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进位汉中王后，曹操十分震怒，发誓尽起倾国之兵赴两川与刘备决一死战。这时，一人谏日：“大王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驾车远征。臣有一计，不须张弓只箭，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尽，只须一将征之，便可成功。”操视其人，乃司马懿也。操喜问日：“仲达有何高见？”懿日：“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而又乘间窃取回去，刘备又据荆州不还；彼此俱有切齿之恨。今可差一舌辩之士，赍书往说孙权，使兴兵取荆州，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第七十三回）司马懿这一计谋具有战略意义，实质是联吴击蜀，使刘备首尾不能相顾。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能够达到与诸葛亮的联吴抗曹方针相抗衡，而且利用孙刘两家矛盾，打击刘备，保存自己。如果不采用这个策略，曹操一方发倾国之兵，深入蜀地，则后方必然空虚，一旦孙刘联合，乘虚而入，曹操也将首尾难顾，两面受敌。所以，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再加上关羽自身的失误，才有了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等后事。这是司马懿联吴击蜀方针的成效。
刘备死后，魏国老臣贾诩主张等待时机以进攻蜀国，而司马懿则主张乘时进兵，他联络西羌、南蛮、东吴、上庸孟达四股势力，组织起五路兵马四面夹攻大举伐蜀，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奔西川，若非诸葛亮精于治国用兵，蜀国已岌岌可危。这次伐蜀的主张虽没有成功，但显示出了司马懿作为年轻将领能够统筹全局的恢宏气度，并展示出了战略家、军事家的风采。
司马懿跻人曹魏上层，有决断国政大事的机会主要是在曹丕当政时期。这时司马懿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曹操在世时并不太重用司马懿，但司马懿跟随曹操十二年，学会了曹操的不少权变之术，当曹丕当政时，司马懿充分投合曹丕的心理，成为曹魏政权的大红人，得到曹丕的信任和重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件事情上。一是在曹丕禅代汉献帝的紧锣密鼓中，司马懿因翼戴有功，而成为曹丕心腹大臣。二是刘备死后，曹丕欲乘机讨伐蜀汉。贾诩等老臣反对，而司马懿投了赞成票，并五路大军四面进攻，虽未成功但却因进策投合了曹丕一心想做大一统皇帝的心思，所以深得信赖。三是吴蜀复交后，曹丕又急不可耐地出兵伐吴。侍中辛毗建议“养兵屯田十年”，曹丕斥之为“迂腐之论”。司马懿已看出曹丕急于统一中国的心思，便又为曹丕出谋划策。这种一心讨好主子的做法，虽并不可取，但为他赢得人主的信任从而施展抱负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这种权变之术成为他政治上跻身台阶的主要手段。正因为与曹丕之间达成了如此的信赖关系，所以当曹丕率军出征时，“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皆听懿决断”。曹丕临危时，更将司马懿与曹氏第二代精英曹真、曹休等，加上陈群组成托孤的顾命辅佐大臣。
司马懿运用权变之术，成为曹魏政权中地位显赫的心腹重臣，为他施展军事战略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曹睿即位初期，由于受马懿的离间，使司马懿一度遭贬，罢官归乡，这对司马懿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诸葛亮兵出祁山，连连告捷，魏国无人能敌的局势下，司马懿又重新被起用，官复原职，并加封为平西都督。
在战场上，司马懿与诸葛亮两军对垒。司马懿深知自己的作战经验、军事战术不如诸葛亮，他曾对部下讲：“孔明智在吾先。”（第九十九回），但是在战略思想上，司马懿并不输于诸葛亮。他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对比，从而尽量把军事斗争控制在自己的优势圈中，绝不轻易进入敌人的优势圈，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诸葛亮二出祁山时，魏国折兵损将，这时，司马懿对曹睿说：“臣算蜀兵行粮止有一月，利在急战，我军宜坚守。陛下可降诏，令曹真坚守诸路关隘，不要出战，不须一月，蜀兵自走，那时乘虚而击之，诸葛亮可擒也。”（第九十八回）于是司马懿采取了深沟高垒，拒不出战的作战方针，无论诸葛亮怎样挑衅，他都一律不加理会，令诸葛亮一筹莫展，最后终因粮秣供应困难全线撤退，无功而返。
司马懿曾运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战术平定两次内部叛乱，展示了他高超的军事战略家的指挥才能。一次是司马懿遭贬后刚刚官复原职，准备整顿军马赴长安与曹睿会合。就在此时，忽然传来新城太守孟达密谋反曹的消息。孟达的叛变对魏、蜀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如果诸葛亮与其遥相呼应，兵出祁山，孟达直捣洛阳，则魏国的形势就非常危急了。司马懿对这件事左右为难，因为按正常程序，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必须获得朝廷的批准，如若自己将此事汇报给皇帝，得到召书后再进攻孟达，则来去至少十多天，若此时孙、刘出兵相助孟达，就很难征讨了；但若自行采取行动，朝廷本就对他有猜忌，认为他权势过大，这样不就更引起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了吗？