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位叫亨特的美国人于19世纪末跟随商船来到广州，十分幸运地参观了几位行商的住宅，尤其是潘庭官美丽的“私人宫殿”让他大为惊叹。
他在《旧中国杂志》一书中写道：“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叫潘启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在这处房产上花费达300万法郎……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他有50个妻子和80个童仆，还不算30多名花匠和杂役等……”“得到许可到潘庭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
其中潘仕成花巨资兴建的海山仙馆是一座中西交融的私家园林，它坐落于广州城西的荔枝湾，濒临珠江，引水为湖，叠石为山，风景旖旎。“屋内柱子是镶嵌着珍珠、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名贵的家具漆着日本的油漆，房间还用法国进口的天鹅绒装饰着……另一房间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整个建筑群包括三十多组建筑物，可以容纳一个军的人。”潘家经常在此大排筵席邀请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外国使节及各地着名的文人骚客在这里会晤，观看表演。
《蜃楼志》还有大行商苏万魁下乡建屋的描写：“苏万魁在花田盖造房子，共十三进，中有小小花园一座。绕基四周，都造有两丈高的砖城，这是富户人家防备强盗的……过了三间大敞厅，便是正厅，东西两座花厅，都是锦绣装成，十分华丽。一切铺垫，系家人伍福经手，俱照城中旧宅式样。”
从上述描写中可以想象当年行商的富有程度。然而一切终将如浮华掠过，只留下涟漪。如今的潘家宅院只有海珠区南华西街的大院保留完好，这是潘正炜于19世纪20年代修建的住宅，我们只能从历史的片言只语中，看到繁荣的外贸和富有的行商群体。
投资非营利性慈善事业
伍秉鉴获取财富后，除了建造豪华庭院之外很乐意尝试投资一些非营利性的慈善事业，如今广州的一家很有名的医院就是当年伍秉鉴投资兴建的。其兴建的起因要从当时来华传教士说起。
19世纪初期，广州口岸的开放不仅迎来了大批的外国商人，而且还吸引了不少来华的欧美基督新教传教士。但是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并不受欢迎，清代人认为，我们华夏祖先开创文明之时，夷人的祖先还在欧洲大陆的森林里光着屁股，猴子似的上蹿下跳，还被猛兽追杀，和野人没什么两样，现在竟然还不辞辛苦地跑到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大清国来传教？真是不自量力！所以打心眼里很排斥他们。
其中有一位美国传教医生彼得·伯驾于1835年来到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但因为中国人历来信奉道教的比较多，对基督教这一新教不感兴趣，所以伯驾的传教活动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使得他不得不改用委婉间接的手段来达到传教的最终目的。于是，他凭借自己的医学专长很自然地想到了在广州创办一家免费的眼科医院，以此为途径进行传教。然而，当时的伯驾只是一个刚刚从国外一所高校医学专业走出来的博士生，虽然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但要创办一个相当规模的眼科医院，不仅缺乏经验，还缺少足够的经费。
怎么办呢？困难之际一个较为熟悉的人名闪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个人就是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富翁”的伍浩官。
伍浩官当时在美国的名气就如同今天美国的巴菲特在中国的名气，彼得·伯驾在美国时就多次听人提到过伍浩官这个名字。后经人指点，他登门拜访了伍浩官，就把创办眼科医院，并以此拯救中国人民的想法跟伍浩官伍秉鉴讲述了一遍。
彼得·伯驾虽然不是伍浩官的商业伙伴，但是天生对经济敏感的伍浩官无论他做什么总不忘从经济投资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考虑到这是一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大好事，同时也能借此事提高自己的名气，于是爽快地对这位陌生的外国朋友施予了援助之手，随即资助了10万银元作为创办医院的经费。
但是，对于富有商业头脑的伍浩官来说，捐钱也不是一时脑热随意答应的，而是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也是在伯驾脑子里盘旋了很久，但又不好意思对伍浩官直接提出的条件。
这个条件居然是，他所投资的这所医院不要收取任何医疗费用，免费对当地的百姓开放，这一条件正中伯驾下怀，因为他创办医院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博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然后再进行传教渗透，伯驾当然是欣然答应了。
