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热血的炽烈，再一次掩饰了其理性、心灵的迷狂。世上众多的政治、思想派别，大概没有谁说自己不是为了人民为了民众的。张承志总是以底层民众中的一员相标榜，他总是说这样的话：“我沉入了这片海。（指下层民众之海）我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如是，他似乎是站在了民间的价值立场之上。自从陈思和提出民间概念之后，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颇为不一。我的理解是，民间话语，民间的精神指向，民间的价值立场，是建立在个体生存的物质、世俗的需求之上的，“三双布鞋磨倒一朝天子”，“花言巧语不顶饥寒”，这些流传甚广的民谚，表现了民间面对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潮起潮落的价值姿态。他们面对时代变迁社会变革，总是以是否适合自己的生存作为其判断的标准，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思想演进，也最终应该有利于民间百姓的日常生存。如是，民间立场才与国家立场、知识分子立场形成了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中，推动了彼此的发展。张承志以民间的立场穷人的宗教自居，但是，所谓的穷人，首先指的是物质上贫穷的人，民间、穷人特别急切要求的是，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条件，首先特别注重的是，物质生活、世俗生活在日常生存中的重要性，张承志蔑视物质生活、世俗生活，并不要求改变下层民众所特别迫切需要改变的物质生存条件，这怎么能说他是代表民间、穷人的利益呢？民间、穷人所要求的对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变，首先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落实在个体的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变上，张承志特别强调张扬的是，个体为着一个“虚幻的集体”而牺牲，这又怎么能说他是代表民间、穷人的利益呢？不能在物质生存上切实具体地改变穷人的生存条件，使穷人不再成为穷人，这怎么能够带来穷人的解放呢？这样的“教”，怎么能是穷人的“教”呢？张承志说：由于有了哲合忍耶，由于有了脱离了物质的精神追求，尽管仍然并没有从客观上实际地改变自己贫困的物质生活，但穷人却从精神上心灵上得到了满足“穷人的心有掩护了……穷人的心，变得尊严了”。但是，任何一个稍知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这种不以实际地改变客观世界，而以退回自己的主观心灵来在人与客观世界的不平衡中求取平衡，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么？张承志虽然总是以异于汉民族文化的一种他异文化的姿态出现，但你只要细细检视一下，他实在是并没有步出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圈呵。他所标榜的这种“穷人的教”也是如此。这样的一种精神特征思维模式发展到极端，就是五四时代鲁迅等人所曾痛斥过的“吃人”文化呵。张承志是在解放穷人的心灵呢？还是在麻醉穷人的心灵？以“虚幻的集体”“整体”的名义，构造一种远离个体物质利益的统一的精神，赋予这样的一种精神以神圣的名义，让下层民众让穷人服膺于这种精神，不再要求改变自己的物质生存条件，泯灭自己的人性欲望，成为一个被“虚幻的集体”“随时准备受摆布的对象”，这又哪里是民间的价值立场呵，这不分明是过去统治民众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么？张承志哪里是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他分明是有意无意地站在了他所口口声声所反对的“官家”的立场上，帮助“官家”在统治下层民众呵，只是这天下的“官家”不一，有大“官家”，有小“官家”，有以清廷形式出现的“官家”，有以教主形式出现的“官家”，有在台上的“官家”，有在台下的“官家”，“官家”与“官家”之间，或许争权夺利，争斗不止，但却自与底层民众无干。如是，张承志所动辄尖刻指责而又语焉不详的所谓“在‘五七干校’踩两脚泥”的苍白而又虚伪的知识分子的人性、人道主义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张承志所鼓吹的为了一个“虚幻的集体”；为了这一“虚幻的集体”所制定的“神圣的精神”，这一“神圣的精神”又是以剥夺、泯灭个体生命的物质利益、人性欲望而显示其“神圣”的；为了据说能体现这一“虚幻的集体”与“神圣的精神”的“圣主”，每个个体生命，尤其是下层民众，都要自觉地不再要求改变自己的物质生存条件，心甘情愿地过一种最贫困的物质生活，而且越是贫困越是甘于这种贫困，就越是显示出了自己精神的高尚；都要自觉地泯灭自己的人性欲求，而且越能够泯灭自己的人性欲求越能够显示自己的圣洁；都要自觉地成为一个被“虚幻的集体”“随时准备受摆布的对象”；都要自觉地为这一“虚幻的集体”“神圣的精神”及其体现者作出牺牲，而且牺牲得越自觉越彻底越显得崇高；为此，不学文化没有文化最好，越没有文化越能不受“杂念”污染；越穷越好，越穷精神越是高尚；越吃苦受罪越好，越吃苦受罪越能磨炼自己，其实也是给了自己一个显示自己崇高的好机会；为了这些，越是从根本上没有疑问意识越好；越是坚定执着不动摇越好；越是为此牺牲越大越好；越是把这一切让每一个人都接受越好，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张承志所鼓吹的这样的一种人性、人道主义，据张承志说，是一种真正的人性、人道主义，这样的一种人性、人道主义，相信每一个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也包括那些“在‘五七干校’踩两脚泥”的人，都一点儿也不会陌生，只是在这一点儿也不陌生中，不知为什么却仍然能得到当今文学界、思想界的一片喝彩。经历过二战的浩劫，德国总理施罗德说：“谢谢，谢谢，我们经历过了这一集体主义，我们不想要它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在十年浩劫中，被“虚幻的集体”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我们，却仍然要对此恋恋不舍，真可谓是匪夷所思。张承志说：他的《心灵史》被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视为圣经，他并且以此而自豪，而这，又似乎能够坐实张承志是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我要说的是，岂止下层民众，就是中国的文学界、思想界对张承志及其《心灵史》不也是赞不绝口么？但这只能让人更为忧心。数量的多少与价值的正误从来就不有着可以划等号的必然地逻辑关系，《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只是一个人，而且被众人视为神经不正常的“疯子”，但是，却恰恰是他，发现了两千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言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张承志的精神特征思维模式能在今天大行其道，只能如我在本文开篇所说，让人更加感到，在后现代之风已经日盛的今天，“五四”的人的启蒙主题还是怎样地远远没有完成，又是怎样的艰难地任重而道远。
