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话和话本《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
在陈寿的《三国志》里，关羽虽然有传，但是，对他的记载是很粗略的，这使后世的一些对关羽十分崇拜的文人很是愤愤不平，认为陈寿是因其父原为马谡参军，在马谡失街亭一事中受到诸葛亮连带处理，因而对蜀汉抱有个人偏见，有意冷落关羽。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且不去说它。但是，关羽的名字却并不因陈寿的不着力插叙而湮没，而声闻千古，显赫于世。清人章学诚、胡应麟等认为在三国时期的众多人物中，“关羽独为妇孺所称，则小说标榜之力。”他们把关羽显名于古今，完全归之于“小说标榜之力”，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忽视了其他文学艺术形成如戏剧刻画的关羽形象的巨大影响，以及历代封建皇帝、统治集团为树立这个形象所做的种种努力，和各种教派对关羽的神化。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塑造的关羽典型艺术形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能低估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而不是通过历史文献走近和认识关羽的。
唐、宋时，由于经济发展，工商业繁荣，市场繁华，为适应城市市民文化娱乐需要，出现了说话艺术。所谓说话艺术，就是讲话故事。而讲说故事，则形成了各种流派，宋代有“说话四家”之说：即说经、说史、说合生、说小说，并各有特点。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说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浑经”者。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也。
到了元代，称说史书为平话。
在说史书这一流派中，讲话三国故事是很盛行的，并在市井中很受欢迎，并且产生很大影响。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中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句，说明三国故事在唐代普通市民中引起广泛兴趣。到了宋代，苏东坡也说：
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在说三国故事中，关羽、刘备及张飞就是经常被提及的人物。他们的形象，在说话艺人的口说中，开始被塑造。
鲁迅先生说：
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
“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凭依。说三国故事的话本就有了《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
《三分事略》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民间说话艺人最早的一个话本。是在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建安书堂刊印出版，分上、中、下三卷，约6万字。版面设计为上、下两栏。这是近年发现的讲说三国故事话本的海内外仅存孤本。原书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国内有中华书局据天理图书馆藏本影印本，收录入1992年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辑中。
继《三分事略》之后，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后）又出现了新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话本，它也分为上、中、下三卷。其版式也分为上、下二栏，上栏为图画，下栏为文字，与《三分事略》版式相同。这种图文并茂的版式，适应了当时市民读者的需要。《三国志平话》比《三分事略》刊印时间晚27年。鲁迅先生曾对《三国志平话》有这样的评价：
惟文笔则远不逮，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观其简单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而必有图，则亦供人阅览之书也。
鲁迅先生对《三国志平话》的评价，亦可移用于《三分事略》。两种话本有相似之处。这两种话本，是民间话说三国故事深入发展的产物。
笔者比较了两种话本，认为：它们具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朴实、通俗、简练、口语化的特色，融历史事实与民间传说为一体，构筑了三国故事基本情节，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这两个话本，既可供说话人据以讲说三国故事，又是可供人阅读的通俗读物。它们刻印的底本大概就是说话人的手稿，没有经过文人加工润色，所以，文字显得很粗糙。
《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基本上形成了三国故事的大框架。三国时期的主要历史人物如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等等，都在其中亮相。就关羽来说，他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诸如桃园三结义、征战黄巾军、徐州交兵、土山被围困、陷身曹营、白马坡解围、灞陵挑袍、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将、三顾茅庐请诸葛、赤壁大战、水淹七军等等，在话本中都有交待。应该说，从民间艺人的话说三国故事，到《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话本成书，关羽这个人物在民间说唱艺术这个品种中，已经具备有一定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典型来说，已见雏形。说话与话本《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所描绘的关羽形象为其后出现的着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及戏剧艺术中关羽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 罗贯中笔下的“三绝”之一
罗贯中是元末明初小说作家。名本，号湖海散人。对他的籍贯说法不一。有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有说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有说是山西太原人。在这几种说法中，笔者认为：以山西太原人为是。1996年在山西省祁县西六支乡河湾村农民罗瑞录、罗巨川两家中发现了两本《罗氏家谱》，记载了《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有关情况，同时，又在河湾村发现了与罗贯中有关的一批珍贵文物。祁县在元、明、清时期均隶属于太原府，位于太原府西南150里。《罗氏家谱》及有关文物在1997年经山西省文物委员会鉴定，对确定罗贯中是“太原人”，无疑是有价值的佐证。相信：经过有关专家的研究，罗贯中祖籍一定会得到最后确认。
罗贯中与关羽都是山西人。在罗贯中所处的那个年代，关羽的影响已经很大，民间传说也很多，罗贯中对此一定会有所了解，从而，对他写作《三国演义》时塑造关羽这个人物产生影响。
《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它从东汉末期汉灵帝中平元年（189年）黄巾军起义开始写起，一直叙述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吴亡为止，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内容涉及到东汉末期军阀混战，魏、蜀、吴三国鼎立，到晋实现全国统一，它既取材于正史如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又吸收了民间口头流传的三国故事和民间艺人说三国话本《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的素材，以及三国戏曲故事；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而成书。由于它是历史小说，所以，不能不受制约于历史；但是，它又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往往在故事、人物方面有一些虚构；所以，历来人们称《三国演义》是“七分是实，三分是虚”，即历史事实与演义虚构相糅和。
