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了几十年的一代巨富，游刃于官与商之间，追逐于时与势之中，品够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走过了人生最为繁华的鼎盛时期。1839年古稀之年的伍秉鉴本应安心地颐养天年了，但是老天并没有给他这个福分。无论是2600万两的巨额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使他从清政府和洋商的矛盾中得到片刻清静，反而让他在中外夹缝中尝尽了人生的惆怅和寂寥……
中外贸易风波：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个人的命运走向，特别是一个与国家的政策有着重大关联的人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始终是息息相关的，大清国的兴起和衰落是怎样影响伍家事业的呢？
清政府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将会加强反对政府的力量，引发起新的骚动。因此，它执行闭关政策特别严厉，各种清规戒律、繁文缛礼，把中外交往限制在非常狭小的渠道里。（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独口通商，这在清代海外贸易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重大转变。发生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的“洪任辉事件”，是造成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直接原因。
由于有限的几个港口通商越来越不能满足大英帝国商业扩张的需要，英国政府试图打破清政府的这种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他们将目光盯向了更加靠近中国大陆腹地的沿海小城宁波，就派出了当时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商人詹姆士·弗林特（洪任辉是他的中文名字）开辟一处新的贸易地点。
乾隆得知这一情况后，将浙海关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并终于在1757年彻底关闭了宁波口岸。
但是，东印度公司对于在宁波的碰壁并不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
1759年，洪任辉到达天津，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
乾隆皇帝看了诉状后，勃然大怒，认为洪任辉擅自赴天津告状，有辱天朝的尊严，结果，洪任辉旋即被捕入狱，在澳门附近圈禁近三年，之后驱逐出境。
这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又颁布了《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
这一政策虽然为广州十三行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机遇，但是这一政策不但没有换来国家的安宁，反而为后来中外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
“一口通商”的实行给外国商人对华贸易造成诸多困难，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了。中国闭关之前，英商是一支最庞大的贸易队伍，贸易量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中国突然实行的闭关政策对它的影响自然也是最大的。
更何况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急需为廉价而优质的英国商品寻求足够广阔的海外市场，以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17世纪后，掌握了海上霸权、奉行炮舰扩张政策的英国对东方国家就抱有了侵略野心。有一天，英国商人用望远镜窥见了世界东方还有这么一片丰腴的、物产丰富、遍地黄金的国土激动不已，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么一大块可让他们倾销产品的市场！但是正当他们发现这一可以让他们获利丰厚的广阔市场之时，大清国却关起了国门。膨胀的贸易胃口要面对的却是缩小的通商关口，这一直让英国忧心忡忡、念念不忘，绞尽脑汁想撬开大清国的大门。
急于开拓海外市场的英国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消费潜力，又面对着大清国如此强硬的态度，是否善罢甘休了呢？他们究竟如何才能打开中国那扇紧闭的大门呢？这又对后来十三行的命运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英帝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尝试
洪任辉事件是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向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一次小小的冲击。自此之后，国际资本则更加阴险狡猾，他们利用鸦片进行掠夺，发动了侵略性的鸦片战争，而洪任辉事件，也就是国际资本主义侵华策略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41年指出，鸦片战争与鸦片的关系，就像美国革命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他说：“战争的起因是磕头。”
面对清政府紧逼的大门，英国人觉得没道理向中国人屈服，他们已经征服了大半个印度，为什么就不能征服中国？为此他们为打开中国大门进行了种种尝试，开始的手段还算是温和。
