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努力，伍秉鉴不仅把自己打造成了左右中国外贸市场的风云人物，而且还将怡和行打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和巨款，还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将一个生存在如此落后国家里的小商号推向了世界，锻造成了一个19世纪前期响彻国际商界的名字，暴发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红顶商人”，以富可敌国的姿态成为震惊朝野的一代巨富，写尽了人间一切快意与风流。
搭建起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
在经济活动中，任何一个主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生意是交换，是流通，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中国有句话叫“人脉决定财脉”，这不仅是现今社会生意人发家致富的一条秘籍，封建社会中的商人同样也离不开广泛的人脉作为积累财富的根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人脉的广泛程度直接决定着财富的多寡。
认识的人多了就可以优势互补，自己做不到的事，朋友可以做到，借别人之长为梯，帮助实现自己向上攀登的目的。就像是古人说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作为十三行的商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各个方面的知识都要懂。比如做丝生意，需要懂得丝蚕的养护、收购、储运等知识；要和洋人打交道，需要懂外交、懂外国规矩；要和官府打交道，需要深谙官场制度、礼议用语。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谁也不可能成为万事通，怎么办呢？那就要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圈。搞商业的朋友，搞金融的朋友，搞经济的朋友，搞航海的朋友，伍秉鉴都交。按照伍秉鉴的观点来说，自己虽然不具备某领域的知识，但交了学这方面的朋友，不必自己去学，只需依靠这些朋友，自己就可以在这些领域纵横驰骋。
这是商业奇才伍秉鉴的经商之道，他经营的怡和行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关键的一点在于与欧洲、美洲等地区的重要客户都建立并保持了广泛而密切的友好关系，依靠与这些西方客户的贸易往来为自己搭建起了稳固的财脉，不仅自己成为资方商人的代理商，而且还突破了大清地域的限制，将投资的触角延伸到大洋彼岸，建立起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促使怡和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的大财团。
搭建商业网络最重要的是不断交往，善于交往。伍秉鉴平时很注重结交外国朋友，他在海外的投资大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
有一位对伍秉鉴财富人生非常感兴趣的美国学者——穆素洁博士对这位首富广泛的商业关系圈做过专门的研究。他曾多次进出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对珍藏其中的伍秉鉴与美国客户商业往来的50多封信件进行研读，揭示了这位世界首富于19世纪在美国商业方面的发展状况。
穆素洁博士对伍秉鉴与印度人帕史和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信件往来进行过一番研究，总结了这位首富过去不被人们了解的与外商密切的商业联系。从这些信件，可以得知这些外商既包括与他有经常性贸易往来的欧美商，也包括曾与他在广州仅有过一面之缘的印度商，正是通过与这些西方商人的通信往来，建立起他在这些国家发达的贸易网络，从而发财致富。
19世纪初的中国以盛产茶叶而闻名中外，伍秉鉴就曾经租用美国的货船到欧洲开辟茶叶销售市场。1810年，有两艘装载着货物的美国船只在开往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麦海盗劫持，其中一艘船上就装有伍秉鉴价值高达58000美元的茶叶。
1833年，伍秉鉴曾经租用一艘普鲁士货船为与其一起共事的代理人——旗昌洋行的一名合伙人约翰·P·库欣贩运茶叶到汉堡，这艘货船载重200吨。
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11月21日，他给已经从广州回到波士顿的库欣写信说：“四月和五月，我把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茶叶用船运到纽约和伦敦，我认为有希望取得好的结果。”两天后在写给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则说他正将三四百吨的茶叶装船运往荷兰。信中还透露以前贩运的商货，已经取得约50％的利润等。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伍秉鉴对其国际上商业伙伴的关照和慷慨。
此外，伍秉鉴还通过其他的亚洲商人，如印度商人默万吉·马尼克吉·塔巴克，孟买的莫霍马达利·阿利·罗盖以及达达布霍伊·拉斯托姆吉等，在南亚建立起了成熟的商业贸易网络圈。
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就是伍秉鉴在孟买的其中一位代理商，由于吉吉博伊富于心计、善于钻营，很快就帮助伍秉鉴在印度建立起了完善的商业关系圈。
有一份保留下来的1842年4月24日的贸易往来账单，上面记录着伍秉鉴委托这位代理商购买珍珠送到旗昌洋行，需要支付的金额为7000卢比，伍秉鉴写道，假使资金欠缺，可以暂时由收货方旗昌洋行垫付。
不仅如此，詹姆塞特吉还帮着伍家做丝和肉桂的销售代理业务，这项业务的地点不限于孟买，而是广布于英国和印度。由于伍秉鉴是位于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詹姆塞特吉在英国销售货物赚得的利润可以直接打入该公司的财务中。由此可见，伍秉鉴的怡和行在当时与外商乃至与外国的政府建立起的非同一般的贸易联系，可以让他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在伍秉鉴看来，这些外商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不像某些中国商人，做不赢你，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所以伍秉鉴觉得，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
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
