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家焉在孝义县和中阳县的交界处，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1931年4月间，游击队在上桥村打了土豪杜寿高之后，转回根据地路过这个村子时，队伍停下来休息。这时敌军也向这里开来，事先双方都没发觉，直到敌人走近我们的哨兵时，才被担任警戒的杜兴垣同志发现，鸣枪报警。这里山高林密，敌人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我们驻的村庄猛烈射击。阎红彦同志临危不慌，命令部队分组抢占了西面和北面的山头，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只注意到西边和我们相持激战，阎红彦同志在北山组织了一个枪法好的突击队，由锡林带领绕到敌人侧翼，向敌人马群猛烈射击，特等射手白锡林将敌指挥官打下马来，一时敌人乱了阵脚，阎红彦趁势吹起了冲锋号，我们分散各山的人员一起射击，枪声四起，此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敌人不知我方虚实，溃散而逃。这次战斗，我们缴获敌人几支枪，牟中队长负重伤，蒲政平同志负伤，由地下党送进医院治疗。当地群众给我们送水送饭，庆祝游击队取得的胜利。
（3）水头镇伏击战
1931年夏季的一天，石楼县水头镇地方党送来情报，说白军来了一个连，住在水头镇，这个连是来包围我们的。水头镇距游击队驻地只有四五十华里。经队委研究讨论，决定在敌人出击的必经之路上，选择有利地形埋伏消灭敌人。战斗由拓克宽、阎红彦同志指挥。游击队派白锡林同志化装前往侦察，部队天黑后出动，在水头不远的地方，选择了一个两面是高山密林的有利地形埋伏，等待敌人来到。
拂晓，有几个敌人侦察兵探头探脑地走过来了，游击队员没有惊动他们，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阎红彦同志鸣枪为号，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拼命地向山里逃窜，敌人准备占领制高点，想死里逃生，游击队预先埋伏在此的胡廷俊小组，已占据有利地形，对反扑的敌人猛烈射击，杀伤不少敌人。经过激战，敌人大部被歼或当了俘虏，只有少数几个逃跑了。这一仗，我们俘敌五六十人，还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弹药，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游击队进占水头镇，群众纷纷送茶送饭。队员们在街头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并召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会上还宣布了对俘虏的处理，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每人2块银元。会后，还做了一顿饭招待俘虏，把他们送出了警戒线，放他们回家，俘虏感动地说：“红军长官给我们二次生命，再也不当兵打红军了。”游击队队委会贯彻执行了党的俘虏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游击队于当晚撤出了水头镇到原驻地休整。
（4）老鸦掌战斗
游击队向石楼前进，经过一夜的行军，拂晓到老鸦掌。这里地形险要，重山叠林，周围没有村庄，只是半山腰有一个骆驼场。部队经过连续行军作战，就在这里宿营。天亮后，发现敌人的便衣侦探，警戒班活捉了这几个敌人，这时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射击，随之高山上的敌人也开了枪，这个班迅速从山上撤下来。
游击队听到枪声，拓克宽率队迅速爬上南山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游击队沉着应战，待敌人逼到近距离时，才用集束手榴弹和冲锋枪猛投猛射，敌人死伤了几个，退下了山去。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力量进攻，游击队打退敌人多次反攻，战斗持续到中午。对当时的晋西游击队来说武器弹药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和敌人打消耗战。午后，游击队撤出了战斗向高山上转移。
五、晋西游击队反围剿西渡黄河实行战略转移
1931年7月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倒台后，老奸巨猾的徐永昌上了台，驻扎山西各派军阀的矛盾暂时缓和，形成一致反共的局面。
这时红军晋西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为百余人的武装部队，声势浩大，威震晋西，吕梁山地区各县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气势汹汹地来“围剿”晋西游击队。敌军推进到吕梁山边沿，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进逼，重重封锁，妄想消灭晋西游击队。
在这之前，省委估计到情况的严重性，已指示游击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夏末，阎红彦等同志不惧艰险，从太原运回了2000发子弹和其他武器。阎红彦同志又秘密回到太原，向省委汇报了吕梁山地区的严酷斗争形势。省委决定，如要保存这支红色武装力量，应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并通知中共陕北特委。
游击队在离石、中阳等县绕到敌后，同敌人开展游击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拔除一些据点。后来又袭击吕梁山南部的巡警队。在石楼县的暖泉、隰县、永和县境等地铲除了敌人一些哨所，逮捕了一些土豪地主。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采用突袭消灭敌人的小股武装，同敌人进行周旋。但是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敌人依仗强大的兵力步步为营，加紧搜山，使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
