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十日星期一
上次谈到侯马发现了朱书文字，我知道好戏开场了，今天下午通电话得到允许后，早早就到了张先生家里。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张先生笑笑说，你这个人呀，真是无利不起早，见利盼天黑——今天还早，当下黑不了。我说，我不是盼天黑，是盼天亮，上午就想来，有事耽搁了。张先生不知道的是，今天我是有备而来，往日瘪瘪的皮包，今天鼓鼓的。坐定后一边往出掏一边说，怕谈到盟书，实际还是想早点谈到盟书。张先生嗬荷一笑，身子往前移移。
韩：这些日子看资料，我发现，侯马盟书的发现，整理，参与人员的组合，似乎冥冥中全是天意。就像一个大战役一样，早在多少年前，就开始部署兵力，向着既定目标运动，一旦强敌出现，立即聚而歼之，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充满着诗意。又像是一部好莱坞探宝大片，各路英雄汇集，历经艰险，探得宝物。就差有一个美女了。
张：你这是写小说吧。
韩：不全是想象。你的情况不用说了，山西古籍出版社新版《侯马盟书》封面署名人，还有陶正刚先生和张守中先生。你们三个人，可说是黄金搭档，各有所长，各有所司，离了哪一个，这场战役就不会打得这么漂亮，或者说，这活儿就不会做得这么完美。先看三人的来路，你是山西人，自学成才的古文字学者，正刚先生就不同了，江苏无锡人，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七年毕业，学业优秀，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一九六一年“下放”到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又被派到侯马工作站，从事考古发掘。守中先生呢，出身书香门第，少小师从邓散木学习书法，又师从商承祚学习古文字学，一九五六年来到侯马文物工作站，是工作站的筹建人之一。后来他的书法功夫，在描摹盟书文字，编制字表上，得到大用场。从年龄上说，你是一九二〇的生人，陶和张，一个是一九三六年，一个是一九三五年。这年龄结构多好！
张：照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
韩：我们虽是访谈，但我最看重的还是文字材料。天下事真是奇了，前些日子，我还想着该不该去采访一下陶正刚先生，毕竟发现盟书时，他在现场。昨天下午我女婿整理家里一个小房间，为外孙作小书房，书柜里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会议资料，问有没有用处，若没有用处，就放在废纸堆里处理掉。我多了个心眼，打开看了，你猜里面是什么。
张：我怎么能猜得出来，你说吧。
韩：是二〇〇五年秋天，我去侯马参加“晋文化暨侯马盟书出土四十周年研讨会”带回的资料。会上发了一大袋资料，也没怎么看，拿回来塞在书柜底层再也没有动过，不迟不早，昨天给翻出来了，够奇的吧。里面还有你一篇呢。
张：我没去啊。
韩：人没去，文章去了，叫《祝贺侯马盟书出土四十周年》。
张：想起来了。他们邀请我去侯马，年龄大了，腿脚不便，就写了这么篇东西，表示祝贺的意思。
韩：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有价值的，一是说六十年代初在侯马开展发掘的组织机构，二是由于陶范的出土，加上前人与今人的考察，你已断定侯马即晋国古都新田，有遗址遗物发现是迟早的事。我念一下你听。当时的组织机构是这样的：
一九六〇年，平阳机械厂建厂，厂址选在了堆积丰厚的晋文化遗址上。因此，国家文物局把侯马作为全国考古发掘的重点地区，抽调全国的一些考古人员到侯马开展工作并成立了考古发掘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当时侯马市委书记刘煜，副主任委员有两个，一个是山西文化局副局长景炎，另一个是我，我同时兼任侯马考古工作队队长，副队长有三位，即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同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彦煌同志以及侯马工作站站长畅文斋同志。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以及谢辰生、陈志德等同志也常来工地视察指导工作，可见当时侯马工地的重要性。
张：这是事实。你说我断定侯马即晋国古都新田，这我同意，好多人都是这个看法；说我断定必有重要文物发现，可不能这能说，这是两回事。有许多古都遗址并没有什么重要遗物发现。发现有其偶然性。发掘出盟书，正刚和守中是有功劳的。尤其是正刚，当时正在工地，我听说盟书石片刚出土，工地上帮助探查的学生见了稀罕，你拿他拿全拿走了，正刚知道了赶去说服同学们又交回来。
韩：在我从侯马带回的资料里，有一份《侯马盟书的发现与整理侧记》（回忆录之二），署名张守中、陶正刚，对发现这天有详细的记载：
珍贵文物盟书的出土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中旬，张守中同志清楚地记得初次见到盟书时的情景。那天陶正刚同志正在工地值班，张守中吃过午饭，步行去工地换班，在侯马火车站南道口东侧，与陶正刚相遇。数九前夕北方野外的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可想而知十分寒冷的。不知是因为天气冷若冰霜还是因为发现了珍贵文物，陶正刚同志脸色通红，见了张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他从背包里取出用手帕包着的石片给张看，但当时张守中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他正在颤抖着的手。石片上的朱色篆体文字（应称为六国古文）是清晰的，石片以及文字的数量都相当可观，张守中当时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发现，心情为之振奋。陶正刚同志又向张简要地介绍了盟书出土的现场情况：在电厂基建工地有曲沃县农业中学的师生在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同学们在取土中首先碰到了盟书，一件件带土的石片，上面隐约有朱书字迹使同学们感到新奇，这个拿一片，那个拿一片，出土的盟书立时被分散了。