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去了又谈起地震，张先生问，你们机关缴了特殊党费没有，我说昨天缴了。问缴了多少，我说了一个不大的数字。问张先生，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我说，毕竟是老党员啊。张先生说，想到地震中死伤的人心里就难受。
稍许沉默。张先生问，你们那儿给羊叫什么，我说，就叫羊啊。细分，公羊母羊，大羊小羊。张先生说，那种不大不小的羊叫什么，我说，我老家（山西临猗县）是平川，很少有养羊的，我在汾西待过十多年，那儿离你们介休不远，养羊的多，就分什么羯子呀，胡子呀。听人这么说，意思不知道。遇上我这样缺少常识的人，张先生只好放弃了他的诱导之法，挑明了说：你听说过给羊叫“骨驴”的吗？
他那介休话，我听不太清楚，请他写出来，这也是让人扫兴的。但凡一时的捷智，总愿它一出口就有应对，遇上听不清的，跟遇上聋子一样让人没了脾气。写出来了，是“羖劷”二字。我没有一丝惊异的意思，过后也曾想过，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至少应当表示一下惊异。那天的实情是，我确实不认识这两个字。一惊异反会让他以为，我是他乡遇上了故知，而这故知正是他的旧亲，三方（他、我、那位古人）原系通家之好，反让他兴味索然，没了辟草莱、启蒙昧、敦教化的兴致。
我仍是那样恭敬地听着。
张先生徐徐言道，前几天他就在想这个问题，明明记得一本什么书上有这个记载，找了一天也没找见。今天中午梦见了，高兴得醒了，手里没有书啊。后来才想起，在吕振羽的书里，一拿到手就找见了。说罢将身边的一本书递给我，书中有他夹的纸条。
拿在手上，顿生感慨，什么人读什么书，人最有感情的，还是年轻时读过的书。书名《中国民族简史》；一九四八年九月三联书店（东北光华）初版；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二版。夹纸条的是第六章《回族》，全书第一〇五页：
铁勒部这时散布的情况，在颉利可汗时，据《新唐书》所记，自今甘肃、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以迄外蒙、新疆等处，均有部落。他们常从甘、宁、绥、察、热各地，入关略陕西、山西、河北，亦可见其散布之地域。最东之白霫部所居，即为今热河喀喇沁右旗一带。一九四〇年日人山本守等在热东叶柏树（疑系叶柏寿之误）发辽代古坟，掘出辽“上京盐铁副使”白霫人郑恪墓志铭，有“归葬于白霫羖劷水北源，附先人之墓次”语。墓地即在辽之中京东方老哈河右岸附近。老哈河即《唐书》所谓潢水，这可得一铁证。
张先生在书眉上小字批语：
铁勒部包括白霫，今名白霁，皆突厥语。羖劷水，此突厥名称，故羖劷一词系突厥族语也。
韩：有了这个核儿，再敷衍几句，就是一篇小随笔。你该写下来。
张：写不动了。看书想事情，成习惯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韩：这是清代学者项莲生的话。我上高中时，把它写在《四角号码词典》的扉页上，可惜写错了，写成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遗有生之涯”，奇怪的是，整句的意思倒没有弄错。直到前几年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才纠正过来，这句话就在《柳传》的前几页上。
张：今天说什么？
韩：上次说到鸟书戈，今天谈什么都行，只是别谈到《侯马盟书》上。张：为什么？
韩：一说到盟书上就快完了，将来我就没有写的了。
张：在这上头，我和你一样。报社记者一跟我谈话，就想让我谈《侯马盟书》，我也是不愿意，总觉得一上来就谈这个，没头没脑光身子，怪怪的。他们就知道个《侯马盟书》。我爱谈的是侯马东周遗址，那一大片地方，见了就让人兴奋。《侯马盟书》是成果，东周遗址才是我们的辛苦，没有辛苦，哪来的成果。再说盟书出土前，我们还有别的成果，比如牛村古城的勘探，平望古城的勘探，还有侯马铸铜遗址的挖掘。
韩：好，今天就说侯马东周遗址吧。
张：最早发现这个遗址的，不是我，是我们文管会的主任崔斗辰同志。文管会是一九五一年成立的，崔老当时是教育厅的副厅长，兼文管会的主任，就是他手里让我挂名当了文管会的顾问。
一九五二年崔老来侯马检查教育工作，顺便在城里城外转了转，用行话说，该叫踏勘。他知道侯马不是平常地方。在侯马附近的白淀村一带转悠时，他注意到，耕地里有许多绳纹灰陶片。有这种陶片，就说明这一带曾有先民活动。他是爱看书的人，知道晋国的都城新田就在这一带，虽不很确定，总有此一说。因此，一九五五年文物工作队成立之后，崔老就让先在侯马作试点挖掘，后来干脆在侯马设立了文物工作站。中科院山西分院撤销后，考古所并到文管会。我是文管会的副主任又是考古所的所长，侯马工作站就成了我蹲点的地方。
