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29年（清道光九年），17岁的美国小青年约翰·穆瑞·福布斯就已经第一次跟随商船来到中国广州浪迹江湖。当时的他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打工仔，主要以贩卖茶叶为生。后来不知因为上辈子与中国的这位首富有着怎样的缘分，能以偶然的机会鬼使神差地来到伍秉鉴经营的怡和行当学徒工。由于他机智乖巧，很有经商天赋而受到伍秉鉴的欣赏和器重，不久就被这位首富收为干儿子。
这可以说是福布斯来中国后的最大收获，他的人生轨迹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同时也证明了伍秉鉴犀利的识人眼光，这位小青年对伍秉鉴后来的投资赢利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转眼间，8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年轻的福布斯已经长到了25岁，他将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了。这一天，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把干儿子福布斯叫到身边，郑重地交给他一张50万银元的银票，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是你8年来给我打工的薪水，剩下的，就算是我对你的投资吧，希望你回去后把这笔钱用到最有发展的事业中去。”
俗话说“天助自助之人”，自己是个有出息、有前途的人，别人就有信心来帮助你，别人知道钱不会白花。在伍秉鉴，这种行为就颇有隋唐侠义之风了。
原本一文不名的穷小子福布斯含着热泪将这笔钱揣进口袋，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后，福布斯就开始考虑这笔巨款的用途。
他拿这笔钱做什么了呢？经过一番考察论证，他最终将投资的焦点集中到了刚刚兴起的美国铁路事业上。伍秉鉴怪不得将这位穷小子视为己出，看来这家伙的眼光确实不一般。
当时的美国正准备西部大开发，成群结队的人往西走，再过几年轮到淘金热，有更多的人搬家。但那年月美国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要开发，首先就要修路，尤其是修铁路。
这个发财的路子很快被福布斯看到了。福布斯很兴奋地将这个想法通过信件的方式告诉给了大洋彼岸的义父伍秉鉴，并得到了义父的大力支持。
伍秉鉴通过福布斯在铁路股票上的投资接近50万银元，福布斯就将这笔钱投资到了美国铁路建设上。包括密歇根中央铁路和密苏里河铁路等几条美国很有名气的铁路，都是福布斯投资兴建的，他因此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美国一个历史学家评价他说：“福布斯与美国铁路的关系，就像华盛顿与美国的关系。”福布斯成为美国铁路运输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美国铁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不久，美国便掀起了一股铁路热，铁路成为美国经济起飞的火车头，铁路大亨由此个个富得流油。
伍秉鉴也受其影响，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多次投资，为自己换来了更多的收益，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首领。
伍秉鉴还曾资助义子福布斯在中国建立了颇有名气的美商旗昌洋行。旗昌洋行是19世纪美国在东亚规模最大的代理商行，怡和行则长期为其担保，在几年之内，就将广东的美国商号逐个挤垮，一度垄断美国对华贸易，成为唯一和十三行做生意的美国商号。
到19世纪中叶，旗昌商人还囊括了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自从30年代美国在华设置领事的时候起，美国驻广州的领事、副领事，一直掌握在旗昌洋行手里达20多年。
基于与美商的信任关系，晚年的伍秉鉴还决定继续与旗昌洋行合伙投资，条件是美方要把每年的利息支付给他的后裔。当旗昌洋行1891年宣布破产，福布斯成为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该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的100多万美元受托基金，在1878-1891年间，该家族每年从此项基金得利息39000-45000美元。
与美国首富阿斯特跨越大西洋的握手
在与中国首富伍秉鉴做生意的外商中除了福布斯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力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八位数遗产的“千万富翁”，当年的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
