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鉴在财富积累道路上跌宕起伏的一生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对于这样一个十分复杂而又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如何表现，向来众说纷纭。岭南名士谭莹在所撰的墓碑文中写道：“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这正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伍秉鉴的一生，为什么会如此大起大落？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失败的教训又在哪里？如何看待晚清波诡云谲、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呢？
历经百年沧桑之十三行
1843年经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击的大清朝国势渐渐颓危，此时的十三行也经历了风雨沧桑的变化和数次大火的磨难，而每次大火都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十三行商馆房屋密集，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很容易着火。根据史料记载，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当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清朝道光年间的1840年，不仅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广州十三行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一年的9月18日，祝融光顾十三行，一个叫汪鼎的文人亲眼目睹了这场劫难，并将这件事记在《雨韭盒笔记》中。
据这位目睹者介绍，刚开始时，火苗势头很小，仅是在太平门外蔓延，午夜时分，有人发现火情，被吓得发出一两声惊叫，但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
在这儿长期居住的商人从呼叫声中听出是发生了火灾，但都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乾隆年间不也发生过一场大火嘛？这叫火烧旺地，大火烧不尽，才能带来千百年不灭的“旺”。
这些人哪料到惊呼声越来越大，其间夹杂着叫骂声与哭喊声，这才意识到大势不妙。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时已经被肆虐的大火包围，无法逃脱，只好惊惧而无奈地眼瞅着火蛇吞食整条街，大火一直肆虐了七天七夜才渐渐熄灭。
政府官员闻讯而来，一脸怒色，问讯事故缘起，但无人能提供准确答案，这些官员只好懒散地找了几个目击者，记录下大火燃烧时的情形，将此事件定性为天灾人祸，还要找最初的肇事者，但人们早就被吓得都落荒而逃，最后官员只好抓了几个叫花子回去交差了。
此次火灾焚烧15000余户，洋行11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都被烧毁，经济损失约白银4000多万两。
命运多舛的十三行所受的遭遇并未到此为止。清朝咸丰六年（1856年），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
12月15日深夜，英军一把大火将十三行各行栈9000多间房屋烧毁，广州守城的兵勇及居民愤恨外国侵略者的横暴，将英美法等国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烧得通透，大火迅速蔓延至十三行所在的区域，兴旺的十三行也被烧得一干二净。银子在大火中融化，凝结在水沟中长达数里，火熄后结成一条银链，牢不可破，由此可见当时行商规模的奢昂与庞大。
昔日有着170多年辉煌历史的十三行终于在这次大火中寿终正寝了，而伍秉鉴所创造的辉煌时代，也随着这场大火烟消云散，成为了人们永远的记忆。
相对于隆隆的炮火，珠江边上一个繁华商埠的消失可能会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它就像一个象征式的符号，预演了晚清帝国大厦的崩塌。
西方人回到广州时，发现十三行地区早已变成残垣断壁，昔日繁华景象，火后满目疮痍。“离我最初开始在这里居住已近35年，这个地方简直无法辨认了。这里完全变成废墟。甚至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1856年，美国人亨特重返广州十三行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十三行衰落后，西方列强继而转向清政府强租沙面，拉开了在中国租界行使“强权加特权”的历史序幕。
“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心下一次要把它找回来。”对于十三行而言，这句话同样适用。如今的十三行仅剩“十三行路”的地名，但在街头巷尾，人们聊天时仍会很自然地提到当年起火的那条街——似乎大家都很关心那些“火烧”的旺地，习惯于从眼前的由洋行名称演变而来的街道追忆当年十三行流金淌银的黄金岁月。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游弋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寻求单纯的安慰，而是在向后的泅渡中思索更好向前的方式。
