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的文化遗迹甚多。仅举一例。一九六三年五月，武彦村挖水渠时，曾挖出东周的布币两千二百余枚，刀币两千一百余枚，从货币文字所涉及的地望看，大部分是战国时赵国的地名，如邯郸、柏人、蔺、晋阳等（见一九六五年《文物》第一期《山西原平县出土的战国货币》）。
在滹沱河东，张村对岸的峙峪村，一九六四年九月，就是我们下乡的两个月前，在赵家垴高地挖地时，曾挖出一批铜器，现存省文管会。其中有一柄青铜短剑，已断为两截，剑身长五十公分，茎有三复，为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剑器的典型形制，上铸有“攻敔王光自作用剑”八字，“攻敔”即“勾吴”，光为吴王阖闾之名。吴国宗庙之器，竟在原平发现，正好我在这儿下乡，于是我便调来考古队的勘测队，在这一带进行勘察和钻探。结果发现，赵家垴高地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葬区，地下还有十几个同时期的墓葬。战国时期，原平一带的地望属赵国，那么就可以肯定，赵家垴是一个赵国贵族的墓葬区。
峙峪村既有战国的重要墓葬区，相应的活人的活动地点一定不会很远。可能在滹沱河西一带平原，即原平、武彦一带。《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谓：“原平故城，汉原平县也，在代州崞县南三十五里。”书中所说的汉代原平与现在原平的地望正吻合。从这一带汉代瓦片陶片非常密集的情况分析，书中所引《括地志》的记载是可信的。现在的原平镇旧城仅一条短街，不像汉县规制，汉代原平县古城大有希望在这一带发现。近代考古资料证明，汉代的县城有很多是在战国城邑的基础上扩大的。如汉代的杨县（在山西洪洞）即东周时的羊舌邑；汉代的临汾县（在山西襄汾赵康村一带）可能是东周时的绛邑；汉代的安邑县（在山西夏县境）即东周魏都之安邑。只要我们进行细致的工作，一定会在这一带找到与战国墓葬同时期的古城遗址。
至于赵国贵族的墓葬里，为什么会出现吴王光的剑器，也是有缘由的。
这首先是因为，自赵武灵王二十年以后，赵国的版图扩大到现在内蒙托克托一带，“代”地由赵国的北鄙变成了内地，这一带也就成为赵国的一个重要地方了。如果不是这样，张村隔河相对的峙峪，就不会发现有吴王光的剑器，随葬在赵国贵族的墓葬。东周时，晋国为在南方对付楚国，专门培养吴国，吴国的寿梦所以能称王而“通于上国”，全是仰仗晋国的力量。春秋末年，吴国被越国消灭以后，延陵季子之后，纷纷逃往晋国，特别是晋地做官者不少。吴季札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其后人遂姓延陵。在赵襄子时，有延陵钧，赵孝成王时有延陵玉，一直到西汉时，代郡还有延陵县的设置。因之，吴国后人把他们的宗庙之器带到赵国，为赵国贵族随葬是可以理解的。
说完附近村子，再说张村的古文化遗迹。
张村村外有烽墩，当与明代的军事防御形势有关。现在的张村小学内，一通清嘉靖二年的石碑上有文字：“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四年）甲戌，猃狁匪茹深入为寇……”说明这一带在军防上是很重要的。
张村东北角二百多公尺处，有一坟地，名为冀家玮，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它的范围，经我以步踏勘（每步七十公分），东西宽度为一百八十九点七公尺，南北长度为二百二十七点五公尺。这处遗址内涵比较复杂，最多的是明代的瓦片，包括板瓦和筒瓦两种。其次为唐宋间的绳纹砖残块，还发现了一个唐代釉陶器底，有个弓姓社员挖地时还刨出一个北魏灰陶小瓶。比较早期的有汉代的绳纹陶片和绳纹、方格纹瓦片，也发现了和崞阳东门外同样的战国灰陶壶口沿。比较有意义的是，还发现了战国深盘豆的残片。坟地最老的一通墓碑，是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一六〇六年）三月所立的冀明山墓碑，已仰仆在地。由此可见，冀家玮一带，可能从战国，经汉唐一直到明万历以前，均有人居住。万历以后已成为坟地了。
张村冀家玮战国文化的发现，在学术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在时代上已和武彦的战国货币，以及峙峪的战国墓葬相为吻合，文化性质连在了一起，对说明原平、崞阳一带的古代历史意义颇大。可以纠正《山西原平县出土的战国货币》一文中谈到货币被埋的原因时，说可能是因为武彦村仅系战国的交通要道和当时军事活动有关系的推测。根据今天的材料看，这一带在战国时代是一个繁荣的政治军事中心，不单纯是有关军事活动的交通要道。
张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也给他们考证出来了。
这得从张村在古史上的记载说起。据地面采集的资料和史料对证推断，早在东周时期，张村就可能成为居民点。这一带，在东周晚期，属于赵国的土地当无疑义。可以肯定，这一带的居民，大致从公元前四五八年左右，至迟从公元前三〇七年起，两千多年来瓜瓞绵绵，烟火未断。至于张村之名从何时而始，现在的张村和冀家玮文化遗址究竟有什么关系，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作一次初步的探讨。
