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阎红彦等同志先后到达吕梁山区与曹鸿北等同志接头。当时只有十四五人，根据省委的指示，组成3个小组。在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同志的率领下，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郭家掌、西宋庄，石楼县老鸦掌等地为中心，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
1931年6月，驻汾阳永安镇的部分阎军，由于受到党的影响和阎红彦等同志做的大量工作，一个排长（姓牟，名字忘记）和一个叫冯金福的班长率领士兵起义。阎红彦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3个游击小组全部出动在瓦池公路的白马庙策应。起义部队击毙了敌连长，拉出了一些队伍。由于遭到敌人的追击，途中大部队失散，待接应到山上时，只剩30余人，但是仍然比游击小组的人多枪好（全部是奉天造步枪和太原造冲锋枪）。后来，这支部队扩大到60余人，长、短枪80多支。不久，山西省委又派来拓克宽、黄子文两位领导同志，正式成立游击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1931年夏，在山西省委的领导下，于孝义、中阳、汾阳3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晋西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省委指定拓克宽、黄子文为队长和政委，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杨重远分任副队长、副政委，吴岱峰任经济员。大队下设3个小组，由胡廷俊、白锡林、程玉清担任组长，不久，改称中队（注：此处为回忆错误，请查阅前文）。从此，光辉的镰刀斧头革命红旗，在吕梁山上高高飘扬。
二、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的斗争
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成立后，首先进行了部队自身的建设。建立了党的支部，下面有3个党的小组，经常过组织生活；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管理打土豪及处理财物事宜，有时还主持讨论纪律的实行和其他较重大的问题，充分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部队非常重视对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做政治报告，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及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如讲解什么是苏维埃，为什么要组织农会和赤卫军？提出了“打倒阎锡山”“打倒蒋介石”“建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粮吃大户”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有时也进行军事知识教育，由班以上干部讲解怎样使用步枪，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等。这些整顿和教育使游击队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从本质上区别于吕梁山地区的其他部队。
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当时游击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山西敌人忙于打仗和内讧，他们在吕梁山区的政权统治已涣散无力，围攻我们的只是连、营一级的小股部队，大仗不多。客观上有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和充裕时间。当时部队一面打游击，一面开展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抗粮抗款，组织农会和赤卫军。游击队成立前后，先在中阳县上桥镇打过一个叫杜寿高的土豪（这个土豪有地两座山，每年雇工30多人），召开了群众大会，附近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会上宣布没收他的财产，无偿分给贫苦人民，群众一片欢腾。会毕，又在当地组织了农会和赤卫军。以后又由战士郝金标领路，在孝义的后师峪打过他过去曾给当长工的一个姓姚的土豪；马佩勋也给部队领路，打了孝义碾头村的大土豪武世恭。武世恭是孝义地区赫赫有名的恶霸地主，他的儿子武孟猷是国民党参议员，当过山西省政府的财政局长。他们结交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占有大量土地并开设商店，有财有势有地位。武世恭听到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土豪的消息后，惊慌失措，仓皇逃到敌重兵把守的张兰镇躲藏起来。当时阎红彦化妆成大商人，孤身深入张兰镇武世恭的住所，持枪逼迫他出城并带回根据地管押，后来武家缴出3万元白洋，才将其释放。这些钱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问题。
发动群众打土豪的结果，使游击队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群众认识到游击队是党领导的劳动人民自己的部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大力支持。不论游击队走到哪里，都有群众送情报，送饭吃。一些贫苦农民也自愿参加了游击队，根据地初步形成并日趋发展。
