，康熙便采纳汉官建议，举行隆重的太学祀孔活动。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在宫中致斋数日后，在诸王大臣陪同下亲往太学祭奠孔子牌位，行三跪六叩大礼，并至彝伦堂听满汉祭酒司业等讲《易经》和《忆经》等精义。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还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进一步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将道统和治统完全统一起来，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圣贤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决心。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归途经过山东曲阜，特地到孔庙祭奠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额悬挂大成殿中，决定重修孔庙树立孔子庙碑，并亲自撰写碑文“以昭景行尊奉至意”。
这些崇孔活动及康熙从中表现出的至诚态度，无疑使汉族士大夫倍觉亲切，民心大悦。
不仅是搞尊孔活动，康熙还采取了一系列尊崇儒学的实际举措。
康熙亲政以后，仪制员外郎王士祯等人再次请求恢复八股取士旧制，康熙便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号召，满足汉族士大夫的要求：“此后照元年以前定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试。”这些举措，对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野史大观》甚至有“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之说。
与此同时，康熙还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经筵日讲活动。首次经筵日讲在瀛台举行，由国史院学士熊赐履主讲。
日讲活动始于康熙十年四月，由翰林院满汉学士充任，同年八月起又让日讲官兼起居注。由于日讲起居注官员与皇帝接触最多，因而很受信任，升迁也快。
根据有人统计，从康熙十年四月到二十三年九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前，共有四十二位汉人担任此职，其中江南人最多，有十八位之多。如果按广义上的江南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等地，即有三十二人之多，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这说明康熙在南巡前已对江南士大夫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为稳定江南地区士人的民心创造了有利条件。
君王要善于遵循事理、循理而行。“因之循理，故能长久”，只有这样，君王的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君上需要明乎事理，顺乎民心，赏善罚非，役使百姓。对这一点，康熙可算做得十分到位了。
李世民把谏言当良药
世上的事情，总是正反交错，是非相合。智者善于纳谏，把良言当成良药，修正自己的偏失。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面子问题。李世民做人坦荡，不把个人面子摆在第一位，而是以大局为重，从谏如流，让自己更加明智，行事更为稳固。
我们都知道，谏言与讪谤本来就容易混淆，当时，如果李世民胸无定见，不明是非，误谗言为良语，势必导致小人得志，忠良受损，必不利于国家之治。
何为良言，何为无益之谏，对此，李世民深明其义，纵能“大获其利”，又当如何？这毕竟非为治国之本。舍其小而取其大，同时又兼获美名，李世民隐中之智，当无人可比。
贞观七年，蜀王李勋之妃的父亲杨誉，在地方上争抢奴婢，都官郎中薛仁方将其拘留查问，尚未来得及处置。杨誉之子时任千牛卫将军，在朝廷殿堂上陈诉说：“五品以上的官吏若非叛逆，不应该给以拘留，因臣父为皇亲国戚，薛仁方却在这个问题上横生枝节，不愿意早日决断，拖延时日至今。”李世民听说有这样的事，生气地说：“明知是我的亲戚，故意如此刁难。”马上命令打薛仁方一百大板，免去所任官职。