先从近处说。我在张村，就听村里的老年人说，冀家玮原是古代的“万家庄”，是明初大将常遇春放火烧毁的。张村附近各村，都有“火烧万家庄”的传说。清光绪八年版的《续修崞县志》卷八《志馀》记载：“明太祖洪武元年壬申徐达遣傅友德、薛显将步骑邀击贺宗哲军于石州败之，崞、忻、霍、绛、猗氏、平阳等处皆平。”注曰：“相传明师至崞，弗下，乃退屯于万家街，敛兵十日不出，城守稍懈，陡焚万家街而纵兵攻城，州牧惧而遁，师攻北门而入。”这就是万家庄或万家街仅有的文字记载，而不言常遇春事。以今日地望考察，原平县城西南有地名“柳巷”、“半坡街”（即平地泉），均仿佛城市街巷之名，这一带也可能有一个“万家街”。这些地名表明古代，当不太远，这里也确有大的城市存在。但是冀家玮范围不大，不能屯大兵，瓦砾中也未发现过火烧的迹象。假若有万家街的话，冀家玮实不足以当之。
经我考察，可以断言，张村这个地名，在明洪武以前确已有了。据张村南梁东边，清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所立的弓氏南梁祖坟碑文记载，弓氏原籍为静乐县柳子堰，明代洪武甲寅年（公元一三七四年即洪武七年）迁至代县西村镇，后嫌该地“风土浅薄”，又移至“张村”，“盖取弓长之义”。因为宣德七年（公元一四三二年）弓氏曾捐助过军粮四十石，于丙辰年（公元一四三六年即明正统元年）“奉旨授南梁沙滩荒地约十顷”云云。从这段记载了解，最低限度从洪武七年到宣德七年的五十八年中，张村之名已经有了。
另一个问题是，彼时之张村，是否即此时之张村？
据一些资料看，是有怀疑的。武彦村南北两个烽墩，均各距武彦村零点五公里，张村之烽墩却紧靠村落，甚至凸入村界，不合当时规制。墩位且在村之背阴，不易与其它烽墩呼应。由此推断，墩台之设，应比现在的张村为时尚早，张村之设当在明代早期或中期。从村里《观音阁记》碑文中看到，正德九年，在“猃狁匪茹深入为寇”的时候，“都察院总制陈，奉命来邑筑堡以保障生灵……张村在邑之南也……相其高原得中，选一隙地，东西四十一步许，南北四十九步许，以捄度筑削之役……名以张威堡”。
这段碑文告诉我们，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四年），一、这里有个张村；二、张村附近有个高原；三、在高原上筑了个堡垒，堡垒大致有五十平方米左右；四、堡垒叫张威堡。那么张威堡的痕迹何在？观音阁的痕迹又何在？
我以为，现在的张村就是在张威堡的基础上扩修而成的。现在的张村小学原为“佛堂”，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重修佛殿记》碑文和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碑文亦称“张村旧有佛堂”，此称“佛堂”者，大有可能即原来“观音阁”旧址。
同时我认为，原来的张村就在现在冀家玮这个地方。当时现在的张村，比冀家玮地势高燥，《观音阁记》碑文中所说“相其高原得中，选一隙地”者，现在的张村当之甚为恰切。冀家玮比现在的张村地近河而低湿，自从正德九年筑张威堡，以后军事堡垒渐变为居民点，原来张村的人避湿就燥逐渐西迁至此。张村附近“东营村”者，亦是如此。原来也是兵营，军事作用逐渐消失以后，就变成一般的村落。张村由冀家玮迁到现在的村址以后，原来张村的旧址即荒凉下来，直到万历年间就变成坟茔了。
再就是，现在张村东北的关帝庙，在旧张村时为福胜寺，到新张村于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改建为关帝庙，故现在关帝庙中乾隆四年《碑记》中说：“村东越转武，有昔所云福胜寺者，代远年湮。”而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所立之《福胜寺记碑》（在关帝庙殿檐下），文中不说寺在村东，而说“张村中有古寺”。这些记载，对进一步研究原平县以及张村一带的历史都是有用的。
说到这里，张先生要去厕所了，一边挪动脚步，一边自嘲说：“而今一无是处，惟尿频可骄人也！”
回来继续说下去。
“四清”结束的时候，工作队和村干部、积极分子在一起，要开个结束会。会上，除了谈四清的事之外，我还把我在张村作的古文化考察的情况，尽量用村干部能懂的话，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张队长来我们这儿，不是四清，是五清，把我们村的历史给弄清了。
离开张村，我们这个工作队又转到了另外一个村子，名字忘了。在这个村里，运动搞得正紧张的时候，有次回太原，听文管会的同事说，在侯马电厂工地做文物勘探时，发现了一种用朱色写在玉石片上的文字。会是什么呢，不能不去看看。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说，听张先生这一席谈，真像上了一堂古文化课。
天色还早，又闲聊了一阵子。正说着什么，张先生递过一张照片，让我看照的是什么。细细地看了又看。是天上的云彩吧，不会这么乱，也不会有绿色掺杂其间；是山上的岩石吧，颜色不会这么淡，纹路也不会这么柔和。
是哪儿的墙壁吧？我说。再猜，张老说。该是你做的什么古董吧，砚台？我说。看我实在猜不出来，张老说，看看背面。一看，是首诗：
女娲炼石补天，余今剪纸补地。
平生一大发明，准备申请专利。
再看地上，一下子就明白了，那花纹正是地上铺的人造革地板块，经多年磨损后的样子。有的板块间有了缝隙，有的边儿翘了起来。张老说，前两天，他让保姆买来胶带，将破损、起边的地方，全用胶带粘合，正好三子崇宁过来看他，带着相机，就照了这么一张相。今天上午兴致好，作了这么一首诗自嘲。
张先生又说，今天真是小叩而大鸣，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我说，说到你喜欢说的地方了。你这是寡人有疾，寡人好古呀。张先生呵呵地笑了，很是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