联合、团结、改造烟商武装，也是游击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的吕梁山区，除革命队伍外，还聚集着各式各样的队伍。有个叫“山大王”的队伍，其头目一个叫董老二，一个姓马，约有1000余人，单单从陕北清涧、子长等县过来保护贩卖大烟的武装就有师储杰、肖永胜、张福才、贺得胜、杨鼎、杨奇、杨屯、李跟拎等几股共约1000多人。这些队伍中，我们党曾做过一些争取工作。游击队通过这些党员，与烟商武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注意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以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他们，这也为以后改造他们打下了基础。
在对敌武装斗争中，游击队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的思想，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同时还加强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和俘虏政策的宣传。由于这些正确政策的实行，加之在游击队活动初期，商震只派来小股部队“围剿”，所以并未给游击队带来威胁，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
1931年夏，部队住在石楼县水头镇。群众送来情报说：敌人的一个连就驻在附近。大队领导当即决定吃掉这股敌人。由于游击队行动的迅速和群众的支持，一连敌军全部被我消灭，这是游击队建立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队的斗志，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三、阎军“围剿”和晋西游击队渡河入陕
吕梁山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震撼了山西的统治阶级。敌人的报纸上长篇大论地登载报道游击队的消息，惊呼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山西各派军阀和政治势力群起攻击商震，还在太原召开了一个“声讨商震”的大会。浑身是胆的阎红彦同志也混在人群中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宣布了商震的十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对晋西游击队束手无策。阎红彦同志回游击队后讲起这件事时，逗得战士们不住地捧腹大笑。
山西统治阶级的这场内讧，以商震下台，徐永昌上台宣告暂时结束。徐一上台，就加强了军事镇压，派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另加地方部队共万余人，“围剿”晋西游击队。因此，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的变化。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晋西游击队曾想联络山区各种势力，共同打击敌人。但由于他们背景复杂，没有明确的革命志向，联合没有实现。游击队只得单独进行战斗准备。这时，太原兵工厂地下党组织给游击队运来2000发子弹，转运到汾阳城，这些弹药是部队急需的，但汾阳离根据地300多里，敌人戒备森严，要运上山来，困难确实很多。有勇有谋的阎红彦同志又一次下山，化妆成一个头戴洋草帽，身穿白大褂，鼻架墨镜的大商人，混进了汾阳城，通过一个在敌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的帮助，将子弹放在骡轿的草垫底下带出城门。游击队又派出四个战士暗中保护和策应。走到向阳镇时，到饭馆吃饭。突然，敌人一个巡官带领一群士兵，蜂拥而至，进行盘问和搜查。阎红彦同志十分镇静，摆出一副高级官员架势，厉声说：“你们查什么？这是一床被褥！”那个巡官完全被阎红彦同志的气势震慑住了，误认为是政府的一个大人物，连声道歉，慌忙退出。离开向阳镇，阎红彦同志又从容地应付了向阳沟的敌巡逻队，越过吴城岭，绕过吴城镇，然后舍轿上山，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将全部子弹运回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柳树湾。这批凝结着地下党和工人同志的心血，几经艰难才弄到手的子弹，对游击队反围剿的战斗，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1年夏末，敌军采取山山设卡、步步为营、四面包围、节节逼近的战术，大举向我进攻。游击队与进犯之敌，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曲家岩战斗：曲家岩在孝义县，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敌军向我进犯后，游击队转移到曲家岩村外的核桃林内休息，不巧被事先埋伏在附近山沟的敌人包围。经过激战，总算突围出来。但是部队被打散了，战士和干部失去联系，纷纷钻入树林。敌人开始搜山了。因忽然天降大雨，只好匆匆撤走。我们的部队很快又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不但一人不少，而且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当敌军分散搜山时，一些勇敢的同志，趁机消灭了几个零星出动的敌兵，并缴获了他们的枪支。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马上把饭送到山上，热烈祝贺我们的胜利。
老鸦掌战斗：部队集合后，下午五时左右向石楼行进。经过一夜急行军，第二天一早，走进了一道深沟——老鸦掌。这里周围没有人家，只有一个骆驼场。因为连续行军作战，部队非常疲劳，除派刘昌汉、马佩勋班上山警戒，其余都在骆驼场上休息。
上山执行警戒任务的同志，爬到山坡时，有个战士对马佩勋说：“班长，树林里好像有人！”大家不相信，取笑那个战士说：“你大概见鬼了！”可是，上山后，果真发现了山顶上站着两个带枪的便衣哨。我们警觉地散开了队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对方不答，却反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又问：“你们是不是师储杰的队伍？”话刚说完，对方就打了一排枪。紧接着，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全班急忙撤退，奔回骆驼场时，自己的队伍已经不见了。我们从子弹呼啸的声音分辨出南山上是自己的部队，全班急忙赶到南山，队长一见，就急切地下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