游击队向隰县一带移动。一天，当我军步行到坡牛山时发现了敌人。这是敌人的一支搜剿部队。我军在机枪、迫击炮的掩护下，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我军认识到敌强我弱，不宜恋战，以免遭到敌人包围，命令李成兰等几个同志掩护，各队以班为单位撤出战斗，转移到东山顶的山白庙集中。当晚，队伍集中后清查人数，有杜兴垣等八九人失踪，战士张琪同志负伤，派张忠继同志护送出山，找地方组织设法掩护。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群众遭到残暴镇压，给游击队送粮送情报也越来越困难。游击队转移到宋庄上桥一带，得悉敌军已侵占了关上、娄底等处，杀害农会干部，烧毁了游击队住过的老乡的房舍，正在派重兵侵占宋庄一带。游击队决定向南移动，以避免与敌主力作战，后来又迫不得已突围西进，这次战斗就成为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的最后一次战斗。
游击队退入密林山区，只能在山上兜圈子，开始群众还能断断续续地送粮送饭，后来与群众的联系全部被敌隔断，游击队经过一段艰苦转战，也有较大减员，队员们只能用野菜充饥。这时山西省委又被叛徒出卖，遭到大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平定县起义后创建的红二十四军，也离开了晋东开向晋冀边界。晋西游击队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农历7月15日，游击队在一个高山顶上召开队委扩大会议，会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一部分人有严重的悲观情绪，只看到敌暂时的强大，自己力量还弱小的一面，因而主张埋枪散伙，等以后局势好转再干，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就在晋西和敌人打到底，为革命拼个死活；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马佩勋、白锡林、胡廷俊、符友坚、陈玉清等同志，坚持主张按山西省委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转移到西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也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不主张过黄河转移到陕北去。在激烈争论中阎红彦等同志反复地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山西方面，徐永昌视晋西游击队为心腹之患，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武装，在军事力量上，敌人多于我们数百倍，层层封锁，隔绝了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的联系，又失去了和山西省委的联系，很难在晋西坚持下去；陕北方面，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转入地下，在农民群众中都有基础，地方党和群众关系较好，晋西游击队因在陕北人地皆熟，军阀统治力量较弱，一些军阀部队中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同时估计谢子长、刘志丹同志还在西北活动，能找到他们共同开展对敌斗争，经过这样摆情况，讲道理，结果意见取得统一，决定坚决发展这支历尽千辛万苦创建并经过严峻考验的红色武装。有一部分同志不愿过黄河到陕西去，要求回家乡活动，经队委研究同意，每人发给3块银元作路费。他们表示以后仍要积极进行革命，能带枪的还带走了部分枪支弹药，这时部队共30余人，每人挑选好枪2支（盒子枪18支，冲锋枪21支，步枪24支，小手枪2支，共计60余支），其余的就埋在山中，请当地同志设法联系地下党，给予处理。
到黄河边要行军200多里，还要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困难很大，但我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里向西行动。一天夜晚，部队在高山峻岭中行走，迷失了方向。在危险之际，突然发现了灯光，杨重远和阎红彦同志去侦察，原来是一位老乡家，这位老乡认识阎红彦，他说：“我姓郭，我是陕北安定县（现谢子长县）瓦窑堡河东里人，民国17年逃荒来到这里（石楼县）的。我认识你，你是游击队。老百姓暗中保护着你们红军呢。”他还说：“山上和路口都有敌人的哨卡，只是前边一条石河没有敌哨兵，从这条沟摸出去，走10多里路就没有敌人了。”我们按老乡指示的方向继续前进了。
石沟是一条两山相夹的狭沟，多年没有人迹，走了十几里路，出了沟口，却被陡峭的绝壁拦住了去路。我们把绑腿、皮带、旗杆全部都利用起来，搭成人梯攀上了悬崖。在朦胧的月光下，摸黑走了一夜，天亮登上了山顶，同志们的衣裳都被汗水湿透了。稍休息一会，继续在泥泞的树林深草中行进，这样，终于把追剿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
突围后的第二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咆哮翻滚的黄河。在突围后到黄河边的途中李生茂同志失去了联络。这时全队只剩下30个人了，他们是：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白锡林、党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仁、胡廷俊、田有莘、符友坚、陈玉清、吴岱峰、师俊才、张免芝、白树梅、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标、王俊杰、冯金福、黄金芝、胡廷壁、戴炳章、李炳云、杜鸿亮、李素云、寇世仁。这30人都是共产党员，是经过考验的红军游击队的骨干力量。部队到三交附近河边，几经周折没有渡河，最后登上高山在乌龙庙里休息。重远等同志走出庙门，到山顶上察看地形，准备渡河。队员们俯瞰黄河情景，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延绵不断的荒山秃岭在茫茫薄雾中显得肃穆而庄严，令人感慨万千。同志们热情洋溢地凑成一首诗《黄河颂》：
