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局部的发达，就是建立在大清朝这种总体落后的形势之上的，广州一口岸的兴旺，也是以牺牲其他口岸的对外贸易为代价的，这种局部的繁荣，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持续久远的命运。
评说首富之功过是非
1843年9月，风烛残年中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战争的动乱中溘然长逝，终年74岁。
美国大商人亨特曾经将伍秉鉴与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拿破仑、英国陆军元帅威灵顿相提并论，他说：这位举世闻名的公行最后的头人于1843年9月4日卒于广州河南，享年74岁，他和拿破仑、威灵顿都生于1769年。此外，英国人还将他与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的名人蜡像陈列馆里。由此可见这位世界首富在海外的影响力。
如今，伍秉鉴远去了，已经离开了一个多世纪，了解他、熟悉他的人屈指可数。就是那些对他有过研究的历史学家对于伍家，从伍秉鉴到伍崇曜，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因为他们走的是旧式商人普遍选择的官商一体、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的传统道路，很多人一直怀疑伍家的巨额财富肯定有灰暗的成分在里面，这也是其招致后人诟病的原因所在，这与买办商人的性质和地位不无关系。
所谓的买办，从本质上讲是指经纪人。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买办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殊经纪人阶层，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具体到伍家，1834年以前，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完全信任”，又同英商颠地等紧密勾结，此后，伍家专和美商旗昌洋行一家合作；对内，为讨好官府，不惜以巨资贿赂、捐输，为谋求商业利益，又纵容外商鸦片活动。
伍家在矛盾斗争中审时度势，并努力实现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姑且不论其社会影响如何，单从生意方面来说，在19世纪的那个大环境中，作为中国第一代买办阶层的代表人物，又有多少留着辫子的外贸商人能走出不一样的道路，而且取得如此辉煌的名声与财富，还有世界地位？又有多少封建社会里的商人能够搭建起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海外投资业的跨国财团？
伍家当年要是拿这笔丰厚的家产去欧美搞收购，估计买一堆500强之类的眼睛都不用眨，连后来的鸦片战争都免了。
当然，这只是假想，但绝不是臆想，类似的事件在西方就出现过。上个世纪70年代中东国家石油价格曾一路飙升，大量财富回流欧美国家，许多巨富收购了大量的企业。例如，着名的国际投资者、传说中的中东世界的巴菲特——阿勒瓦利德最漂亮的一注是下在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花旗银行。
1990年秋，花旗银行在房地产贷款中损失了钱，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敦促增加资金储备，但它一时无法找到十多亿美元投资。
由于人们害怕花旗破产，它的股票在股市上连日猛跌。这时，阿勒瓦利德在花旗银行最低谷大手笔买进，结果，阿勒瓦利德一鸣惊人，时任花旗董事长的约翰·里德至今对这位王子感激涕零。
但这样的事件只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西方国家，而在当时腐败清政府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年代，即便你是首富，但要想做出一番不同凡响、轰轰烈烈的举动，只能是天方夜谭，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失败的历程就揭示了旧时代商人难以摆脱的命运曲线。实际封建社会的商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掌握自己主权与财富的时候，即便财富再多也是暂时的，一切终将如浮华掠过，只留下涟漪。
伍秉鉴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商人，一个自称只知道“铜钱眼儿里翻跟斗”的主儿，能够在大清国走向颓势且无可逆转的情况下，愿意将自己一生心血赚来的80%财富捐赠出去，换回余生的清静，如此洒脱地“认”了，实在是难能可贵。
人生的精华，在于其过程而不在于其结果。结果人人都一样，再伟大的人，也无非不了了之。伍秉鉴财富运作的过程，远比他悲惨的结局精彩得多，也带给我们更多的心得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赢得起，也要输得起。
对于生意场中的人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最实用不过的道理了。赢，要赢得起，当然，输，也要输得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左右的，一个人需要做的就是将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只要做好了便是了不起的人物。
古罗马皇帝奥勒留是一位高尚的人，同时也是一位不走运的皇帝。当他统治罗马时，这个帝国已经日渐式微，尽管他夙兴夜寐的工作，与臣下一起进行艰苦的改革，但是，沉疴之疾，令良医束手。
奥勒留清醒地认识到了国家的败象，也意识到了个人努力的局限性。这一真切感受，使他将世上的事分为两种：一种是力量范围之内的事；一种是力量范围之外的事。他强调要专注于力量范围之内的事，对力量范围之外的事则顺其自然，并欣然接受任何结果。