思虑再三，司马懿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当机立断，自作主张率大军即刻进发新城。为偷袭敌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司马懿吩咐三军偃旗息鼓，分八队齐头并进，昼夜兼程，八天时间赶了一千二百里路，来到孟达城下。司马懿兵一出现，立刻引起孟达军中一片恐慌。因为原定计划，司马懿请示朝廷后率兵至此，少说也要一个月。所以孟达就按一个月准备城墙加固任务，计划司马懿派兵攻打，自己就坚守不出，只等对方粮草不济退兵时再突发袭击。不料想，司马懿仅八天就到了新城，一下子打乱了孟达的部署，一举平定了这场叛乱。与曹睿相会合后，司马懿秉明情况，曹睿大喜说：“朕一时不明，误中反间之计，悔之无及。今达造反，非卿等制之，两京休矣！”随后赐司马懿“金钺斧一对”，并特准“后遇机密重事，不必奏闻，便宜行事”（第九十回）。这次可以说是司马懿为魏国立下的第一个战功，显示了司马懿政治家的胆略和军事家的决断。
第二次是平定公孙渊叛乱。辽东太守公孙渊自立为燕王，改年号绍汉，联络东吴侵扰北方。魏王曹睿派司马懿率马步军4万前去平定辽东。司马懿统帅魏军取得初步胜利后，很快把公孙渊困在襄平城里。这时已人秋季，阴雨连绵，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魏军的运粮船从辽河口出发可直接到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左都督裴景见状入帐建议说：“雨水不住，营中泥泞，军不可停，请移于前面山上。”司马懿听后怒道：“捉公孙渊只在旦夕，安可移营？如有再言移营者斩！”裴景喏喏而退。过了一阵，右都督仇连又来告诉说：“军士苦水，乞太尉移营高处。”懿大怒，厉声说：“吾军令已发，汝何敢故违！”（第一百六回）随即将仇连推出问斩，将首级悬挂于辕门外。于是军心震慑。司马懿接着又令南寨人马暂退20里，纵城内军民出城樵采柴薪，牧放牛马。司马陈群疑惑不解地向司马懿问道：“前太尉攻上庸之时，兵分八路，八日赶至城下，遂生擒孟达而成大功；今带甲四千，数千里而来，不令攻打城池，却使久居泥泞之中，又纵贼众樵牧。某实不知太尉是何主意？”司马懿笑道：“公不知兵法耶？昔孟达粮多兵少，我粮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战；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胜。今辽兵多，我兵少，贼饥我饱，何必力攻？正当任彼自走，然后乘机击之。我今放开一条路，不绝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陈群拜服。后来，公孙渊果然率残兵败将突围，被司马懿生擒活捉。
从这两次战役可以看出，司马懿作为军事战略家，确实能够统筹全局，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战略战术，不为局部或一时的小利所动。在己方准备尚未充分时，为争取更大的胜利，应采取缓战计策，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机立断速战速决。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一书中赞叹道：“八日而取上庸，则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则以迟胜。”“或速或迟，随时而易，变化无常，读此可以悟兵法。”
司马懿在多次军事行动中能够深谋远虑、统筹全局、达于权变，并能根据不同情况制订出截然相反的战略战术，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给后世也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二）善于识人。为己所用
司马懿作为一个战略家，对人才也具有很强的识辨能力，能够在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协助作战，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在司马懿接到曹睿之旨出关迎敌时，他首先就举荐右将军张邰为前部先锋，张邰是来自袁绍集团的降将，在守汉中时屡败于蜀军，几乎被曹洪斩首，但司马懿却能发现他的才能而给予重用。张邰曾向司马懿建议，由他带领前军军团，由眉县和雍县附近循褒斜道南下，攻击诸葛亮在汉中的补给阵地，以摧毁诸葛亮的战斗力。但司马懿担心自己在这地区的作战经验不如诸葛亮，而张邰正可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他坦白地对张邰表示目前军团中能够独当一面对抗诸葛亮的大概只有张邰了。后来，张邰果然成为诸葛亮入寇祁山的主要障碍之一。
诸葛亮从祁山第一次退兵后回到汉中积聚粮草，预备战筏，以为后图。魏主曹睿闻知，乃召司马懿议收川之策。司马懿料定诸葛亮此番必定效法韩信暗度陈仓之计，因此举荐郝昭前往东仓道口，筑城守御，并断定“若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当之。”（第九十六回）诸葛亮二出祁山，为争夺战略要地，对陈仓口发动了重点进攻。大将魏延率兵四面围攻陈仓，竟连日不下。诸葛亮以为是魏延作战不力，欲斩魏延；后有一人自称是郝昭同乡，自小为友，愿意去劝降郝昭。诸葛亮见是靳祥，遂派他前往说降。前后去了两次，都被郝昭骂回。诸葛亮打听到陈仓城内只有三千人马，遂笑道：“量此小城，安能御我！”（第九十七回）于是令大军火速攻城。他先是命令军士用云梯攻城，郝昭早有准备，就以火箭御之；第二天，诸葛亮安排“冲车，”攻击郝昭就用飞石应付；之后，诸葛亮又命挖地道相攻，郝昭即于城中掘重壕横截之。如此昼夜相攻，二十余日，竟不能攻下，反倒折兵损将，诸葛亮只好退兵。后来，诸葛亮在汉中打探到郝昭病危的消息，才用计攻破陈仓。诸葛亮在陈仓连连受挫，正反映了司马懿识人用人的高明。