弱势区域立场的误区。弱势区域与下层民众有着某种同构性，张承志自视是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之上，所以，对弱势区域也就情有独钟。在他的笔下，作者及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以甘青宁为主体的荒凉的大西北充满了感激与赞颂，对日本、美国等海外强国充满了警觉与拒斥。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由于自身处于弱势与落后的位置，在面对处于强势与先进的西方时，一直面临着一种难言的尴尬：一方面，因其先进要学习西方，一方面，又因其强权而要抗拒西方；一方面，要引用西方之火烧毁自身的腐朽，一方面，这西方之火本身却已对人构成了新的伤害；一方面，要借用西方话语才能形成沟通，一方面，又要在这种沟通中不造成自身的“失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一种尴尬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更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大规模的后现代后殖民与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争即与此相关。张承志以其作家的生命直感，早早地即与这蜿蜒与长长历史中的时代脉搏一同跳动，不可谓其不敏感也。在这样的一种尴尬中，张承志是以坚定而又明确的弱势区域立场构成一极，试图制衡、平衡着区域生态不至于过分失重与倾斜，并因此在多极互补中共同发展。但这里需要追问的仍然是，弱势区域立场这一极应该由什么来构成，并因之才能制衡、平衡区域生态不至于过分失重与倾斜，又怎样因自己这一极的存在而完成多极间的互动发展。构成张承志弱势区域立场这一极的，仍然是本文全文已经详细论述了的其心灵迷狂的各种要素，张承志的弱势区域立场，也仍然是应该给以质疑的。
张承志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为我们在长久历史中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情感惯性所凝铸的，它容易使我们在传统中所形成的情感激动，并在这种激动中失去现代理性的“澄明”，因之，才更需要我们对之给以仔细的清醒的辨析，本文的写作正是因此而发生。
个体人生与社会政治的亲密拥抱——论王蒙小说中个体人生的价值指向
如果我们将五四时代视作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将20世纪20年代末至共和国建立视作是一个战争形态的时代，将20世纪90年代之后视作是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那么，我们可以将共和国建立至20世纪80年代末视作是一个政治革命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个体人生，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革命、政治文化结下种种形态不一的血缘、亲缘关系，在这其中，王蒙的小说因其是取青春自觉地投向政治革命的视角，所以，可以说对那一时代个体人生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是作了最具典型性的体现的，这正是王蒙小说的价值所在。及至进入了90年代的中国，“不论是文学界，还是整个思想文化界，王蒙都是一个焦点……它实际上从多方面折射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的价值冲突和文化选择。”王蒙之所以成为一个焦点，那正是因为王蒙所体现的政治革命时代所孕育的某种政治情怀、人生情怀延伸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代后，与各种新旧思想相互冲突的结果。对于王蒙的这种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政治情怀、人生情怀，与之冲突的各方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即便王蒙本人，对此也未必有着一种清醒的认识。作家所创作的小说，既是意识、理性作用下的产物，更是作者无意识、情感作用下的产物，最能体现作者本人也未必能清楚认识到的作者内心深处那最隐秘最稳固的部分。因之，剖析一下王蒙小说世界中个体人生的价值指向，既可以让我们对政治革命时代人生与政治革命关系下的个体人生形态有着深入的认识，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的价值冲突和文化选择”中的“王蒙现象”。
一
在王蒙的笔下，个体人生与社会政治亲密拥抱下的个体人生的价值指向有两种，那就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与刘世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的成名作与代表作。如同乡下百姓所说：三岁看老。或者用学界语言来说，那是王蒙创作、思想、价值指向的“原点”。不管王蒙其后怎样的“意识流”，如何地《来劲》《活动变人形》，抑或成为一个《杂色》，让人难辨其形其貌，其实都是可以从《年轻人》中找到基因的，都只是《年轻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与成长，近年创作的煌煌四部的“季节系列”，则可以视为是他的“返老还童”。因之，真正读懂了《年轻人》，也就读懂了王蒙。或者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王蒙是谁？王蒙就是林震加刘世吾。通过解读林震与刘世吾，我们也就打开了通向王蒙心灵深处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