经商也需要这种达观和洒脱。有句老话说：“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也许是周围的亲朋好友用来安慰财产遭遇巨大损失之人或者破产者的，作为当事人很容易理解这句话，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又有几个人能承受得起？
这是人之常情！就如同人人都懂得每个人必有一死的道理，但是当生命垂危之际，又有几个人真正舍得离开这个世界？
可见，说是一回事，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些钱财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一个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经营来的，其中凝结着一个人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来得委实不易！哪那么容易忍痛割爱？哪那么容易真正洒脱地将钱财看成是身外之物？哪那么无所谓、轻飘飘地将它视之如粪土？
伍秉鉴晚年答应将大部分的家产奉献出来，自己留下一少部分安度晚年，虽然我们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其间夹杂着的些许无奈和伤感，但在对待钱财上，伍秉鉴也称得上是一个慷慨洒脱、凡事很看得开的人！
经商之人在对待财物上，就需要练就某种程度上的达观和某种程度上的洒脱。经商的乐趣，应该是超脱于钱财之外的，在利益得失、成功失败面前，保持一颗平常心，既拿得起，也要放得下，不患得患失，才能人以驭物而不为物所驭，在失去以后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有可能失而复得。
被誉为商人鼻祖的一代商圣范蠡，一生累计财富无以数计，但是他并没有成为守财如命的葛朗台。
他逃离越国、移居齐国后，不问政事，与儿子共同经商，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后来，他退回相印，将万贯家财全部遣散给了贫穷的知友与乡党，又决定远走他乡，来到陶邑，隐居下来。在此过了一段快乐清闲的日子后，范蠡开始谋划起做生意的事，他的家人颇有怨言：“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口言钱财无用，现在又想赚钱了，钱是那么好赚的吗？”
范蠡轻松一笑说：“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后来，范蠡又将家财全部周济给了周围的穷人。
在他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领悟。”这是范蠡善于经商赚钱但又不以囤积财富而作为人生追求的思想境界，司马迁引用老子的话“君子富，好行其德”来称赞范蠡把有形的金钱财富有效地转化为自己德行的做法一点也不为过。
真正有所作为的成功商人，要追求的不应该是赚得多少银两，而应是经商赚钱的过程，钱财只是一个人成功的象征，而非追求的终极目标。成功了，有钱了，能将钱更好的造福社会乃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对于现代人来说，客观地看待名和利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生比谁的成绩好，老师比谁的升学率高，医生比谁的病人多，商人比谁赚的钱多，居民比谁的房子大，大款比谁的存款多……就这一个“比”字就揭示了人们追逐名的同时也在追逐利，这虽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一味贪图名利，终将会在金钱中迷失自己。
纵览首富之财富进化史
伍秉鉴最终以悲剧性的结尾为自己的从商生涯画上了句号，虽然我们不能苛求他超越时代，成为无往不胜的商人，但是从这位首富的财富志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首富的进化史，和他追寻财富的启示录。
人类漫长的财富增长史，曾经经历过一次伟大的转折，那就是财富的聚敛方式的变化。起先是以原先的烧杀抢掠等粗暴野蛮的方式强行占有黄金、皮毛、土地、珠宝等稀有宝贵财产，或者凭借手中的特权将非己之物强行占为己有。财富积累的过程常常伴随着泪水和血腥，也伴随着贪婪和野蛮，只是人类进入到了近代文明时期，获取财富的方式才转而依赖于技术发明、制度创新等智慧和汗水的创造。
但是，从古至今，财富积累起来之后的惶恐不安心理，并没有随着社会文明的递增而减弱，从吕不韦、邓通，到沈万三、刘瑾，伍秉鉴，其财富人生的大起大落，都与中国制度、文化和道德方面固有的不足有很大关系。
首先，从制度方面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出现一部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法典，也就是说财富从来没有获得过制度上的保护。《诗经》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都是人治大于法治，商人阶层可以积累大量财富，法律却禁止他们穿戴丝绸衣物、乘坐华丽的车驾，他们的子女都不能从政做官，而且被发送边疆从事开荒的可能性比普通人更大。赘婿和后父就更没地位了，他们婚后都要到妻子家中生活，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在这种情形下，个人的财产安全无时无刻不处在风险之中。
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位体恤百姓疾苦的仁义之君，他们施政以德，使得国富民丰，但也难免后来的继任者昏庸腐败，战争不断，加重人民负担，搞得民不聊生。这种只靠人治、缺乏严肃法律制度保障的做法，是无法长久保护人民私有财产的。因为穷困的百姓到了衣食无保的地步就会走上极端的道路，成为疯狂劫掠的暴民，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拥有财富的富人。
此外，由于官僚政府的强大，“话语权”相对微弱的商人不能在制度中占据主动，最终无法逃脱衰败的噩运。
例如，周庄的沈万三，富得连皇帝朱元璋都眼红，给军队的军饷比朝廷还多，但“富可敌国”的人，怎么得到朝廷的放心？皇帝一声令下，一个财富王国马上消散。由此可见，在没有人权的专制社会，一个人即使拥有的财富再多，也可能因为皇上的一道圣旨变为穷光蛋，更何况那些经济状况一般的从商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