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劳卑不熟悉中国国情，广州十三行的行商领袖伍秉鉴告诉律劳卑表示要他务必遵守《大清律例》和贸易规则，而且不可擅进广州，律劳卑对于伍秉鉴的劝说油盐不进，他认为这些都是清政府无礼的规定，没有在澳门等待批准，径自前往广州，并向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但问题是，数十年来，广州贸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国官员和外国人直接交往。卢坤认为这封公函是对其一品大员身份的侮辱，再加上擅自进驻广州两项罪名，不亚于开车超速、轧实线，再加上闯了红灯。这公函遭到断然拒绝，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服从。他认为卢坤是北京当局任命的广东省最高长官，而他是伦敦任命的驻华官员，两下应该平等交往，他凭什么要以下属的姿态同卢坤会见呢？卢坤则命令行商准备停止与英商贸易，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又派兵包围英商馆。
律劳卑不甘示弱，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同时派军舰去印度接兵。与此同时，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68只战船用武力对付。律劳卑虽因患疟，但仍顶住封港令和封锁达17日之久，最后黯然回到澳门，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据说勋爵临终之际，曾经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去信，请求政府以武力对华，洗雪北京当局前后三次对于英国使节的“奇耻大辱”（即马戈尔尼、阿美士德访华风波和律劳卑事件）。有学者认为，“律劳卑事件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伍秉鉴又作何感想呢？
1839：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
1839年3月10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二十五，传统的新年刚过去，恢复往日平静的伍氏花园中，一位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正在小憩，他就是广东十三行首领伍秉鉴。
这一年功成名遂、名利双收的伍秉鉴，按说可以安安静静地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了，但是老天并没有给他这个福分。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巨额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使他在清政府和洋商的夹缝中安享晚年，他再也无心打理生意，整日里守在书房长吁短叹，消沉之极。
他为何如此消沉？又为何而长吁短叹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一天，林则徐长途跋涉1900多公里，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带着他禁烟销烟的光荣使命，终于到达广州。他身穿道光皇帝召见时赏赐的黄马褂，顶戴花翎，官气十足，广州城万人空巷，争着一睹钦差大臣的风采，而伍家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林则徐来到广州就下令立即停止所有“大烟”交易，并要求洋商无条件上缴所有在广州的鸦片，违者财物全部充公、人就地正法。
当伍秉鉴从儿子伍绍荣那里得知此消息时，岂止是寝食难安，心绪不宁？
十三行并不是单纯的对外贸易商行，它还肩负着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的重任。如今大量鸦片流入中国，伍秉鉴作为半官半商的十三行领袖，自然难以逃脱干系。
林则徐来广州前的3月8日，伍家父子曾召集所有广州十三行各行商掌门人以及驻广州的外商洋行首脑秘密开会，与会的人员都能感受到强烈的紧张、压抑气氛。
伍秉鉴头戴红顶，正襟危坐，将林大人前来严禁鸦片这件关系到各行商生死存亡的大事告知各位，并提醒说，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朝廷是要动真格的了。希望各行商凡有牵涉鸦片生意的，务要停顿下来，还警告那些外国商人说，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在紧要关头，须得同舟共济，不要硬碰硬。
但有的鸦片走私商却不以为然，仍是我行我素。因为他们与中国官员常年打交道，觉得自己对中国官员的做派再熟悉不过了。这么多年，各级缉私查禁鸦片的官吏和兵卒十之八九是雷声大雨点小，做做表面文章，收受贿赂后就回京交差去了，所以他们根本不把这次禁烟放在眼里，再凭借与当地官吏多年维持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既不主动销毁鸦片，也不打道回府，只是把装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暂时隐藏起来，想等风声没那么紧了，再放回来。
他们哪里料到这次朝廷派来的大臣与以往完全不同，刚正不阿的林则徐甫一上任，便召集各级官员，广泛了解鸦片在各地的泛滥程度，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就发布《关防示稿》，向全体官民宣布：“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办，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另一个告示《收呈示稿》明确表明钦差大臣到广州查办海关、严拿烟贩、严禁鸦片，搜查和封存所有与经营鸦片有关的商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信心和决心。