魏征进谏说：“城墙洞里的狐狸，社坛中的老鼠，都是微小的动物，因为它们有所依靠，所以很不容易除掉。何况高门大族、皇亲国戚，自来实难处理。汉晋以来，这种事情不能禁止控制。武德年间，因此而有很多人骄奢放纵，陛下继位以来，才开始减少。薛仁方既然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能为国家执法守法，怎么能够因此对他滥加刑罚，助长外戚的私欲呢！这个先例一开，各种事端就会竞相产生，日后必定后悔，要改变都难上加难了。自古以来，能禁绝外戚骄横霸道的，只有陛下一人。防备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是治国为政的基本道理，怎么可以因为水没有横流，便想自己毁掉堤坝呢？我私下里是这么认为的，未见得是否可行。”
李世民忖度片刻，说道：“确实如你所言，我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一层，但是薛仁方妄自囚禁皇亲国戚而不申奏，很是专权擅势，虽然不应该治以重罪，也应该稍加惩罚以示警戒。”于是命令打薛仁方二十棍后便赦免了他。
魏征可谓是谏臣中之英杰，每每出金玉之言，总能切中要害。然尽管如此，李世民并未因此一味迷信魏征之所言，而是取舍参半。由是观之，大智之君，当对是非持有一己之独到之见，如此方能明善恶，并一折臣心。
贞观元年七月，李世民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瑀建议实行分封制，他以“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的历史，提出了“封建之法，实可遵行”的建议，李世民甚为同意，欣而纳之。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对魏征说：“近来所推行的政治教化，和以前相比怎么样？”魏征回答说：“如果说恩威并用，远方藩邦朝贡，和贞观初年相比，不可等量而言。如果说用道德仁义潜移默化，民心心悦诚服，和贞观初年相比，又相距甚远。”李世民说：“远方藩邦来臣服，应是由道德仁义施加的结果。以前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呢？”魏征说：“过去四方没有平安，常把道德仁义挂在心上。不久因天下太平，逐渐骄奢自满。所以功业虽大，始终不如以前。”李世民又问：“所实行的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魏征看到由于几年来社会安定，国家呈现出升平景象，李世民对政事有所懈怠，于是回答说：“陛下在贞观之初，总是引导大臣直言进谏，开始的三年中看到进谏者，总是高兴地采纳他们的建议。最近一两年，虽然勉强接受臣下的进谏，可是总是面有为难之色，心里亦是气愤不平。”李世民原想大臣们会称颂他的功德，魏征的话使他很感意外，就说：“你这样说有何证据？”
魏征说：“即位之初，有臣死罪，御史孙伏伽进谏说：‘按法律还不至于定死罪，不能容忍滥加酷刑。’于是把兰陵公主的花园赏赐给他，值钱百万。对此有人说：‘所奏乃平常之事，而所赏赐太丰厚。’陛下答道：‘我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之人，所以今天要厚厚地赏赐他。’这是引导并让大家进言。后来，担任徐州司户一职的柳雄对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给予俸禄等级，有人控告柳雄，于是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给他定罪。柳雄始终坚持说照实办理，竟然不肯坦白。朝廷审判机关的官员后调查取证，得知柳雄的欺诈，将对柳雄处以死刑。此时，少卿戴胄禀奏说，按照法律的规定，只能处以徒刑。陛下说：‘我已对柳雄裁断完毕，只应处以死罪。’戴胄说：‘陛下既然认为我说得不对，那就请立即把我交到司法部门去。若罪不该死，就不能随便施以酷刑。’陛下满面怒容，派人去杀柳雄，可是戴胄拉住陛下不放，反复达四五次，然后赦免了柳雄。陛下于是对司法部门的人员说：‘只要像戴胄这样为我坚守法制，难道还怕有滥用刑罚杀人灭族的事吗？’这就是以喜悦的心情来接受劝谏的例子。前几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所奏内容与圣上旨意全然背离，陛下认为是诽谤诋毁。臣下上奏说，上书言词不激烈恳切，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激烈恳切往往就像诽谤诋毁。当时虽然听从臣下之言，赏赐二十段绢，但内心仍然不平，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这就是难以接受劝谏的例子。”
李世民说：“的确如你所讲，除了你，没有能说出这话的人了。人都苦于不能自知，你尚未说此话时，我始终认为自己的行为前后没有什么变化。当听到你的议论，才十分吃惊于自己的过失如此严重。你只要保有这份赤诚的心意，我始终不会违背你所说的话。”