十三行对现代的深远影响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滋育着十三行的珠江，像银河落江底，数不清的繁星在江中闪烁，两边的华灯闪亮，将堤岸和又长又宽的珠江照得如同白昼。如今的十三行只有那龙溪首约、龙溪二约、潘家祠道等地名，还在感伤地向世人诉说300年前一个十三行家族曾经的辉煌繁华，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十三行所衍生的产物，却并非造就了繁荣的外贸和催生了潘、伍、卢、叶几大富有的行商群体这样简单，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商业的范围，它在最大程度上，通过海洋文明让世界了解了中国，让世界知道了一个东方古老国度的富庶与色彩斑斓，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辐射作用。
十三行贸易促进了广州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密切了内地与边远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联系。
十三行时代，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自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交锋与融合。随着十三行外贸的兴盛，西方的艺术家、工程师、传教士也纷纷随商船来华，医学技术、绘画艺术、机械制造技术、建筑技术等西方文化由此传入中国。
在从事外贸活动的同时，十三行的诸多名门望族多在西关一带建屋而居，孕育出具有浓郁岭南色彩的西关文化，其中当时绘画人的作品特色鲜明，随时随地卖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和海员，被称为外销画。成百上千的外销画，真实地记录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风俗地貌，被誉为中国风物的手绘照片，在欧美的众多博物馆都有收藏。
还有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和书籍等不断地传往西方，让中国了解了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随着五口通商的实施，特别是上海开埠后，西方商人纷至沓来，广东的买办商人也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四五十年代上海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2／3的惊人比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
广州对于商业精神的沿袭，更是根深蒂固。直到现在，我们依旧不难发现当地那些足智多谋的中国商界精英为开拓广州国际市场而忙碌的身影。它虽然没有像十三行那样，催生一大批靠外贸发家的世界级富豪，却在几十年后，为“中国制造”提供了走向世界最有力的平台，成就了珠三角、长三角一大批靠贴牌生产发家的制造业富豪。
此外，1832年英国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借用伍家“怡和行”老字号的号名，创办的“怡和洋行”，鸦片战争后总部迁至香港，成为远东最大财阀，对香港早期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素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的说法。至今其在香港仍维持相当的业务，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香港空运货站、惠康超市、宜家家居等，员工总数超过10万。
大胆接触新鲜事物的行商精神
广州十三行虽然仅仅是西关一个巴掌大的地盘，但是十三行人绝对不是孤陋寡闻、鼠目寸光之辈，相反，他们都有着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在闭关锁国的政治环境下悄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活动，积极与华夏大地之外的整个世界融为一体。
他们还与两淮、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然而他们身上却有着与后两者不同的品质特征，他们不但擅长贸易，而且还有着岭南人胆大务实、冒险拼搏、敢为天下先的性格，他们是域外投资建设的第一批人。
早在光绪年间，就有行商远涉美洲，在异国他乡进行教育项目的投资，为北美华侨兴办中国学校做了铺垫。
此外，还有北欧国家瑞典史料记载，当时瑞典有二三十只以广州为基地的帆船，十三行的潘启官、陈捷官、颜时瑛以及其他9家贸易商行曾经积极为这些帆船出资。
此外，保险业、证券、铁路建设等先人闻所未闻、未曾涉足的新领域他们都敢于大胆投资，表现出高涨热情，而且在境外投资的举动并不是一两家行商，可以说，这是这个商业圈的“集体活动”，很好地证明了十三行的民商性质，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商业原则与独立思想，有着深刻的反抗精神，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而非盲目地与朝廷站在统一利益战线上的官商。
而且，以当时盲目自大的清廷看来，大清国物资丰盈，什么都不缺，竟有国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搞投资，有失天朝上国的体面，是绝对不被准许的，行商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清朝廷不知道的情况下私自运作的，不可能将他们归为传统观念中的官方利益的代言人。
除了境外投资，十三行商人境外私人贸易也很频繁。所谓的私人贸易，就是不经过清政府的，是商行私下与外商进行的。
在德国柏林钱币博物馆，有一枚银币，正面是普鲁士国王头像，背后是一位穿清朝服装的广州商人，身后还放着一箱茶叶，这是乾隆十七年为首次远航广州的普鲁士商船打造的纪念币，是欧洲唯一有清朝人像的货币。可见当时十三行人已经在境外自由商贸活动的积极频繁。
此外，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藏有一幅描写行商在瑞典贸易的油画，画上的一位行商据有人考证就是十三行之一同文行的潘振承。如果被证实的话，就可以说，潘振承是最早一批随外洋船只前往欧美、极具开拓创新精神的中国商人。