朝廷和洋人在这次对峙中的态度完全出乎伍秉鉴的意料，处于中间的伍秉鉴预感到一场危机即将到来。那一夜，江对面的他忧心忡忡、彻夜未眠，一方是多年来的贸易伙伴，一方是朝廷官府，得罪了哪边对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尽力避免矛盾。
3月18日，林则徐封闭了广州城内所有烟馆，尔后召来了行商问话，在场的官员、士兵无不被林则徐的气势所震撼，即使没有犯纪违法的人也心惊肉跳、毛发直竖，面色如土，有的甚至身体像一堆烂泥，连跪都跪不稳，吓得早已瘫倒在地上。
林则徐拿伍秉鉴父子问话，责令三日内务要传谕洋商缴烟具结，并公开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事后，伍秉鉴又向外商讲明了利害关系，希望大家能从长远考虑，积极配合政府的检查工作。一些小规模的鸦片贩子也感到了这位钦差大臣雷厉风行、老成干练的不同做派，似乎不像以前的官吏那样好对付，心里似乎有点害怕了。
在林则徐的重压下，半官半商的伍秉鉴东家跑西家走，从洋人手里缴来1037箱鸦片并及时交给林则徐，希望这场风波能到此结束，哪想到不仅得罪了自己的贸易伙伴，而且还惹得林则徐大发雷霆。
原来，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就已经派人对广州的鸦片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得知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也是怡和行担保的英商颠地“本系着名贩卖鸦片之奸夷”“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该夷民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邸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
以前颠地曾是清政府多次要缉拿的对象，但他都通过贿赂地方官员的方式得以逃脱。但这次遇到了清正廉明、态度强硬的林则徐，看来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但是，无论林则徐怎么审办颠地，颠地的态度毫无改变，林则徐认为是因为有伍家在背后给他撑腰，于是，又将矛头转向了伍家父子，让他们知道知道本大人的厉害。
3月23日，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锁枷加身，捉拿归案。伍家一看事情越闹越大了，为了息事宁人，表示愿意拿出个人家产效命朝廷，林则徐不同常人，哪里会收取他的家资，立刻大声喝令：“大胆伍浩官，你竟敢用钱财来通融本大人，你把本大人当成什么了。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说完，立即将伍绍荣押入大牢。
此外，伍秉鉴和潘正炜也被革去职衔，套上锁链，以迫使颠地就范。后来，林则徐给了伍秉鉴立功赎罪的机会，将其释放。
伍浩官出了钦差的行辕，不敢稍作停留，便直奔向十三行街的英人商馆，生死在即，性命攸关，那种急切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过万幸的是：“毕竟林大人没有把我处斩，让我戴罪立功。只是洋人的脸色我是知道的，只好见机行事了。”
哪知道颠地根本不吃这一套，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伍秉鉴承诺说拿出自己的财产来赔偿外商的损失，来换他与清政府的合作，他也不干。
林则徐见此无效，便采取强硬措施，对一些不听话的外商采取封锁商馆、断绝通信、断水断粮等非常手段实行行之有效的军事管制，又命令澳门的葡方官吏，驱逐所有英人！
伍秉鉴知道其实有许多外国商人并没有涉及鸦片走私，这种“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做法很容易涉及无辜，激化中外矛盾，造成事态扩大化。有鉴于此，伍秉鉴让儿子帮助外商买进糖、油，供给用水等，并派人送去鸡、火腿、面包和饼干等食品。而这种人道化的做法，后来也成了伍家是汉奸的罪证之一。
最后，难以维持生计的鸦片商扛不住了，只得交出了全部鸦片。
从6月3日到6月26日，林则徐亲自监督，将收缴来的两万多箱鸦片在虎门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事件。
虎门销烟是具有伟大气魄的壮举，是正义的爱国行动，它将名垂史册，但是，当林则徐在广州大刀阔斧禁烟，为中国民众和国家根本利益进行正义斗争的时候，就在满清统治者为禁烟取得的胜利欢欣鼓舞的时候，伍秉鉴却嗅到了战争的气息。因为他太了解他的合作伙伴颠地了，他狂妄自大，完全不把大清的警示放在眼里，再加上他背后有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撑腰，义律故意要挑起事端，正为发动一场鸦片战争在英国国会聒噪不止，鼓吹对华用战，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席卷大清南门。
抑郁萧条的广州城内，风烛残年的伍秉鉴静静地半躺在椅子上，尽管南国已经是春意盎然，他仍然感到袭人的寒意。他的内心是寂寥的、彷徨的、忧患的、惆怅的。尽管他在战争的暴风骤雨中主动承担巨额赔款，捐资助国，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像伍秉鉴这样的行商，无论财富再多，也无法走出必然衰败的宿命。
蒙受民族败类之耻辱
曾经富甲天下的伍秉鉴，虽然有钱、腰杆儿挺得相当直，在外人看来，风光得很，但人家的“有钱生活”可远远没有现在富豪们那么风光，身在其中的他则苦不堪言。这种痛苦来自于他死后100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有人说他是贸易先驱，有人则指责他是“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民族败类。