善于听取和采纳别人意见。“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要广开言路、端正视听，虚心纳谏、从谏如流，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失误而自己不知道，才能民众拥护你，服从你的管理。
李世民做人相信“兼听则明”，从谏如流，使李世民终致太平盛世。无怪乎，李世民称誉魏征为“做人的一面镜子”。的确，如果一个人善于让别人拿着镜子，来给自己照一照，就能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以利纠正。
儴苴严惩庄贾立军威
在用人之道中，赏罚严明，成败彰着，是最为基本的原则。
兵书《三略》中说：“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严明，则将帅能立威行令。任命官员得当，则士卒悦服。所谓赏为表，就是赏的目的主要是要劝善，使有功者显其名，从而作为典范以教化人；所谓罚为里，就是惩罚的目的在于惩恶，从而使有恶行、有恶心的人从内心里恐惧。一为外扬，一为内制；一为柔，一为刚，相为表里。
拿破仑曾说过，统御人的方式无非两个方面，一为利益，一为恐惧。用人之道中，赏就是使有善行、有功之人得到利益；罚就是使有恶行、有劣迹的人感到恐惧。这样，士众才能纪律严明，正气上扬，恶行奄息。
因为赏是劝善，罚是惩恶，一为表，一为里，所以中国古代在用人之术中，对于赏罚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这就是：“杀贵大，赏贵小。”意思是说，惩罚从官位越高的人开始越好，奖赏最好是从小人物身上开始。“杀贵大”，所以能做到杀一而儆百。“赏贵小”，则会恩及下流，使士众有感恩之心。
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家司马穰苴，是一位很会带兵打仗的将帅。他由齐相晏婴推荐给齐景公，被任为将军。这时适逢燕赵两国的军队来攻齐国，齐景公就派穰苴为将来打燕赵来攻之军。
穰苴就对齐景公说：“我本来是个出身卑微的人，君王您把我从士卒中间提拔起来，位尊于士大夫，齐国军队的士卒还未亲附，百姓对我不信任。常言说，人微权轻，我怕将士不听我的调度。君王最好给我派一个您的宠幸之臣、朝廷尊重之人作监军，那样最好。”于是齐景公命大臣庄贾监军。
穰苴从朝中与君王、诸士大夫相别出征，并对庄贾说：“明天日中时分准时相会于军门，然后出征。”
第二天，穰苴挂帅印先驰至军帐中，立沙漏以计时，监视将士集合情况。
庄贾素来是骄纵惯了，并且以为这个军队历来是自己管辖，所以一点也不着急。因为要出征，亲朋好友相送，置酒为他送别。到了日中约定时刻，庄贾还未来到集合地点。
穰苴命令侍从把沙漏中的沙子取掉。然后整齐部队，申明行军中的各项约束、规定。整个出征部队变得一片肃穆，等待庄贾的到来。一直等到太阳要落山，庄贾才到。
穰苴问曰：“为何来得这么迟？”
庄贾毫不在乎地答道：“那些亲朋士大夫置酒相送，滞留下来，所以来迟。”
穰苴曰：“将帅受出征命令之日当忘其家，赴军任职约束军队则亡其亲，临战听鼓而忘其身。今敌人侵我国土，国内骚动，士卒暴露于野外，国君寝食不安，食不甘味，平民百姓的生命皆悬于将军之手，如此紧急的情况为何还要相送！”
穰苴立刻叫来军中执法的军正官问道：“违反军约而迟到的，按军法当何处置？”军正说：“当斩。”庄贾此时才如梦初醒，赶快派人驱车驰报齐景公，请求救他一命。
庄贾的使者请求未返，穰苴命令斩庄贾于军门，以警示三军，三军将士皆感震惊。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杀贵大，赏贵小”这一谋略的具体见证，也可以看出赏罚严明为治兵用人之本。从相反的方面来考虑，如果庄贾不杀，不恩及小人物，齐国的这次出征之军必须是一个乌合之众，穰苴即使有再大的智谋也必难见败，更不会有使晋燕之军闻威而自撤之效。
赏罚严明，不仅要有功者必赏，有过者必罚，而且要公正无私，要使有功者及贤能之士处于尊位，不肖之士、无能之辈处于下位。处尊位即为贵，处下位即为罚。这样，整个所干的事业，才能获得贤能之士所能带来的最大利益。这种有功及贤能之士处尊位，不肖之士、无能之辈处下位的安排，它会把一种良好的政治秩序带给一项事业、一个单位，乃至带给一个国家，而这种良好、健康的秩序所能带来的利益，则是难以估量的。
康熙广开耳知天下
君王要善于洞察秋毫、明辨真伪。“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君王要是能洞察一切，天下的奸邪之徒就只有暗中停止自己的胡作非为了。而要做到明察秋毫，需要“长目”、“飞耳”、“树明”，就是用天下人的“长目”、“飞耳：”、“树明”去察及千里之外的事物。康熙做人即是这样做的，他虚心待人，广开耳目，励精图治，把务实的做人精神作为第一等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