19世纪的伍秉鉴建立起了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其中包括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往来。
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18世纪8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伍秉鉴利用市场游戏规则，重视链接国际商业关系网络，经过优选，从长远眼光出发选择了执掌18世纪贸易大权牛耳、航运比较发达的英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
当时英国对中国贸易需求量最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例如，茶叶被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王冠上最贵重的宝石，有人说东印度公司的成熟期就是靠茶叶喂养的。据统计，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在当年对华贸易的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的茶叶贸易量位居第一，最主要的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的使命是购买胡椒、肉豆蔻、丁香等东方的调味品，后来它的作用逐渐扩大，不但包括买卖其他商品，还增加了航线，担当其他角色。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开展对中国的贸易，不久后成为在广州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外国商队。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英国对华贸易垄断权后，成为了十三行的主要贸易对象，外国商人中英国商人占到80%以上，而这一主体的代表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19世纪东印度公司成为全球贸易大国英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它的政策是以商业为出发点，但它拥有“政府的身体和商人的大脑”，东印度公司结为一体之后拥有极大的资本，成为英国军事统治的马前卒。也就是说当东印度公司想进攻宁波、想进攻天津、想做其他什么事的时候，它可以叫炮舰来打。这叫以商带军、以商领军。
而且东印度公司的实力之庞大，是不可想象的。以往英国跟中国做生意是从伦敦直接跟中国做的，可是从英国拿下印度以后，就以印度为基地了。
18世纪后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商人挟厚资而来华扩张贸易，清政府也想把广州十三行打造成“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与之抗衡。当时有个叫“公办夷船”政策，就是想把十三行整合在一起变成“东印度公司”，但腐败的吏治和短视的经营思路，让这个美好的设想最终落空。
伍氏怡和行居总商地位数十年，为行商首富，它是靠同西方商人进行贸易而发财致富的“食夷利者”。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早在潘家的同文行内当账房时，就已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了商业往来。福建、徽州等地的茶叶，是伍家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出售的最大量的商品。
到伍秉鉴接手怡和行后，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也进一步密切。而且他把握良机，凭借自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年的交往和良好的信誉，其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一直居行商的首位，几乎独揽了该公司的茶叶出口。1814年怡和行与该公司的茶叶合约为34000箱，占行商总额的16％；1830年为50800箱，占18％，价值120万两白银以上，利润高达30%。以红茶为例，成本价是每担202两（白银），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价为27两。换言之，每担可赚68两。加上其他商品，还有同散商和美商的贸易，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
伍家承充行商之初，东印度公司就在生意上对他格外通融，使它渡过了重重难关。后来，伍家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保商，与英商关系进一步密切，东印度公司曾评价说伍秉鉴“是一个最有用的行商”。
1800年，伍家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被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被海关官吏认为偷税漏税要进行处罚，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但伍氏家族如果没有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贸易份额，也就成不了世界首富。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怡和行不仅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份额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且还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
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1816年3月，伍家被委托保存现款折合人民币将近40万元，还有新运到的金银46箱，折合人民币约15万元。他在外商中的信誉可想而知。
当年广州十三行的伍秉鉴富可敌国，连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都要三番五次向“浩官”借贷资金，以策周转。伍秉鉴经常放贷给该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周转金，用于购买中国商品，载回英国销售。1813年该公司欠行商款总额约75万两，其中欠伍秉鉴约55万两，占73％；1823年为76万两，1824年为85万两等。马奇班克斯主席对这位中国的最大债权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出让最大的贸易份额作为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