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认为在敌国威胁存在的条件下，必须备战。战争是关系到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加以重视，在战前要有充分的准备。一个国家对敌国的威胁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有戒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提出“以虞待不虞者胜”（《谋攻篇》），以自己有准备之军去对付没有准备的敌人就能够取胜。这种“待”、“备”，既有物质准备，又有精神准备，防止“无备”和“不意”两种过失。应当明白，这个思想不仅指导战时，也指导平时，一切作战行动要谨慎从事，不可恃武、恃勇冒进，麻痹轻敌就会成为敌人的阶下囚。
国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有国家利益的存在。为了保护国家利益，防止外敌侵略必须要加强战备。孙子有关有备无患的论述，一直成为教育人们加强国防观念的警世名言，对今天仍有重大意义。
平时、战时注重“有备无患”，做到“以虞待不虞”，就能取胜；否则便不能取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又说：“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这话千真万确。这也表明，孙子深刻感知到预先准备是制胜之要诀。这也是从实践的经验中作出的宝贵总结。
三国之时，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随同魏文帝曹丕南征东吴的魏将满宠率军进至精湖宿营，与敌人夹水相对，当时正值大风，满宠料定吴军必来烧营劫寨，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到了半夜，吴军果然前来偷袭烧营。满宠率军突然出击，大败吴军。这一战例，清楚地看到，满宠根据敌可能借风力纵火烧营的判断，早有思想准备，早早做好战前准备，以虞待不虞，有备无患，战胜了吴军。
一部《三国演义》，不知描绘了多少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以虞待不虞”的精彩场面。虽然是文学作品，我们从中看到了精妙的作战思想。其中，诸葛亮智算华容，伏击曹军，堪称最为精彩的一章。诸葛亮巧借东风破曹，又巧妙摆脱周瑜追杀，由赵云接回夏口，他便调兵遣将，准备伏击兵败赤壁的曹操兵马。诸葛亮早做准备，巧布伏兵，派赵云领兵三千，设伏乌林；派张飞领兵三千，设伏葫芦口外；第三路，就是派关羽领兵五千校刀手设伏于华容道。三路设伏，地点的选择，军兵的运用，充分体现了诸葛亮智慧过人，准备充分，料事如神的本领。
第一路、第二路领命之后，诸葛亮作了具体部署，各自领兵去了。第三路设伏，诸葛亮料定关羽讲义气，可能会“放曹”，与关羽互立军令状：如果曹操败走华容道，必定将其拿获，否则，“愿依军法”；诸葛亮也立下军令状，曹操兵败之后，必走华容小道奔荆州，否则甘愿受罚。诸葛亮要求关羽“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羽大吃一惊，问道：“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诸葛亮笑答：“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关羽将信将疑而去。
第一路军，赵云杀得入伏的曹兵夺路而逃。第二路军，又如诸葛亮妙算，曹军入伏，被张飞杀得人仰马翻，诸将“多已带伤”。
当曹操带领残兵败将摆脱张飞追杀后，来到一个岔路口。这里有两条路通往荆州：一条是大路，虽较平坦，但要远50里；一条是小路，虽近50里，却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曹操没有马上决定走哪条路，而是先派人上山观察，当得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而“大路并无动静”后，曹操决定取华容小道直奔荆州。诸将弄不明白，纷纷发问：“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为何反走这条路？”曹操自鸣得意地说：“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此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中他的计！”于是一群焦头烂额的残兵败将走上了坎坷难行的华容道。由于雨后道路泥泞，加上败兵自相践踏，曹操又折了七成人马，方才走过了崎岖的山路，来到了较为平坦的地段。曹操见身边只剩下300余人，且“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忍不住又“在马上扬鞭大笑”。他笑诸葛亮之流“到底无能之辈”，如在此处“设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话音未落，就听“一声炮响”，华容道两边，500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面对此情此景，曹操欲战不能，欲逃不得，只得“纵马上前”，向关云长低头求饶。华容道上，关云长虽然放过了曹操，但诸葛亮有备无患，虚实结合，“以虞待不虞”，指挥作战是十分成功的。
