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们游击队到达离瓦窑堡不远的一个村庄。地方党组织的同志送来情报，说玉家湾驻有敌骑兵一个排，并告诉了我们敌人的住所和哨位。这时，3支队伍合计有200多人：师部近100人，肖部七八十人，我们70多人。经过商量，决定联合消灭这个骑兵排。于是，队伍连夜急奔玉家湾，拂晓时发动突然袭击。敌人还未起床，很快被我军全部歼灭。缴获长短枪30余支，战马30余匹，都是一色白马，3支队伍分享了这些战利品。
玉家湾战斗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部队士气。这时，群众因不堪敌军的扰害，纷纷要求我们打瓦窑堡。我们分析了敌情，接受了群众的请求。原打算穿上敌骑兵的服装，设计骗开城门，但由于在玉家湾战斗中漏网逃回的一个敌兵，已向瓦窑堡守敌报告了情况。另外，路经吴岱峰同志的家时，正值吴弟娶妻，吴老太太强留我们吃喜糕，耽误了时间。我们刚到城边，敌人就开枪射击，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群众见我们打瓦窑堡，自发地站在山头上给我们呐喊助威，这一行动弥补了我们战前的缺陷。一时枪声呼啸，喊声冲天，敌人极为惊慌。战斗约在上午八九点钟打响，下午1点左右我军攻占了外城，但是瓦窑堡还有一个内城，又叫米粮山，敌人退守内城，死命抵抗。为避免过多的消耗力量，我军无意强攻内城，于下午6点左右，部队主动撤退。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出城追击。这一仗对陕北敌军震动极大。
雁门关战斗：撤离瓦窑堡后，游击队和师、肖两部一起，转战到雁门关（又叫蛇顶山）。驻在延安的高双成闻讯后，派他得力的战将张采芹率领12个连向我进击。这时，原在山西的另一批烟商武装杨鼎、杨奇、贺得胜等部相继投向我军，各部合计约有400多人，准备在此伏击敌人。但没有料到高双成来得这样快，我们正在一个山沟里吃饭时，敌军就赶到了。部队未能及时展开，地势也不利。肖部倒很能打仗，肖永胜又是有名的神枪手，他在前面阻击，弹无虚发，接连打死打伤不少敌军。可是，不久他就不幸中弹牺牲了。肖在寨儿山、玉家湾、瓦窑堡战斗中英勇善战，出力很多，和我们游击队合作得最早最好，在部队中威信很高。他牺牲后，全军失声痛哭，肖部的人心也有所动摇，并影响到其他的部队。这时，敌人乘机反攻，我军被迫撤退。这一战斗对敌虽然杀伤很大，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遭受到一定损失。除肖永胜外，张福才、杨竹箴（在杨鼎部工作的党员）等同志也阵亡了。最后清查人数时，原队长拓克宽和原政委黄子文不见了。后来得知拓克宽到宁条梁被张庭芝杀害，黄子文返回陕甘游击队。
野鸡岔遭遇战：部队在雁门关战斗后，继续西向南梁行进。在离野鸡岔村（靖边县属）约5里的途中，前哨尖兵马佩勋、郝金标与敌尖兵接触，发生战斗，战士郝金标是个神枪手，他第一枪就打死了敌连长，接着双方都竭力争夺山头，抢占阵地。由于敌人因连长被我击毙，一时失去指挥，动作笨拙而且慌乱，刚上至半山腰，就被我全部消灭，缴获长枪30多支，接着乘胜占领了几个重要山头阵地。敌后续部队赶来后，占了另一个山头，地形对他们不利，在我军攻击下，敌人抱头鼠窜，仓皇溃退。战斗结束后，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系张庭芝派来的一个营，妄图阻我西进南梁。这次战斗，我们虽未全部消灭敌人，但已给张庭芝部以严重打击，教训了其他敌军，打通了到达南梁的道路。
五、南梁会师
野鸡岔战斗后，我们通行无阻，经过旦八寨时，寨内民团根本未敢露面。于1931年秋末，终于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部队胜利会师。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时，就曾说过，入陕找到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我们的斗争就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对战士也经常进行与西北红军会合的教育，因此，战士们都知道刘志丹、谢子长两同志的名字，知道他们是陕甘革命武装的领导人，对他们既尊敬又信任。同陕甘革命武装会合是我们西渡黄河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心愿，所以到达南梁后，我们完全忘记长途行军和战斗的疲劳，在南梁附近林锦庙召开会师胜利大会时，大家尽情地唱呀跳呀，沉醉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南梁会师，胜利实现了山西和陕西两省党组织指示晋西游击队实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决策，使一批烟商武装获得了新生走上革命的道路。3支部队合计1000余人，这就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又使部队有了更可靠的依托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这1000多人是后来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基础，也是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主要成分，是西北红军创建时期的基干力量。这支部队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六、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的游击活动
1931年10月初，晋西游击队进驻南梁堡，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同志来领导晋西游击队，指示这一带所有部队都归谢子长同志指挥，在谢子长同志的主持下，成立了新的队委会（即游击队党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组成，谢子长同志任书记。由于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以后，一直行军作战，没有休整的机会，南梁堡一些新成立的部队及收编的土客队伍成分复杂，纪律不好，所以决定进行一次整顿。经过初步整顿，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加强了团结。