十三行商人大都勇于接触新鲜事物。当18世纪60年代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使用汇票时，就有行商发现了它节奏快效率高的优点，用到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成为中国使用汇票的第一人。这在当时对只知以白银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成为了十三行商人接受西方新事物的早期事例，这足足比汇票在华普遍使用早了50年。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来华的洋船中，见到“广州号”“中国皇后号”等中国名称。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Canton市、乔治亚州的Canton县等都是以“广州”命名的城镇，俄亥俄州东北部的“Can-ton”是美国最大的“广州”。这说明十三行当时已经具有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和渗透力。
十三行注定了的悲剧命运
十三行喂饱了当时昏庸腐败的清政府，所以有人形容它是清政府的摇钱树和聚宝盆，在留下的记载中，当时的人们把十三行商馆描绘成为“金山银海，堆满银钱”，但是十三行的诞生和兴旺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奉行“闭关锁国”贸易政策的产物，是帝制模式下的外贸，是当时中外贸易畸形发展催生出的怪胎。
对于洋人而言，他们是官商，都是御赐贸易官，都有官品，所以他们可以在洋人面前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对官府而言，他们虽然顶着冠戴，但本质上又是民商，不享有任何实权，清政府没有对其投入过一分钱，不像洋务运动时期官方创办的电报局、招商局、机械采煤的洋矿，政府有官款或官股在其中，所以他们在政府官员面前只能奴颜婢膝，唯唯诺诺。这种亦官亦商、非官非商的特殊身份，天然有其软肋，从一开始，由于体制问题，十三行的悲剧便已是注定了的。
行商人靠中国丰富的物产和朝廷赐予的贸易特权，迅速成长为当时民间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一代风云人物，但是行商的急速膨胀是畸形的，非健康的，和当时的清廷一样外强中干，一样虚胖。
广州十三行独特的历史，其实是一口通商导致一口独大的畸形历史，十三行局部的富有是以牺牲全局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当全局衰败的时候也就必然决定了它的悲剧下场。
例如，中国大宗出口货物茶叶，大多产于福建、安徽。清政府规定：茶叶必须在内地陆路运输到广州，不准由海上就近运输。这样，经过沿途关卡，层层勒索，不但成本增加，而且茶叶易于变质。
嘉庆年间，有人请求准许福建茶叶在厦门出口，清廷“传旨申饬”，说是明系由奸商怂恿，冒昧陈请，顽固地坚持长途运输茶叶的旧政策，说什么，“虔受约束，为法甚善，必应永远遵行”。类似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清王朝历来对外来交往严加控制，一方面严禁商民出海贸易，严格限制造船的规模，限制瓷器、丝绸、茶叶等国产货物出口：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不给别人，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表现。另一方面，对西方贸易船只予以严格限制，尽量减少通商口岸的数量，并且对外商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订规条、稽查防范：外人也别想上我家来，我能丰衣足食，你的东西我也不稀罕，别再把我们中国人教坏了。追其原因，是因为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比较稳定，不需要外来商品，就可以自供自给。同时清朝统治者害怕外国商人与沿海人民接触会滋扰生事，推翻它的统治。这是造成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虚骄自大、闭关自守的很大原因。
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虽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这种手段太简单、太被动、太消极、太落后了，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例如，清政府曾规定：每只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柄，不但煮饭烧水生活上很不方便，而且在海盗猖獗的洋面航行，丧失了自卫手段。又对出海商船预先规定了往返日期……由于风涛难测，航行日期有时大大超过规定的日期，时有发生断粮的威胁。（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种烦琐不合理的规定在限制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造成了沉闷、闭塞、停滞、倒退的景象。
例如，有官吏指出：“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
闭关锁国政策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拉大了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科技水平差距，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
此外，消极的防御未能从根本上抵挡殖民势力的侵略，反而进一步导致了统治阶级的愚昧无知和封闭落后，致使大清国与西方差距越来越大，逐渐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