1792年，英国政府借着乾隆83岁寿辰典礼的名义，派出了一个庞大使团前往中国，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将近700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5艘配备64门大炮的军舰，旨在明确展示英国的实力和财富。该使团的资助者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它和伍秉鉴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伍秉鉴后来还成为该公司的债权人。
使团为首的是乔治·马戈尔尼勋爵，都柏林学院硕士学位，人长得帅，有很多成功的外交事迹，他在俄国做特使，很得俄国女皇凯瑟琳的欢心。此次奉命率领庞大使团访华，经过9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中国，在澳门外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抛锚等候。
乾隆帝觉得英国派这么大规模的英使来天朝朝拜，这为中华天朝挣足了面子，便指派大员专门迎接。1793年8月22日，马戈尔尼一行获准进入圆明园的宏雅园，9月2日赴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英国使节在这里住了十多天。
到达避暑山庄，马戈尔尼向天朝的皇帝送了代表着不列颠最先进的科技：蒸汽机、梳理机、织布机、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疆域地形的地球仪、英国最先进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此战舰装有110门大口径火炮）、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现代炮兵装备、赫哲尔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油画、英吉利画册、热气球、车辆……在1793年，距今200多年前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从皇帝私人生活来看，洋货贡品可以为宫廷带来前所未见的“奇巧玩物”，清朝这种行为实际可说已衍生为一种制度，虽然皇帝曾多次下诏号称谨行节俭、不必时常进献贵重方物，但实际口是心非，仍然嗜好“集天下物用，享人间富贵”。
清王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待也很讲排场。
到此，似乎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但是在行见面礼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段令双方不愉快的事。
按照清朝的规定，使节在觐见中国皇帝时需要实行三跪九叩之礼。清朝礼节中包括单膝跪（是奴仆见主人，下级见上级的常见礼）和双膝跪（是比较庄严正式的礼节）。除了跪还要叩头，又分为：一跪一叩、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等等，而以三跪九叩最为隆重。
中国官员要求马戈尔尼等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戈尔尼死活不同意，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他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何况在异国君主面前了。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不向别国君主叩头，不叩九次，甚至连一次也不叩，只答应行亲吻帝手和单腿下跪的礼节。而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粗俗的人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争执激烈之时，马戈尔尼甚至以不见皇帝相威胁。
在得知英国使节不肯行跪叩之礼后，乾隆皇帝非常生气，乾隆心想，我是天子，哪有让外番使节随意触摸我“龙手”的道理？还有吻手，我知道他们“夷人”有什么毛病，让他吻我的“龙手”，唾沫星子沾的到处都是……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只好互相做出让步，达成协议：在第一次觐见的宴会上，马戈尔尼对乾隆皇帝实行英国礼节，但去除亲吻手背的程序。而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庆典”上，马戈尔尼呈献国书，并实行三跪九叩之礼。
在承德参加完乾隆的万寿庆典活动后，清政府认为，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英国派出这么庞大的使团，远道重洋，送精美礼品，恐怕目的远远不只为了进贡和祝寿这么简单。
英使团觉得自己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就要求在北京多待些日子。但清政府曾规定，凡是外国使者在京逗留的时间不能超过40天，因此马戈尔尼原准备在北京过春节的计划被拒绝了。
使团是为了什么来的呢？这件事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对广州十三行的繁荣，对伍氏家族的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当初在离开英国的时候，英国国王交给马戈尔尼一封极其重要的信，让他转交给乾隆皇帝。乾隆一看，信中竟然把“天朝”大清国和“蛮夷”英吉利放在一起，岂不是与谋反无异？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岂可允许你英吉利小国同我天朝大国平起平坐？还妄想同我天朝“互通贸易”，真是蹬鼻子上脸了！
对于锁国已久的东方帝国来说，这是不可理喻的要求。盛怒之下，乾隆皇帝下达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敕谕，重申了不可动摇的闭关意向，示意马戈尔尼使团应于十月七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举行谈判，暂缓回国，遭到拒绝。于是，在没有举行谈判、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英国使团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避暑山庄，乾隆的天朝大国皇帝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英国使团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把清朝统治者搞得心里很毛，外国蛮夷之邦搞什么，反正都是蛮夷之邦，不想跟它做交易了。乾隆一气之下立即下达谕旨，传令沿途官员严加防范，以防英国人滋事。