1800年，37岁的阿斯特身价已高达25万美元，1848年去世时，估计遗产高达2000万-3000万美元！阿斯特能创造如此之高的财富增长速度，并不是因为他有着多么丰厚的资金，20岁的他没有朋友、金钱，也没有受过教育，靠做街边小贩勉强维持生计。也不是因为他有着多么好的运气，而是恰恰相反——美英战争、产业衰退、经济大萧条——不好的事情都让他赶上了。然而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头脑聪明、勤奋能干，有着较强的交易能力，发掘出了这些坏运气下面潜伏的一个个的机遇，靠着加工动物毛皮的生意销往遥远的世界各地而发家，包括大洋彼岸的大清帝国。
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阿斯特与伍秉鉴有了贸易上的交往。彼时，伍秉鉴即将接手伍家的事业，两位世界首富跨越大西洋，打了20年的间接交道，他们的财富，部分来自于与对方的贸易。
据记载，一次阿斯特的一艘商船运到广州十三行时所装的货物有：
“首先，是51‘克级’的‘斯倍司’（金币和银币），价值14万美元；然后，是7桶皮毛，包括2570张兔皮，1322张海獭皮，166张海狸皮，一些海豹皮和狐皮，这些计价8000美元；53桶西洋参，共1175担，但其中只有38桶有阿斯特的防错标记（IIA），价值6000美元；18捆棉花，价值约1000美元。除此之外，还有价值11万美元的小桶装和盒装的金币、银币，但这些都没有阿斯特的标记。装船的货物一共值166万美元。”
商船上精选的兔皮、海獭皮、海狸皮等上等的动物毛皮在中国很受欢迎，往往是商船刚一到十三行就被抢购一空。阿斯特将这些产品卖掉后将所获资金全部换回茶叶、瓷器和丝绸，经过半年漫长而艰辛的航行到达纽约。中国的这些产品在美国也很畅销，很快就销售一空，从此以后美国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如饥似渴。
经过一次的对华贸易，阿斯特就惊喜地发现他竟然获得了5万美元的利润，这相当于他奋斗16年全部身家的1/5！
那年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丰厚的利润回报让阿斯特兴奋无比，更增强了他与中国做生意的热情。于是他开始增大资金投入比重，添置商船，扩大贸易规模，来回奔波于美国和广州十三行之间。直到后来独揽了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再到后来学会了在全球绕着圈子做大买卖。
再后来，他用和伍秉鉴等行商做贸易积累的资金，投资到对纽约未来的大胆展望上去，购买了曼哈顿大量地产的所有权。1812年战争末期，美国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刻，阿斯特买下了所有无人购买的政府债券，阿斯特还将5000美元低息贷款的借款期限从麦迪逊政府延长到了其继任者詹姆斯·门罗的执政时期，由此获得了巨额利润。到1848年去世的时候，阿斯特已成为美国第一个千万富翁，其财富总额非常接近当时的世界首富罗特希尔的财富，除此之外再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人。
阿斯特的重要贸易伙伴伍秉鉴也是借着和阿斯特做大型贸易的机会，成为当年赫赫有名的广州大进出口商怡和行的老板的，两人互惠互利，都成为了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人物和拥有巨额财富的富翁。
奇特的“广东英语”风行商界
与外商做生意，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克服语言交流障碍。大清商人多数从未与外商打过交道，由于语言上的障碍，难以与外商建立起必要的信用关系；而外商对中国的交易习惯、货币和度量衡等也不尽熟悉，在长达百年的十三行历史中，中国商人到底是怎样和外商进行交流的？那些动辄数万的大宗生意又是怎样完成的呢？这要从十三行商人的独特发明——广东英语说起。
行商在跟外商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渐渐地熟悉了海外的交易规则，后来也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国际语言”与外商谈判。
这种国际语言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奇特的“广东英语”，它是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这种语言是在英语的基础上吸收了粤语的特殊表达而成的，伍秉鉴就是用它进行对外贸易交流的。
根据史料记载，实行闭关政策的清政府严禁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所以，广州没几个中国人能够读或写英文，同时，清政府将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定性为犯法行为，任何人如果被发现教授外国人中文，就会被处死。其中，就有一个叫刘亚匾的人，因“教授夷人读书”的罪名而被处死。这一规定，为中外商人之间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但所有的新生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孕育、为解决现实矛盾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广东英语也不例外。当时，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由于利益的驱使，当地的商人都不愿错过与外国人交往获利的机会。为了让西方贸易伙伴明白中国反复无常的贸易规则，18世纪初（大约从1715年开始），广州商人兼收并蓄，创造出了一种奇特而实用的媒介语言，即广东英语。此后它成为十三行和外商使用的商用混合语，在广州口岸流行。这是广州民间智慧的创造，也是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产物。
