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对所谓的“唱歌机器”、英国的钟表、机械玩具等着迷，但是这种生意的规模很小，而且只是昙花一现。最后他们将目光集中到了成本相当低、而且还可以保证长久消费的特殊商品——鸦片上。19世纪中期的一位英国官员指出：“我们带到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没能真正流行起来。要打开他们的铁石心肠，鸦片是唯一有效的‘芝麻开门’式的秘诀。”
换一个角度来说，就算中国方面愿意与中国通商，在当时的情况下，英商也不会在中国取得市场，英商若要改变中国长期出超的局面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腐败制度决定了英商只能另辟蹊径，将目光集中到了鸦片或类似的特殊产品上。
鸦片、大麻、海洛因、可卡因在世界多数地方都属于非法毒品，不仅毒害人的身体，腐蚀人的精神，吸食成瘾者，身体逐渐衰弱，精力耗散，神志委靡，久成废人。但成瘾性物质的交易意味着巨额利润。
于是，无法通过正当贸易获利的英国商人，为了赢利，开始以澳门作中转站，不惜铤而走险走私鸦片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贸易由此发生了彻底逆转。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收入为白银77894两，到了1780年，迅速上升至145443两，翻了一番，一举改变了白银外流的局面。一些不法外商通过走私鸦片，也大赚黑钱，这其中就包括与伍秉鉴关系密切的洋人，如伍秉鉴的干儿子美国旗昌洋行老板约翰·福布斯，也包括伍家担保的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他们都是鸦片大走私商。
英商走私鸦片，清廷着手禁烟
接下来，赚得大量白银的英商鸦片走私活动日益猖獗，1729年以前，英国商人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不过200箱。1773年，英国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到1800年猛增到4100箱。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那年，鸦片年输入竟高达7000箱。1838年，就达到了40000余箱的最高纪录！鸦片输入的量如同飙升的温度计，噌地一下就上去了。
鸦片在清国的兴起，不仅仅给西方列强带来贸易和经济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软肋，大清国民那种看起来已成为一种坚强习惯的道德操守和淡泊民风，在这黑黑的药丸面前，不堪一击。吸食鸦片“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顶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1835年前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鸦片输入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之前大清国政府“中国物产欧人取之是必需品，欧洲物产中国取之不过是不必要的东西”的傲慢态度被鸦片的魔术一举粉碎了，中国成了欧美制品的大市场。
对清政府来说，鸦片贸易最直接的后果是白银的大量外流，给其财政造成了极大困难。根据黄爵滋的奏疏，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1831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1834年），岁漏银两千余万两。自道光十四年至今（编者注：即1838年），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第485页）
此外，鸦片泛滥，银价飞腾也严重地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削弱了封建统治。清朝各级官吏，吸食鸦片的很多，他们吞云吐雾，终日昏昏沉沉，不理政务，更增加了寄生性和腐朽性。打仗的吸食鸦片战斗力变得很差，士兵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
清政府逐渐察觉吸食鸦片对国民身心的严重危害和对国家财政的威胁，便对鸦片贩子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早在1729年，雍正帝就曾颁布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1800年，嘉庆帝一上台就赶紧下令严禁鸦片入口，规定凡外国商船来粤，须先由行商具结，保证进入黄埔的货船不夹带鸦片。清政府起初以为：只要它一声令下，禁烟就会非常成功。没想到禁令一道道颁布下去了，鸦片贸易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一天天地猖獗起来了。
于是鸦片问题注定成为清朝历代最高领导人万分关注却又难以解决的“老大难”，父亲把问题传给儿子，一代传了一代，到了道光时代，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决定成为鸦片贸易的终结者。