司马懿在军事斗争中也非常重视对年轻人才的选拔，能够慧眼识才。当时在魏国看重两个青年人物，一个是钟会，一个是邓艾。钟会是太傅钟繇之子，幼有胆智。曾经随父亲见文帝，当时钟会年七岁，其兄钟毓年八岁，“毓见帝惶惧，汗流满面。帝问毓日：‘卿何以汗？’毓对日：‘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帝问会日：‘卿何以不汗？’会对日：‘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帝独奇之。及稍长，喜读兵书，深明韬略；司马懿与蒋济皆奇其才。”（第一百七回）邓艾，素有大志，但见高山大泽，辄窥度指画，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积粮，何处可以埋伏。人皆笑之，独司马懿奇其才，遂令参赞军机。后来，钟会、邓艾二人果然成为御蜀卫国的栋梁之才，并由他们最终灭掉了蜀国。
司马懿识人很准，早在曹操当政时期，就曾向曹操建议说，长史王必总督御林军马是不合适的，但曹操十分坚持，认为王必忠而且勤，心如铁石，最是以胜任此职。但不久，王必果然为耿纪、金祎等叛将蒙蔽利用，发生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许都城中的大骚乱，几乎导致曹氏集团的垮台。这里，司马懿比曹操看得更加深远、全面，看到了作为将领只有“忠”而无“能”还是不够的。
司马懿不仅能够识人，而且还能“知己”。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既不骄矜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例如，在他受马谡离间削职归乡期间，听闻诸葛亮大军长驱直进，节节胜利，不禁仰天长叹，他的儿子司马师问：“莫非叹魏王不用乎？”司马懿断言：“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第九十四回）他认为以自己的能力必定可以受到重用。当他重新回到军中，在具体战斗中，他又能对自己的能力有准确评价，他常常对部下说：“吾不如孔明也！”（第九十五回）又说：“孔明智在吾先”（第九十九回）。正因为他对自己的能力能够准确评断，遇事敢当责任又绝不强其不可为而为之，往往在战争中趋利避害求得最终的胜利。
（三）势强必弱，无为而为
道家思想主张“无为”，“处下”，“不敢争天下先”。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人们什么都不做，而是追求一种顺任自然，不妄为；而“无为”的必然结果是“无不为”，因为顺任自然，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无不为”是由于“无为”所产生的效果。与此相同，道家也提出许多对应范畴，如“强”、“弱”；“上”、“下”；“先”，“后”；“高”、“低”；“直”、“曲”等等，他们认为世俗所认为好的一端，诸如“强”、“上”、“先”等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事物都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向对立面转化的状态，当事物发展到一定极限时，它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运转，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予之”、“物极必变”、“势强必弱”就是这个道理。
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认为“势强必弱”，在刚强和柔弱的对峙中，他宁愿居于柔弱的一面，这是他对于人事与物性作了深入而普通的考察以后所提出的观点。
他了解到：看来“柔弱”的东西，由于它的含藏内敛，往往较富韧性；看来“刚强”的东西，由于它的彰显外溢，往往暴露而不能持久。所以老子断言：“柔弱胜刚强。”
司马懿的思想性格与行为当中，无处不渗透出道家思想的深刻烙印。
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时，司马懿起初并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直接出面参与，而是在曹丕即将受诏承继帝位时，司马懿急忙劝谏说：“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第八十回）曹丕采纳了他的建议，在“三辞而诏不许”的形式下然后受禅登位。
司马懿对曹丕所提出的建议，充分体现了谦卑处下，“不敢为天下先”的道家思想，这种谦辞推脱的态度和行为，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天下人对曹丕篡权守位的怨谤之情，能够争取人心，进而稳定魏国的社会根基。
魏国大都督曹真与司马懿之间明争暗斗，常有冲突发生，但彼此仍相当尊重对方。曹真病重期间，吴、蜀两路兵马进攻魏国，魏王曹睿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接替曹真之职，并欲令近臣去曹真府取来总兵将印，司马懿却主动要求亲自到曹真府去取将印。司马懿来到曹真府问病毕，即告诉曹真魏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等曹真表示愿推荐他接替自己的职务，并要交给他将印时，他却表示：“某愿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第九十八回）最后曹真动了感情，欲抱病见帝保荐司马懿，司马懿见曹真再三让印，方接纳。这一次司马懿又是以谦卑辞让的形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在军事行动中，司马懿也体现出了道家“以弱胜强”、“柔弱处下”的思想特点，并能最终以“弱者”的身份战胜了“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