1936年2月，徐海东率红十五兵团渡过黄河，到了山西，吸引太原敌军，以自己充分准备调动敌人。阎锡山急忙调动主力10多个兵团，向红十五军团扑来。阎锡山还悬赏：“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五万元。”徐海东采取老办法调动敌人，“先疲后打”，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布下天罗地网，在徐海东指挥下，以充分准备之军等待仓促赶来的敌人，把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全部歼灭。徐海东是一员十分出色的虎将，他“以虞待不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商战中，“以虞待不虞”，也是一种策略。怎样为自己商品定下合理的价格，使顾客既愿意买，企业又赚钱，这也是一种“有备无患”的学问。美国商界的传奇式人物，被誉为“推销怪杰”、“商界奇才”的吉诺·鲍洛奇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定价高手”。他的经销办法就是一条：“高质高价。”20世纪50年代，鲍洛奇创办的重庆公司就是这样，保质保量，优质高价。当市场上各种食品竞相降价销售时，鲍洛奇仍坚持高质量，不仅不降价，有时反而涨价，从而获得了可观的效益。他的成功经验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产品始终保持过硬的质量和特色，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以“有虞待不虞”，无论市场如何动荡，他都保持不败。
三、相信自己，敢违君命
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孙子提出“君命有所不受”，是根据古代交通、通讯落后，君主不可能随时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为了胜利，随着战局发展变化，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去执行君主的命令而说的。事物、事态是变化的，我们应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僵化拘守成命，一成不变。这一点在汉简佚文《四变》中作“君令有所不行”就更明确，它是以“四变”为条件来说的，不是无条件的。有违背“四变”原则的，才不执行；对“君命”不是一概“不行”，只是“有所”不行，应当正确理解。
将帅指挥作战，是受命于君的；将帅征战的目的是安国辅君。因此，对君主负责是将帅的职责。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将帅受命之后。不能时时拘谨地机械固守成命，应根据战场实际状况有所权变；对君主的正确命令要坚决执行，对君主的错误命令，要敢于“违抗”，要善于权变，这才是真正对君主负责的态度。任何片面的强调都是不对的。要从全局利益、国家利益和君主利益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善于视情况变化而行动。
运用“君命有所不受”是有原则的，有条件的，这就是《孙子兵法·地形篇》所讲：“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便是采用此谋略的基本原则。从战场实际看，君命违背“四变”原则，可以不执行；从根本原则上讲，君命不合于利国、利民、利于战争全局原则，将帅就应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高度敬业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敢于违抗“君命”。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君命有所不受”是从根本上同君主、国家保持一致的最高原则，不能以此作为违抗命令的借口。
1948年华野副司令粟裕积极向中央建议，改变中央原来部署，暂停渡江，在中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对于后来淮海战役、全国解放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不是机械、死板地执行中央命令，而是根据战场实战情况，“敢违君命”，积极向中央献策，采取更好战略，是一种对党、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
东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十一月十九日。吴楚两国军队在柏举摆开阵式，阖庐的弟弟夫概王，早上请示阖庐说：“楚国令君子常不仁，他的部属没有誓死拼战的意志。我们先向他进攻，他的士兵一定会逃跑，而后我军接着追击，必获全胜。”阖庐不同意。夫概王说：“做人臣的看到合理的事，应当立即去做，不必等待君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今日我决心死战，楚军可破。”于是，夫概王不顾阖庐反对，自行率部下5000人首先攻击子常之军。楚师溃败，子常奔郑。此战，吴军深入楚国，劳师远征，应速战速决。夫概王见到有利时机，建议吴王阖庐进军未准，“敢违君命”，自行果断决定向楚军进攻，一举而破楚军。这是一个深知“君命有所不受”的精义之举。“不受”不是一概不受，而是不受君主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这正是为了完成君主所给予的战胜敌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