道光接班后本也充满自信肯定比他父亲强的，命令满族贵族阮元、达三狠抓落实，结果这俩官油子只回答他八字方针：暂事羁縻，徐图驱逐。就这样一拖拖了10年！
有令不行，禁令并不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铁板一块，远在南方的广州便是如此，那里有人数众多的外国商人，有形形色色的外国产品，那里还有繁忙的中外贸易，鸦片贩子想出用“快蟹”“扒龙”（帆张三桅，左右快桨各二三十，配备枪炮，航行快速的走私船）等特制快艇，没有炮械，有水手百数十个，左右各五六十快桨，从停泊零丁洋面的趸船起运鸦片，行驶如飞，水师很难缉拿。到19世纪30年代，走私范围又从珠江口扩大到东南沿海。
鸦片贩子有恃无恐与清政府地方官员的腐败有关。长期以来官府的稽查就是为受贿而存在的，东印度公司的工作报告里说：满洲政府禁烟令“不过官样文章”，负责巡缉鸦片的清朝官吏贪污成风，在鸦片走私贸易中营私舞弊，以纵容鸦片私运以为发财机会，在得到一笔贿赂之后，便不加过问，甚至掩护和参与鸦片走私。在官吏们的包庇纵容下，烟贩们比从前更加猖狂地偷运鸦片，有些商船干脆就什么都不运，专事鸦片生意，鸦片的输入量有增无减。马克思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此时正值道光年间。道光皇帝是一个资质平庸，做事谨慎过度，治国缺乏定见的君主。平庸的君主有两怕：一怕被人蒙蔽，二怕被人轻视，为此不得不时时处处表现出“圣明”的一面，道光就挑剔细节，注重形式，来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结果使“多磕头，少说话”“报喜不报忧”成为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使遗害晚清政治者层出不穷。
他最信任的两个宰辅，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老曹是主张“多磕头少说话”的第一人，老穆穆彰阿比起曹振镛来更擅长窥测道光皇帝的心理，两人上下其手，把道光蒙蔽其中。没有一个跟朝廷讲国家和地方问题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搜刮、聚敛、升迁和尊荣。
这正说明道光皇帝不具备政治家的能力，治国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道光皇帝恰恰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忽视了。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鸦片战争中对林则徐的任用和罢免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
随着鸦片走私的日益猖狂，湖广总督林则徐大声疾呼：“如果不严禁鸦片，几十年后，中国将无御敌之兵，也无可筹之饷！”道光皇帝深以为然，痛下决心，严禁鸦片。他便委派这位知识渊博、为官清廉的钦差大臣——身材肥胖、胡须浓密的林则徐，到广州打击鸦片交易。
关系网发达的伍家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就已经提前得知了这一消息。因为伍秉鉴和伍绍荣通过贿赂等手段与清政府中的要官保持了很好的私下关系。其中就包括与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的交情。
穆彰阿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擅长窥测道光皇帝的心理，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一时权倾内外，至道光十七年成为道光皇帝最信任的首辅大臣。
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层受贿，从中得到肥利，发了横财。
琦善满洲正黄旗人，出生于一个世袭一等侯爵的贵族家庭。道光元年（1821年）后，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道光十一年调直隶总督，此后一直署理或实任直隶总督达十年之久。琦善在鸦片战争前是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据说，琦善与广州海关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便勾结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他狼狈为奸，欺上瞒下，通过走私获利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两银子。
为了便于和官府搞好关系，伍绍荣不仅用银两捐了个三品顶戴，而且还用银两买通了琦善和穆彰阿，让他们一个劲儿地给他做后台，朝廷有什么重大内情要第一时间通知于他。这两位都是见钱眼开的大臣，只要能得到钱，什么事都好办。
就这样，在清政府派遣林则徐到广州收缴鸦片之前，穆彰阿指使琦善给广州的伍绍荣写了一封信，信中指示他们在广州的亲信伍绍荣，就如何对待禁烟、如何对付林则徐等问题，做了安排。然后，派人用六百里急传的速度送到广州。