啊！黄河，你穿越崇山峻岭，跨过万里长城，横贯中原，浩浩荡荡奔腾向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
啊！黄河，你居高临下，急流如飞，汹涌澎湃，白浪滔天；革命红旗，冲破黑暗，向着曙光，迎风招展。
啊！黄河，你千年不止，万年不息，所向无敌，不畏艰险；我们红色战士，像你那样顽强英勇。
啊！黄河，自古称天险，今日不过黄河非好汉，游击战士，播种晋西，转战陕、甘，驰骋祖国西北高原。
晚上，正在大家焦急等待渡河的时候，阎红彦同志领着水手王怀安等6人带着羊皮筏子来了，大家很是欣喜、激动，再一次感受到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厚谊，这些筏子只能带几个人，还要会水的人浮在水里推着走。队伍趁着夜色来到河边，当时虽是秋季，但在西北高原黄河深谷的夜晚，冷风刺骨，寒气袭人。为了抗寒，我们每人喝了一些酒。这天是农历7月20日，天空没有月色，水手前扯后推，白锡林同志水性好，也帮着推，这样一批一批地渡到了西岸。不料最后一批同志渡河时，装着枪弹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杨重远同志焦急地说：“没有枪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随即派会水的白锡林、吴岱峰同志下水，他们在河中乱石里将油篓打捞上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经过一夜的辛苦，30个人胜利地渡过了黄河，来到西岸。我们热情地送别了水手，并付给他们渡河费。这时天开始发亮，太阳也慢慢地升起来了。
马佩勋回忆，刘经国整理
§§§第2节播种晋西结果秦陇——回忆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革命斗争
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在山西西部吕梁山地区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1931年初夏正式成立，1931年8月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9月到达陕甘边南梁附近的林锦庙，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部队胜利会师。这支部队在山西、陕西两省党组织的领导下，独立活动了近1年的时间，不仅开辟了晋西游击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晋西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而且在革命斗争中联合、团结、改造了一批烟商武装（保护贩运大烟商人的武装），给秦晋两省的敌军以重大打击。后来，与陕甘革命武装力量汇合后，成为西北红军初创时期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我们是先后参加晋西游击队的两个老战士。马佩勋参军于游击队创建之初，李维均入伍于游击队西渡黄河之后。虽亲历了游击队成立乃至南梁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活动，但由于我们当时所处地位及水平的限制（当时分别任正、副班长），不可能完整叙述这支部队的全部革命活动，仅就我们参军后的所见所闻，写一点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历史梗概和革命活动的片断，藉以保存革命史料并纪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战友们。
一、1930年的山西形势与晋西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成立
1930年是国内新军阀混战的时期。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和冯玉祥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蒋介石，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次军阀战争给北方各省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山西人民尤为困苦。由于战争牵扯了阎军主力，使他无暇顾及山西的防务，因而一些地区失去了控制，出现了统治的空隙。吕梁山地区土匪、烟商武装竞相称雄。驻扎在黄河西岸的陕北军阀井岳秀也经常组织武装贩卖鸦片，牟取暴利。阎、冯反蒋失败以后，加剧了山西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政治危机。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1931年春，阎锡山下野，商震上台充任山西省主席。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为党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群众基础。
当时，我党山西省委，分析了蒋、冯、阎大战后形势，决定在地形复杂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吕梁山区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游击队。不久山西省委派曹鸿北等几位同志，到吕梁山地区进行活动。开始，曹鸿北等同志参加了师治贵带领的一支有30多人及枪的烟商武装，打算改造这支部队作为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但因这支武装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没有成功。1931年春，省委为游击队的建立采取了有力措施，决定从各地抽调一些有斗争经验的党员，作为建立游击队的骨干。当时，从陕北调来的有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从敌高桂滋部抽调搞兵运工作的杨重远，胡廷俊、吴岱峰等同志，还从太原兵工厂抽调马佩勋等一些同志。这三部分力量，是组成晋西游击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