队委会认为，晋西游击队这支革命队伍，由山西经陕北到甘肃，转战3省，行程千余里，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考验，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势力，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豪绅，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斗争中发展了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锻炼了一批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这是由于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和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战法；严格执行了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晋西游击队全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今后工作中，应当注意改进。队委会认为，晋西游击队后来不能立足吕梁山，主要是敌我兵力悬殊太大，特别是反“围剿”斗争期间，敌人有百倍于我的兵力。后来，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终因敌众我寡处于极端劣势的局面，应该强调的是晋西游击队在这种情况下，战胜了许多困难，西渡黄河，转战晋、陕、甘，历尽艰难曲折，终于为党保存了这支武装部队，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为了在西北地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党的影响，队委会决定由各队抽调一批人和枪，新编一支队伍，到陇东曲子、环县、定边、宁夏边界一带活动，阎红彦同志过去在这一带搞过武装斗争，人地较熟，因此决定派他前去展开活动。（阎红彦同志走后，晋西游击队由白锡林同志任队长）。庆阳、环县、三边一带，是甘肃、陕西、宁夏三省交界地区，这一带地处偏僻，山高沟深，光山秃岭，人烟稀少，是半农半牧区，土地、牛羊多为地主豪绅所有，劳苦大众受尽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盘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活十分困苦。同时，封建迷信活动泛滥，哥老会盛行，时有匪患抢劫，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阎红彦领导的游击队初到那里，人们都跑光了，经过多方的耐心宣传和游击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实际行动，群众逐渐接近我们的队伍。支队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粮，群众逐步认识到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闹翻身的队伍。以后，他们便主动给支队带路，报告敌情，有的参加了红军，支队逐渐壮大了，尤其扩大了骑兵，增强了战斗力。在群众的有力配合下，打了一些胜仗，支队在这一带虽然活动时间不长，但在群众中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后来，这支队伍完成任务后，南下到新堡归队。
队委会讨论分析西北局势，决定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以乔山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武装力量，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学习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榜样，向外发展，扩大红军，扩大武装割据的局面，但当时出现很大的意见分歧。个别同志认为时机不成熟，怕正式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会引起敌人注意，不易立足，主张接受军阀陈圭璋的收编，依托合法地位扩充武装，待时机成熟后，再打出红旗，成立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坚决主张打红旗，正式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来又继续做思想工作，个别同志仍不赞成打红旗，最后队委会提出新的意见，经省委同意，先行整顿部队，纯洁内部，巩固团结。
关于打红旗与不打红旗的问题，到甘肃庆阳新堡时，仍没有解决。这时军阀陈圭璋派副旅长刘保堂为代表，来搞收编活动，另派副官史方臣到有的部队作下层活动，一面封官许愿，进行利诱，一面搞哥老会等封建迷信活动，开香堂，拜把子，收兄弟，当时部队内部成分复杂，情况严重，特别在有的部队中，有人愿意接受军阀收编，希望早日回家。
军阀一面派人在上层搞收编活动，同时派一个营的兵力到新堡附近3面包围，监视我军，企图消灭晋西游击队，或者拉出一部分，在这种严峻的关键时刻，队委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离开新堡。队委派晋西游击队在柳树园消灭了敌人两个连，扫清了南下道路上的障碍，顺利到达宁县柴桥子。这时，省委派来李杰夫（即高维汉）任队委书记。
1932年1月间，省委根据这支部队具体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决定将这支部队编为西北抗日同盟军，由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分任正副总指挥，杨重远同志任参谋长，李杰夫任政委，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杨琪任副官，下辖两个支队警卫队、骑兵队，号召西北所有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救国，挽救中华民族……一时声势浩大，西北一些杂牌武装，纷纷派代表来接洽抗日事宜。
这时陕西三原县武宇飞，枸邑县等地方党陆续派来党团员和一些青年学生、青年农民参军，部队成立了补充队，还抽调班、排级干部，开办军事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和部队政治工作，传达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一些经验，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克服部队中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等，并成立了战士委员会。
不久，部队南下到正宁县三甲塬细咀子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辖第一、二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另有警卫队（原晋西游击队）队长白锡林，骑兵队队长强龙光，还有一个补充队。