刚开始对这个地方勘探的时候，还不叫东周遗址，只能说是个人类早期活动的遗址。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文化部组织了个调查团，对这一带作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当时对遗址范围，估计大约三十多平方公里。文化部顾铁符同志，根据《曲沃县志》上的线索，提出这里可能是晋国古都“新田”所在地。同年八月份，文化部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这里作了鉴定性调查。当时对这一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以及是否“新田”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有的认为，这一遗址可能与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关；有的根据史料，认为“新田”应在曲沃城西南二里的古城一带，说新田在侯马镇一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都认为这里是一处极为重要的东周文化遗址。经过几年的工作，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大致趋向于可能是晋国新田的看法。
韩：前两年，我去侯马开过一个学术会议，叫新田文化研讨会，看过一些材料，有一则史料让我很感兴趣。就是，过去上千年，多少着述都说新田在曲沃县，连长于考证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说，“景公迁新田在今曲沃县”。此后的学者，对此均无异议。一直到了乾隆年间，曲沃有个知县叫张坊，经过详细的考察和考证，力排众议，说新田就在当时的“侯马驿”一带。等于明确指出，就是现在的侯马市。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学问，他的见识，而是一个县长，处理公务之馀，能带着随从，或骑马或坐轿，整天价在县内山水间奔走考察，可见政务并不繁忙，也可见地面平静。只有这样的太平官，才有馀暇做这样的风雅事，白天徜徉山水，晚上翻检书册。现在怕难找见这样的县长了。
张：这个人是了不起。在这一点上，连司马光也不如他，司马光是夏县人，即便多年游宦，对家乡历史地理，文献典籍，也应当是熟烂于心的。可他的《游故绛》诗里，仍将曲沃当作晋故都之地，说“欲访虒祁宫，乡人亦不知”，这话自然是据《国语》“景公迁新田，平公建虒祁宫”来的，他把曲沃（故绛）当作了新田所在之地，当然找不到“虒祁宫”了。若他去了侯马，至少乡人会告诉他这儿有个虒祁村。至于你说那时的县长多么悠闲，多么有学问，则是另一回事。那时外放知县的，多是进士出身，至少也是仕宦多年的举人，早年饱读诗书，来到这么个文物昌盛之地，公务之馀，考察考证，应是情理中事。不这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奇怪了。
韩：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勘探的，是你当了考古所长之后吗？
张：不是，在我当考古所长之前，就开始大规模勘探了。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八月那次，那时山西还没有考古所。
过去，考古工作者是不允许在任何遗址中进行钻探的，唯恐经过钻探破坏了文化层，影响了对时代的准确判断。但在侯马，由于基建任务迫切，遗址面积特别大，技术力量不够，为了尽快地掌握地下堆积情况，了解遗址的性质和范围，破例地对遗址使用了钻探方法。在钻探过程中，每个钻孔都灌入了白灰，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述缺陷的发生。经过这次钻探，证明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对遗址使用钻探的方法是可行的。这样做，对全面了解地下情况，重点选择发掘地点，探索古城及遗址的范围、布局等，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五六年这次大范围勘探，共钻探了约五六十万平方米，探出遗址七十余处，古墓葬一百余座。当年冬季，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的支持下，发掘了二百五十平方米，清理了三处居住遗址，东周时代的十座墓葬，最重要的是，发掘了一处东周时代的烧陶窖址。为了工作的需要，就在这一年，在侯马设立了文物工作站。此后每年都有新的发掘，新的收获。
韩：好像那一次大规模发掘，你还是侯马考古工作队的队长。是一九六五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