陶正刚同志及时得到了消息，立即察看了现场，随即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物的重要意义。经动员，已经分散了的盟书，重新又汇集到一起，这就是编号为第十六坑的第一批六十件盟书，其中包括十六坑三号篇，后来被郭沫若院长认为是盟书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铜器铭文或文物上文字资料奇少，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十余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我们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第一次在我们手上发现了，并且篇幅很多，文字内容丰富，字数数量多，把陶正刚同志激动得流泪，连话也说不清了。事情已经过去若干年了，回想起这一段往事，实在后怕，倘若动员收回工作迟在下午或次日，那么六十件盟书能否安全无恙地收拢还是个问题。及时宣传文物政策，回收珍贵出土文物的功劳，是应该记在陶正刚名下的。
守中和正刚两先生都有功劳。如果那天上午是守中先生在工地，也会这么做的。
张：他俩都是优秀的考古工作者。
韩：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我发现，你是怎么去工地的，又是怎么参加盟书整理的，两人的叙述与你的叙述不尽相同。按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毕竟一九六五年刚发现盟书时，你就去了，毕竟一九七三年重新启动盟书的整理，你参加了。但是这些不尽相同的叙述还是让我感兴趣。
张：参照各家说法，概括一下不就行了吗？
韩：不，在这种事情上，我倒想各存其说，各是其是，因为它们都离事实不远，不过各自略有侧重而已。这种差异，既可看出其时社会的情状，也可看出人性的特质。最为可贵的是，这些差异，都没有违拗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反倒见出了人性的丰富。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我取的正是这种态度。
张：哦，这里头有这么大的学问，我还真想听听。
韩：先说你是怎么到侯马的，再说你是怎样重新参加盟书整理的。我不说了，还是看资料吧。你的学术文集后面附有《张颔传略》，降大任先生写的，文末特意附了一笔，“本文完稿后复经张颔先生审阅核对”。换个说法就是，降先生的所写，也可视为你的所述。说到盟书出土，书里是这么写的：
“四清”之前，一九六〇年以来，山西侯马市发现有东周晋国文化遗址，开始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文物。一九六五年底，张颔听到盟书出土后便向组织上请了七天假，奔赴侯马遗址现场考察这批重要的文物。实际只花了五天时间，就对当时刚刚出土的少数资料进行了全面研究，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这是他专门研究侯马盟书的发端。（《张颔学术文集》第二三七页）
我所以重视这条材料，因为他比较早。降文后面标着时间，一九八五年九月。再看二〇〇五年九月你写的《祝贺侯马盟书出土四十周年》里是怎么说的：
一九六五年冬，在原平四清工作队我听说侯马出土了大批带文字的石片，我即向工作队请了七天假，赶赴侯马。在侯马的五天时间，我仔细观察辨认了这批石片标本上的文字，并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谢辰生同志便把文章带到了北京，我随即返回四清工作队。郭沫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撰写文章并确定为“盟书”文字，和我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文物》一九六六年第二期上。
也就是说，整整二十年间，你没有倒过口。要点有二，一是在“四清”工作队听说的；二是向工作队请假来到侯马。同一件事，在张守中、陶正刚共同署名的《侯马盟书的发现与整理侧记》里，是这么说的：
侯马出土朱书文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局立即派谢辰生先生来山西侯马。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去侯马必定要到太原换车，路过太原市，谢先生来到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张颔主任家小憩，适逢张颔主任从原平四清工作点回到太原养病，正卧床休息。谢先生把这个重要的新发现告诉张主任，张主任顿时精神振爽，立即起床和谢先生一起坐上火车，熬煎了一夜到达侯马文物工作站。当年干部出差基本上是不允许坐卧铺的，都只能坐硬板车，太原至侯马需坐十余小时才能到达。会同侯马文物工作站畅文斋站长等许多同志共同查看了盟书标本，巡视了发掘工地。张颔先生立即动手，赶写了一篇文章，简略介绍了盟书出土情况并作了初步考释，同时提议让张守中同志试摹文字。
跟你的说法稍为不同，一是盟书出土是谢辰生到了太原才告诉你的；二是你与谢辰生一起来的。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你的职务和兴趣，都会让你及时知晓这一重大发现。怎么去侯马的，属基本事实，该不会不记得吧？
张：我是独自去的，我到了侯马，谢辰生已经在那儿了。他们对我的事情比我知道得还清。我是向工作队请的假，用不着惊动他们。这些话，我先前也听说过，还是古人说的好，“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你也别做判断了，就让两说并存吧。
韩：我还想问个业务上的问题，你别见怪，我是确实不懂。这个问题是，山西的侯马有了重大考古发现，应该是山西文物局先知道，还是北京的文化部文物局先知道？有没有个报告程序或是工作纪律？
张：当然是山西文物局先知道，再报告中央文物局。这是常识，还用问吗？
韩：好，我明白了。再一个事，是“文革”中你怎样又重新参加盟书整理。这回先听陶张二位是怎么说的，还是在《侯马盟书的发现与整理侧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