争论无非是围绕着伍秉鉴一家人究竟有没有走私鸦片进行的。那么确切答案是怎样的呢？伍秉鉴是否也参与了鸦片走私？
从史料记载分析来看，伍家怡和行一向从事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不论是清宫档案，还是英国等西方国家保存的档案，都还没有发现十三行商人参与买卖鸦片的记录。政府对伍家最重的一次处罚，就是1821年，道光皇帝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以夷船私贩偷销鸦片，“洋商伍敦元（伍秉鉴）并不随时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着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
虽然走私鸦片容易来钱，可以获得暴利，但行商们却并不愿涉及。道光元年（1821），行商曾致函英国大班：“鸦片买卖事关身家性命，不得已必须秉公而行”。美国商人亨特提到：“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也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与鸦片有关，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他们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伍秉鉴的怡和行为何不愿从事这种获利颇丰的生意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大清国实行“保商制度”，官府规定，所有入口的外来船只必须由伍浩官等四家行商承保，保证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没有装载鸦片，一旦出现问题，唯行商是问，必罚重金。伍浩官等四家行商都是殷实富户，不会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铤而走险，从事这样的非法贸易。与高风险的投资或者违规的生意相比，身家殷实的行商更加倾向于从事合法的、获得稳定回报的生意。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鸦片贸易是一种在行商体制外的走私活动，一些夹带鸦片的商船往往在珠江口外卸货交易，这在十三行的贸易范围之外，是行商们无法控制的。
尽管伍家没有直接参与鸦片贸易，但是怡和行与走私鸦片的许多外商有着密切的业务关系，伍家作为十三行的首领，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应有责任，导致鸦片贸易泛滥沿海、波及全国，怎么说伍家都摆脱不了干系，受到惩罚自然是难免的。1817年，一艘由伍家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走私鸦片，被清政府广州海关查获，伍秉鉴因此负连带责任，其他商行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伍家和十三行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责任，顶多也就是一个“渎职罪”，但是从他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伊始，就被国人蒙上了“汉奸”的阴影，就有些言重了。而且战争中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当然也不契合热血爱国者的意愿，这个羞耻，天经地义地被记在直接参与战后和谈的伍家头上，伍家由此也被后世打上“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奸商印记，民族败类的名分已经背负在了他的头上，不管他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负面印记和名头，后人更没有几个人记住这位富商的名字。
鸦片战争中的义利取舍
按说英国与大清国做生意，是英国有求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有求于英国，英国人应该明白“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的道理，碰了一鼻子灰后就要好好反省自己，多熟悉熟悉中国的情况，改弦更张，即便再不情愿，也不能与清政府直接对着干，起码也要在表面上保持一副崇拜中华文明的样子，满足一下大清国的虚荣心才好办事。可是，英国商人就不情愿在大清国面前低头哈腰，而是处处与大清对抗。
英国商人不甘心它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200万英镑的收入在虎门销烟中化为乌有，回国向本国政府讲述了在中国受到的“非礼”待遇。英国政府觉得堂堂一个大英帝国怎么能受到外国人的气，在外人面前丢脸？我们得给腐朽的清政府以致命一击，让他们认识到我们大英帝国不是好惹的。
还有英国人叫嚷说：“现在极应当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很久以来，它遭受了各种的侮辱，它屡次遣派使节，赠送礼物，以争取友谊，而毫无结果。当遭受损害之后，屡次尝试以和平的、提意见的方法，求得解决，而尽归无用。它的使臣被拒回了，它的礼物被认为是贡物，它的忍耐被认为是畏惧……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注：《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二），第662-663页）。
英国人的强硬态度当然也是有资本的，那就是他们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经济上得到急速发展，并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