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上，有枸邑县地方党代表任伯昌（后叛变）向总指挥谢子长授旗——“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旗”，并讲了话，在成立大会上，还有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总指挥谢子长等都讲了话，最后红军战士代表讲话，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震撼了西北的反动统治势力。同年年底，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北宜君县马兰川杨家庄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
晋西游击队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从1930年夏天开始筹建，1931年春末在吕梁山区正式建立，到7月20日西渡黄河，又在陕北特委、陕西省委领导下，从陕北到陇东，转战千余里，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尾追堵截，使西北人民这支早期的革命武装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这是西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以中央红军为榜样，走井冈山道路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是西北人民坚持毛泽东的建军路线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晋西游击队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是在西北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参加下取得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艰苦的革命历程，一方面为了继承革命传统，教育子孙后代，同时也借此向在晋西游击队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烈士们表示深切地哀悼，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宋易风整理，1979年10月，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6期
浩气壮山河英名永留芳——怀念刘志丹同志
马佩勋
（1931年秋-1935年10月）
刘志丹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一位令人十分崇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革命，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建人之一，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不怕牺牲，不怕挫折，赴汤蹈火，英勇奋斗，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志丹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和英雄业绩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一
我和志丹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的秋天，当时，志丹同志率领一支农民武装在甘肃合水县的南梁堡一带活动，我们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转战陕北，以后和原在山西的一批烟商武装，一起来到南梁堡，与志丹同志的队伍会合。志丹同志热烈欢迎我们这支部队，记得在林锦庙，阎红彦同志把自己心爱的一支手枪送给志丹同志，作为见面礼，我和几个同志也到志丹同志那里，志丹同志热情地招待我们进屋，给我们让座，又是端茶倒水，又是问寒问暖，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在这之前，我与志丹同志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已经相当熟悉，也听到过一些他的革命事迹，他是西北地区早期杰出的共产党员，从1924年起，就在陕、甘、宁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他住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还亲自领导过1928年著名的渭华起义。他的这些革命事迹，令我和同志们十分敬佩，从山西到陕北，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他呀！心里的话也想对他说说，可是，坐在志丹同志的对面，又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关切地问起我们在山西打游击的情形，当知道我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会修枪，志丹同志很高兴，我们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很快就成了熟人。
不久，谢子长同志也来到部队，加强了对部队的领导。部队利用同甘军陈圭璋部特务二团团长刘宝堂的统战关系，进行了一个冬天的整顿，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杨重远同志任参谋长，没几天时间，部队移驻甘肃正宁三甲塬细咀子村，经过准备，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志丹同志亲自率领一大队。
这一时期，志丹同志协助谢子长同志指挥游击队活动于邑、耀县、宜君、正宁县一带，打土豪、捣民团、分田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打了不少胜仗。围困三合镇，打下邑县城后，当时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负责人杜衡来到部队，诬蔑谢子长同志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在党内错误地斗争了谢子长同志，并且撤销了谢子长同志的总指挥职务，强令谢子长同志离开部队，到甘肃去搞兵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