伍秉鉴的这一善举，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深明大义的他义无返顾地援助一个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在那个人人为己、贪污腐败的年代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1835年11月4日，伯驾创建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对外营业了，它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开设的第一间教会医院，也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人不了解、也不大相信西医这玩意儿，一开始对其持有排斥心理，所以眼科医院开业几天门可罗雀，前来看病的寥寥无几。第一天一个人也没有，第二天一位长期患有青光眼的妇女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来就诊，第三天就诊人数才增至六人。
这些患者经过伯驾的诊治病情都明显减轻，人们才慢慢消除了排斥心理，开始接受洋人开办的这所医院，前来看病的人才越来越多，医院的状况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前来就诊的不仅包括当地的普通百姓，而且还有当地的清朝官员造访，其中就包括禁烟英雄林则徐。林则徐患有疝气病，经常咳嗽、气喘，1839年，他被派到广东禁烟时，听说伯驾医院的神奇治疗效果后，很想借此尝试尝试。
但是又碍于钦差大臣的身份使得他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林则徐改变了一下策略，与外国医生第一次接触不是奔着瞧病去，而是将目的转向了请伯驾翻译近代的国际法规《各国律例》这件差事上。
接下来，林则徐又向伯驾请教鸦片戒毒的药方，伯驾用中文将药方一一开出，后来才直接谈到疝气病的治疗，经过伯驾的治疗，林则徐的健康状况渐渐好转。当时的广州教会月刊《中国丛报》曾对伯驾替林则徐治病的详情做过详细记载。
伯驾经手这家医院长达20年之久，为无数中国人治好了眼疾，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到他从政，医局业务才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嘉约翰主持。在嘉约翰的主持下，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远近闻名。
爱国济民之善举
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不仅在于他赚了多少钱，还在于他如何赚到这些钱，以及用这些钱去做什么。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讲究把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所提倡的对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是在告诉人们要想真正成为一世名商就必须与时代相结合，共谋天下大利。如果一个人靠坑蒙拐骗去赚钱，把钱用来吃喝嫖赌，甚至为实现政治野心不惜搞乱社会，这样的人再有钱，也会被人们所不齿甚或被遗臭万年。
不少行商在发财之后，都选择了将爱国济民作为人生的价值诉求，在商业活动中，不单纯地谋求一己之利，而是力图对社会有所作为。他们不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国家之利，热衷公益事业。
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行商可以说功不可没。由于清代对“天花”没有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致使痘症时有暴发，时刻威胁着百姓的生命。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把中国预防天花的人痘技术改进为牛痘，牛痘使欧洲的痘症得到了有效防治。然后，西方种痘防天花的医术传到中国，十三行的富商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等广州行商捐金数千，在广州的洋行会馆设立了“种痘局”。他们积极推广种痘，无偿救助身生水痘的儿童，造福桑梓，但又不勉强别人，这样倒使愿意接种牛痘的人越来越多了。
道光八年（1828年）行商出资在北京的南海会馆设立痘局，还支持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写了牛痘疫苗，最终一本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得以出版发行，北京的医生纷纷争着学习，这就是那本着名的《种痘奇书》，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它对于牛痘防治医术的传播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
伍秉鉴等行商的确尽其所能为社会做了许多一个商人能够做到的事。从社会本位角度考虑，这些事完全可以与他无干，商人并不天然有义务关心社会问题，也没有从这些投资活动中直接获得任何利益，现在他们这么做了，表明了他们“好行其德”的良好品质。这也让他们在以后的贸易活动中获得了声誉上的无形资产，大家都觉得此人肯担当，讲道义，值得托付，加之他办事稳健、勤于职守的作风，这为他从事商业赢利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他们虽给清朝捐献了大笔银子，然而没落的清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挡住外部力量的冲击，清政府统治时期也没有扶持他们成长为一个独立创新的阶层，相反，还抑制了私人企业家在中国的崛起。清朝的政治力量成为了阻止经济发展的负面力量，因为官员不想利用行商的钱去推动国家财富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只是将其当做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库，借以用行商的银子维持他们的统治，使他们的权力扩张更有资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