马戈尔尼访华之后，英国数次派使团出访大清国。1816年，派阿美士德使团，要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但由于觐见的礼仪问题，与清廷争执不下，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拜之礼，被清廷逐回。
英国人对中国的朝贡制度早已不满。他们也多次试图通过谈判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却都以失败告终。
1832年，英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一只船——阿美士德号，以贸易和传教作幌子，调查了沿海驻军情况，绘制了航海图，探测了长江和黄浦江的水道。实际是为战争作了准备。
为了防止夷人寻衅滋事施行的“一口通商”政策究竟是让大清国变得更加安全了呢？还是对大清国的国事安全带来了新的隐患和危机？它是进一步促成了伍秉鉴等十三行行商的繁荣，还是由此将其引入了低谷，甚至葬送了它的前程呢？有着很强自尊心的英国人又在想什么样的花招对付自负的大清帝国呢？
“一口通商”蕴藏的中外紧张局势
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谕，给潘振承、伍秉鉴等一大批商人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促进了广州贸易的发展，粤海关每年高额递增的税收，令清廷利令智昏，官吏们每天沉浸于事业辉煌、歌舞升平之中。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觉察，这束辉煌只是地震前的一缕地光，这种和平只是地光前的一时寂静。闭关锁国的一口通商政策在将他们推向财富顶峰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将他们推向了一场日趋激烈的商战，在角逐中，中西实力的对比悄然发生变化，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
起初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由于清政府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加上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西方工业品的需求很小，使得英商为了换得东方的茶叶、丝绸等物品，不得不用银元购买，获利微薄。
就拿中国大宗出口商品茶叶来说，谁都承认中国福建的茶最好，中国的茶叶出口到英国以后，大批英国人已对茶硷上瘾，在18世纪，英国的人均消费茶叶量增加了15倍，英国很快成为对外贸易入超国。而大清王朝靠优质的茶叶、精美的丝绸、独特的瓷器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贸易顺差，白花花、响当当的银子，可全都是让中国给赚了。
例如，1765年至1768年间，中国对英贸易出超白银997704两；1795年至1799年间，出超346957两；1830年至1833年，更出超2615263两。英国人为此不得不从墨西哥筹措白银，才能持续向中国采购茶叶。全球范围内的这么折腾，到头来还要把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使英国资产阶级笼罩在焦急愤怨的情绪中。
其实，英国人对中国的积怨早就有了，但是他们总也搞不明白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没有需求？在他们眼中，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靠灌溉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虽然对与中国通商结果很不满意，但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大清国抗衡。面对着中国的通商制度，他们也只好容忍。
到了18世纪末，随着英国的发展壮大，英商已经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他们要征服世界，当然就决不能容忍中国的闭关锁国，他们要用他们的手段和逻辑和中国对话了。
西方列强会采取怎样的办法一改这被动局面呢？记得有位经济学家说过，商品不能跨过边境，士兵就会跨过边境。1836年，在欧洲的出版物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把和外人贸易的场所限定于一个狭窄的地方，并使它受着这么多的约束，是一件憾事。我们不需大动海军，也不需多费钱财，需要的不过是几只中等的军舰，带着一份拟就的条约稿本，直接到北京去。”
“强权就是真理。”他们不喜欢费心思调查研究他们的商品在中国卖不出去的原因，在我们今天看来当时英国卖给中国的东西就很可笑：他们曾经运来一大批餐刀餐叉，想象着中国这么多人口，一人一把，会很有市场，但实际上中国人不懂得刀叉的用途，而是用筷子扒饭，而中国人看到洋人吃饭居然用铁器，拿刀切，让人想到没有进化成人的类人猿；让当时中国人不可思议的还有睡衣睡帽，睡觉谁还穿衣服？除非这个人心理有毛病。另外，还有外商托运一大批钢琴到中国销售，根据他们的估算，中国大概应有两亿妇女，至少每200个妇女中会有一人喜欢钢琴，结果呢？不要说在清代了，就是在现代的家庭，恐怕买这种高雅乐器的家庭也不是很多；甚至，还有人向中国发运大批圣经，预测中国的天主教禁令取消后，随着传教士们在中国使天主福音的广布，圣经一定会成为抢手货，结果，他们都想错了。
英国人根本没有分析中国人的喜好，而是朝着歪门邪道上动心思了。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一些不法外商处心积虑要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开始琢磨：世界上什么赚钱最快？纺织品？钢铁？……削减了脑袋琢磨快速致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