它起源于出现时间更早的澳门葡语。当初葡萄牙人最先进入中国的时候，这种语言在广州是以葡萄牙语的形式存在的。到了18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并逐渐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广东英语逐渐代替了葡萄牙语，使广州成为英语在我国最早立足和传播的基地。
广州商人发明这种语言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过程。聪明机智的广州人经常光顾十三行街上的店铺和其他外商经常活动的地方，认真倾听外国商人如何用英语交流，后来就慢慢模仿外国人说话的音调，依照广州话的语法习惯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来与外商交流。
美国商人亨特说，当时广州人用粤语标注每个英语单词的读音，如“man（男人）”用“慢”来标注，soup（汤）用“苏批”来标注，today（今日）用“土地”来标注。再如，它使用的量词或类别词中，汉语的“个”“份”变成“块”，如“三块报纸”（意思是三份报纸）。
随着中西贸易的日渐频密，十三行的行商们为了更方便地与西方人交流，不仅自己学习西方语言，而且要求工作人员也要学，并要有专门从事语言文字的翻译。
正是在行商们的推动下，“广东英语”才风靡一时。当时，在广州十三行商馆附近的书店，销售一本名叫《鬼话》的小册子，相当于今天的英汉对照词典，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就连瓷器彩绘作坊的画工、工匠们也都能正确地书写英、法等国的字母与名词。
广州商人创造的这种国际语言没有固定的语法，也不讲究什么逻辑关系，它似乎宁可服从于汉语表达习惯和词序，而不肯遵从英语的基本语法，置英语的数、格、人称、时、体、态等基本造句结构于不顾，就是相当于将中文词汇翻译成一个有限的词汇表。但是，广州商人这种化洋为中的民间创造巧妙地解决了中外交流的障碍，他们将外国话创化成一种当地语言的发明创造备受广州外国商人的钦佩，他们都惊叹说这些发明者应该被奉为文字之神。
对于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封建国家来说，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变革，他们也许不会背诵亨利·卢斯的那句名言：“商人必须被当做最伟大的职业。”但他们相信，民间财富的活跃才是一个城市最强劲的音符。
伍秉鉴就是用广东英语进行对外贸易交流的。当时一些外商记下了与伍秉鉴洽谈贸易的情景对话。在谈到给政府的回扣时，一个外商问浩官：“You pay he how muchee？”（你付他多少？）
伍浩官用广东英语回答说：“My pay he fitty， sikky tousand so”（我付他五六万左右。）
外商又问：“But s’pose he no contentee？”（但是假如他不满意呢？）
伍浩官回答：“S’pose he， No1， no contentee， my pay he one lac”（假如他第一次不满意，我以后再付他一笔。）
这几句话虽然是英文的读音，但语法却完全是中国化的。
广东英语对后来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五口通商以后，一些精明的广东商人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上海，带着大笔财富北上，成为上海开埠的先行者。他们用粗通的英语充当贸易中间人，于是在租界洋泾浜附近出现了一种语法不准，带有中国口音的英语，称为“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的语法特点就是没语法，即未形成独立的语法体系，我们无法依一定的规则、句型和词法来复制和扩充它。
广东英语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一些洋泾浜用语如今已通用，尤其是在香港。例如，shroff（收账员）最初指试金者和银钱兑换商，chop（印章）意思是密封或允许，godown（仓库）是货栈之意，都源于印度英语；joss（神像或好运）、amah（阿妈）则是来自葡萄牙语；hong（洋行）、taipan（大班）、junk（舢板）、chow（中国狗）则源于汉语。再如，创建于1828年的国际零售及食品制造机构“屈臣氏”的英文“Watson”就是广东英语的译音。广州的旧英文译名“Canton”，被国外许多地方取为地名，十三行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