老鸦掌地形险要。我们占据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敌人虽然人多，但整整打了一天，始终没有攻下我们占领的山头。冯金福等兵变过来的同志打得非常勇敢，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但由于部队过于疲劳，加之一天汤水未进，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在傍晚时撤出了战斗，向石楼县高山树林中转移。
这时，游击根据地柳树湾一带已大部被敌侵占。部队无法进村，群众不能上山，游击队与群众失去联系，露宿山林，靠野菜充饥，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一天夜晚，部队领导召开了班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大军围攻，敌强我弱，连续作战，部队疲劳；山西省委又遭到破坏，使游击队失去了依靠，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因此决定，按照省委以前的指示，在必要时西渡黄河转战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拥护，这次会议还决定部队精简人员，以缩小转移目标，隐蔽和保存革命力量。会后，部队领导动员了一些山西籍的干部、战士回家，并记下动员回家人员的名字，发放了路费，从太原兵工厂先后参军的十几名工人，除马佩勋外都回去了，支部书记膺子南同志也回去了。夜间大家送这些同志下山，临别时，这些同志个个痛哭流涕，因为大家舍不得离开革命队伍呀！送行的人也都十分难过。那种依依难舍的情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这些同志回去以后，都能坚持就地斗争，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直到毛泽东亲自率领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时，他们又相继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部队减员后，只剩骨干30余人，日夜兼程，向黄河岸边行进。途中听说黄河两岸的渡口，都有敌人重兵把守，还严密控制了过往的船只，要过黄河十分困难，大家心中十分焦急。一天夜晚，阎红彦在快到黄河岸边的山上，遇见一位过去与游击队接触过的看瓜老人，他热情地带领部队，赶到辛关附近的五龙庙，找来一个叫王怀安的船户，又由船户带路，连夜转移到一个山坳里，隐蔽了一天。天黑以后，王怀安领着几个水手拿着一些羊皮筒子来了。羊皮筒子是用没有剖开的羊皮涂上油漆制成的，两头扎住，吹上气，就能在水上浮起来。几个羊皮筒子用木棍扎起来，就成了羊皮筏子。每个筏子只能坐几个人，而且还要会游泳的人推着才能过河。我们全队只有白锡林一个人会游泳，他和王怀安二人，在风急浪高、冰冷刺骨的黄河水中，紧张不停地往返多次，才把30多人全部送上了西岸。
四、在陕北的游击活动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时，虽然只剩下30多人，但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当时部队的领导和骨干。今天能记起的有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冯金福、曹鸿弼、陈玉清、党永亮、刘昌汉、吴岱峰、符友坚、周维仁、郝金标、史俊才、王俊杰、田佑清、葛锐英等。
部队过河后，进入清涧县白家川，这里的党组织发动群众热情欢迎我们，替我们烧汤做饭，问长问短，使人感觉好像到了家里一般。从此，游击队开始了转战陕北的战斗。
数日后，部队离开白家川，抵达子长县（当时叫安定县）的南沟岔，从群众中得知这里有一个叫谢营华的大土豪，横行千里，无恶不作，我们就发动群众打了这个土豪，分了他的财富。晋西游击队打土豪的消息，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一些对我们有顾忌的群众，也打消了顾忌，甚至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夹在人群中欢迎我们，按照那时社会习俗来说，确实是不简单的事。
以后，部队向子长北区，横山方向行进。在两县边境附近（地名记不清了），碰到了小股敌人。那天雾很大，对面看不清人，一个敌军官骑头毛驴率领十几名敌兵迎面撞来。当即被走在前面担任尖兵任务的马佩勋班全部缴械。据俘虏自称，他们是在排长带领下到这里催收捐款的。大队上来后，队长拓克宽认出敌排长是他的清涧同乡，又是过去的同学，随即下令归还了缴获的全部的人枪，并将他们放走。这种无原则的行动，引起了战士们的不满，战士们纷纷质问，拓克宽也讲不出更多的理由，其他领导也不做声。那时，部队民主空气很强，大家立即在一个核桃林里开会，士兵委员会认为拓克宽犯了错误，决定撤销他的队长职务。同时对黄子文无原则的让步也进行了批评，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选举阎红彦、杨重远担任大队长和政委。此事发生不久，陕北特委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并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老战士，如马云泽、强龙光、侯风孝、侯风来、赵福昌、李维均、郭克本等充实游击队并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领导的更换和力量的增强，进一步壮大了部队的声势。
寨儿山战斗：在部队连续北进中得悉井岳秀派部下姜梅生的一个营，准备向我攻击。我们行进到苏家河，碰见了原在吕梁山区的烟商肖永胜、张福才的七八十人的部队，大家是老相识，见面后都很高兴。阎红彦等领导和他们商量联合打姜梅生的部队，肖永胜欣然同意。两军选择了姜部追击我们必经的寨儿山一个隘口埋伏起来。不久，姜果然带队冲来，进入我伏击圈后，肖部在前面阻截，我部在后面猛冲，很快打垮了这支敌军，歼灭敌人一个连，缴获枪支弹药和一批骡马牲口。这场战斗使部队群情振奋，斗志极为高昂。
玉家湾和瓦窑堡战斗：寨儿山告捷之后，部队东进到子长县南沟岔，在这里遇见师储杰和他的队伍。从此，师部和肖部一样，跟随游击队一起行动，部队声威大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