伍绍荣第一时间得知朝廷禁烟消息，心里又踏实，又有几分不安，让他放心的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投在两位大人那儿的十万两银子没有白花，不安的是信中说林则徐已被皇上封为钦差大臣，近日即赴广东禁烟，而且皇上赋给了他很大的权力，形势非常紧急。
伍绍荣虽然没有与林则徐谋过面，但是他对林则徐早有耳闻，知道此位钦差大臣绝非等闲之辈，生性刚正不阿，对鸦片的危害已经深恶痛绝，已下定决心要将鸦片消灭干净。穆彰阿和琦善在信中特意提醒伍绍荣要多加小心，以防被林则徐抓住漏洞，最后还叮嘱伍绍荣不要此时透露出去，以免给他们招惹麻烦。
在看完信后，伍绍荣再也没有心思合计生意，心急火燎地奔十三行的公行去了，他要尽快把形势告知中外商人。
与大鸦片商颠地的较量
伍家与外国商人联系甚密，嘉庆十四年至取消公行时止，英国驻华历任商务监督，都与伍家打交道，因此伍家与外国外交代表、军政官员、重要外商常有来往，特别是和美国在华最大鸦片商旗昌洋行、英国鸦片商查顿-马地臣行、颠地关系更深。
颠地是英国的大商人。他在广州与查顿相齐名，他开设的宝顺洋行，仅次查顿、马地臣开设的怡和洋行，也都是当时有名的英国鸦片走私贩子。
颠地大量走私鸦片，在鸦片战争前早已臭名彰着，1836年许球的禁烟奏折中提出查拿，后来，邓廷桢、骆秉章奏折中都指出他实为奸夷之“渠魁”。林则徐赴粤禁烟之前，对他的走私情况相当清楚，是林则徐出京前派人重点密访查拿的大烟贩。
伍绍荣慌慌张张来到十三行首先找到颠地。颠地这个人人高马大，大腹便便，看上去似乎勇猛无比；一头打着卷的黄发，还有外国人标志性的高高耸起的鹰勾鼻，而对面的伍绍荣，身穿长袍，头戴小帽，一对小黑眼，一副瘦骨嶙峋的模样，二人形成鲜明的对照，看上去十分有意思。
正坐在沙发上的颠地见到伍绍荣惊惶失措的样子，却异常平静地问道：“伍大人前来，不知有何要事要议？”
伍绍荣连忙走进了，说道：“有事，有事，这件事非同小可。”
颠地把双手朝身后一背，晃了晃肥胖的身体，不以为然地问道：“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把伍大人急成这个样子！”
伍绍荣告诉颠地说朝廷已经决定要派林大人前来广州禁烟。
“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就这么点破事就把伍大人急成这等模样？”颠地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伍绍荣还以为自己哪儿说的不对了，一下子变得目瞪口呆起来。颠地见伍绍荣那傻愣傻愣的样子，笑得更加起劲儿了。
伍绍荣想问又不好意思地问道：“不知……颠地先生……是什么意思？”
颠地轻蔑地说：“禁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谁又能禁得了呢？这只能是无稽之谈。禁烟的结果只能是越禁鸦片越泛滥；越禁，鸦片商赚的钱越多。你不觉得清廷很幼稚吗？”颠地若无其事地抽着他的雪茄烟。
颠地的态度让伍绍荣很着急，颠地越不把朝廷的这次禁烟当回事，伍绍荣就越有危机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但他又不得不强捺着性子把此事的重要性详细地做了一番分析，希望引起颠地的重视：“颠地先生，这次朝廷派来的官吏绝非等闲之辈，曾誓与禁烟一事相始终，态度异常坚决，手段颇为强硬，不可小觑之。”
颠地嗤之以鼻地说：“伍先生，你不用害怕，我们之间干了这么多年的鸦片生意，不是也没出现什么大的差错？难道钦差大人一来，就搁浅了？不！你们大清王朝做禁烟的官员我见得多了，他们都是畏首畏尾、贪财如命之辈。按照以往中国官员宣布禁烟惯例，只要交出一笔可观的贿赂，便可相安无事。”
颠地停顿了一下，又压低了声音，小声说道：“现在零丁洋上还停留着我的二十多只船呢，一旦有机会，我还会有大把大把的钱可赚的。”说着说着，颠地把双掌合在一起，轻轻揉搓着，嘴角上挂着心满意足的表情，仿佛在他面前摆满了数不尽的白花花的银子。
伍绍荣苦苦规劝：“不，不，颠地先生，这位大臣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绝对不是贿赂贿赂就能蒙混过关的。还是希望你做些准备为好，有备才能无患啊。”
颠地似乎被说动了：“照伍大人的意思，我该怎么对付？”
“我还是规劝阁下配合一下朝廷，把所有的鸦片统统运走，等过去这阵风再说。”
颠地一听要让他把鸦片运走，立刻站起来反对说：“不！我绝不会丢我们大英国民的脸！”
伍绍荣见颠地又变得如此强硬，额角上立刻渗出豆大的汗珠，他是拿这位犟驴一点办法没有了，只能干着急……
颠地的态度完全出乎伍家的意料，这让他想起了五年前的“律劳卑事件”。
威廉·约翰·内皮尔勋爵（Wiliam John Load Napier），被满清政府有意将其名字翻译为“律劳卑”，似乎是指内皮尔勋爵是个身份卑贱的蛮夷苦力。其实人家是苏格兰贵族，1833年12月10日，皇家委员会任命内皮尔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以总理对华贸易事宜。
被派往澳门时，巴麦尊对内皮尔勋爵嘱咐说：“阁下到达广州后，应即以信函通知（两广）总督。阁下之职责，除保护并扶助英国臣民对广州商港的贸易外，查明在中国领土内有无他港扩展商业的可能性，也是主要任务之一。为达到此目的，阁下不应放过任何可以促成与中国各地方政府产生商业关系之机会。于此，我们切望与北京朝廷建立直接往来关系，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除有特殊情况，英国兵船不得越入虎门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