《三国演义》中描写的人物非常多，而且，有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如董卓、吕布、貂蝉、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黄忠、周瑜、鲁肃、吕蒙、郭嘉、司马懿等等。而关羽的形象尤为突出。被清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称为“三绝”之一——“义绝”（另二绝为曹操的奸绝，诸葛亮的智绝。）他说：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朴焚香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傲物白眼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名将中第一奇人。
金圣叹这段评论贯穿着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应该批判地对待。但是，就小说中关羽形象的塑造来说，他是概括地道出了这个历史人物复杂性格的成功方面。
鲁迅先生在说到《三国演义》时，也曾指出：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鲁迅认为：关羽是《三国演义》描绘最为成功的人物。
的确如此，关羽在《三国演义》里是被着力描写，而且是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形象。由于《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关羽在这里只是一个文学作品里的典型人物；他的形象，既有历史真实的影子，又有作者虚拟的色彩；因此，决不能把《三国演义》里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等同于历史的关羽的真实。但是，由于《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文学形象，又实在表现了历史中关羽的性格、行为的某些真实方面，因而，我们在看待文学形象中的关羽时，又不能完全置历史于不顾。《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既是历史的，又是演义的。笔者之所以要对《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进行评述，是为了探讨这一文学艺术形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作为一个文学典型形象，罗贯中着力于宣扬关羽的“忠义”思想，把他描绘成一个身体力行“忠义”的偶像，讴歌了他“义贯千古”的重义品质。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罗贯中从开篇第一回就把刘备、关羽、张飞推到了读者面前，并为他的人物奠定了基调。在当时，都是“一介寒微”的刘备、关羽、张飞，由于情投意合，结为异姓兄弟，并盟誓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强调他们三人的结合是一种“义聚”。后来，故事的发展，无论是刘备、张飞，还是关羽，都恪守着初始的这一誓言，而关羽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从第25回开始，直到第28回，用很长的篇幅极力美化、塑造关羽的“忠义”性格。
在第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中写道：下邳之战关羽失利，被曹操团团围困于土山上，关羽提出三个投降条件：即降汉不降曹、赡养刘皇嫂和一旦知道刘备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在这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三条，是体现了关羽品格特点的。曹操接受了他的条件，因此，他随曹操去了许都。在许都期间，曹操是百般对关羽进行笼络的，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送美女，赠金银，但是，关羽并不为之所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件事。
一是曹操赠锦袍给关羽
一日，操见关公所穿绿锦战袍已旧，即度其身高，取异锦作战袍一领相赠。关公受之，穿于衣底，上仍用旧袍罩之。操笑曰：“云长何如此之俭乎？”公曰：“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见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操叹曰：“真义士也！”
二是曹操送战马给关羽
忽一日，操请关公宴。临散，送公出府，见公马瘦，操曰：“公马因何而瘦？”关公曰：“贱躯颇重，马不能载，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备一马来。须臾牵至。那马身如火炭，状甚雄伟。操指曰：“公识此马否？”公曰：“莫非吕布所骑赤兔马乎？”操曰：“然也。”遂并鞍辔送与关公。关公再拜称谢。操不悦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尝下拜；今吾赠马，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公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操愕然而悔。
这两件事很能说明关羽重义然诺的品质。他身困许都备受曹操眷顾、恩赐，仍念念不忘故主刘备，这就是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
在第26回“袁本初败兵折将，关云长挂印封金”中，关羽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便立即表示了要去投奔之意。
关公曰：“人生天地间，无终始者，非君子也。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
关羽去丞相府将辞曹操，曹操避而不见；去见张辽，张辽也托疾不出。关羽知道曹操是不允许他走。但是，他去意已定，便写了封信给曹操。
写毕，封固，差人去相府递；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请二夫人上车。关公上赤兔马，手提青龙刀，径出北门。关公怒目横刀，大喝一声，门吏皆退避。关公既出门，谓从者曰：“汝等护送车仗先行，但有追赶者，吾自当之，勿得惊动二位夫人。”从者推车，望官道进发。
在这里，作者突出地刻画了关羽心地坦荡，来去光明磊落的言行，恪守信义的坚定性。
这一系列的描写，充分表现了关羽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品质，这正是人民群众所喜爱、赞颂的品质。关羽被美化为“义”的化身。
不仅如此，关羽的“义”不唯表现在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情感纽结上，而且也表现在对他的敌人曹操身上。在《三国演义》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中，诸葛亮“智算”曹操兵败后要从华容道退去，他又夜观乾象，知道曹操命不该亡，就差关羽去华容道扼守，把放走曹操的人情，留给他去做。果然，曹操兵败后就奔这里来了。
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操曰：“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众将曰：“人纵然不怯，马力已乏，安能复战？”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着。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日亲自告之，可脱此难。”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这一段文字，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关羽重义的品质，说明，关羽对义的理解和身体力行，是宽泛的，绝不仅仅限于他们结义兄弟三人的小集团之内。他义释曹操是冒掉脑袋危险的。因为他行前立过军令状，置生死于不顾，符合儒家“舍生取义”的道德原则，这对于刻画关羽的性格，又是相当成功的。
关羽这种重“义”的品质，无论是表现在刘备、关羽、张飞三者“兄弟而君臣”方面；还是表现在华容道放走曹操方面；都夹杂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报恩思想；但是，我们历史地看待关羽这一文学形象，作者这样“理想地”描绘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不能超越历史，也不能超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关羽重“义”的品质，既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肯定和宣扬，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尊崇。不过，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是从不同的意义上来理解关羽这一重“义”品质的。
作为一个文学典型形象，罗贯中还耗费了大量笔墨来描绘关羽的神勇行为，突出地表现了他“万人之敌”、“超群绝伦”的英雄气概。作者是通过不同的场面来完成对关羽神勇气概的塑造的。
首先是“温酒斩华雄”。当时，董卓手下大将华雄率兵来与诸侯兵马交战，一连斩杀了多名战将。华雄因之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众诸侯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