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皈依的误区。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时时体现着一个身处现代文化中心现代大都市如北京、东京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焦虑、精神焦虑，为这种焦虑所迫使，他笔下的这位知识分子一次次地从现代社会的中心——都市出走以求解脱这种焦虑，以寻求心灵的皈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有着一种寻父的焦虑与冲动，他在《北方的河》中，把母亲河黄河称为父亲，在《心灵史·代前言》中认为自己“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这样的一种寻父的焦虑与冲动，也就是他心灵的焦虑与寻求皈依的冲动。构成张承志的此岸世界、精神儿子的是现代都市，是知识分子，构成他所寻求的彼岸世界、精神父亲又是什么呢？这个彼岸世界能够化解他此岸世界的焦虑么？他能够找到他的精神之父么？
张承志的彼岸世界、精神之父是由两种形态构成的。一种是他通篇所体现的冰峰大坂、北方的河，或者是他在写下层民众生活时，所穿插体现的西部壮阔的自然景观。这种形态我在本文前面曾经略有述及，就是说，由于这种形态在体现精神形态、情感形态时的异质同构性、非社会性的抽象性，所以，它构成了对张承志此岸世界心灵、精神焦虑的有效化解。也构成了张承志的精神之父。
构成张承志彼岸世界、精神之父的又一种形态是身处穷乡僻壤的下层民众生活，并以此来与身处现代都市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相对。这样的一种彼岸世界能够化解张承志此岸世界的焦虑，完成他的心灵皈依么？张承志认为是可以的，在《心灵史·代前言》中，在他刚刚说完他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一番话后，他马上自我回答道：在作为下层民众的哲合忍耶中，“我找到了”，并为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而自豪，并认为《心灵史》“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因为结束了寻找，所以，他甚至以为可以“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其后，他虽然似乎是违反了“结束我的文学”的自许，又写了一系列的散文，但那主要是为了“以笔为旗”进行战斗而不是为了解脱心灵的焦虑了，他已经自认为是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了，而我，恰恰认为这正是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这种误区在写右派生涯的作品中，在知青题材的作品中，也普遍存在，且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所以，就更有着给以剖析的必要。
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的某些方面我在前面曾经或多或少有所论及，譬如不能美化物质贫困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譬如传统、乡村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才能对现代社会构成价值与意义，何向阳在这方面概括出的张承志模式及对其的分析，可以说是十分精辟的。除此之外，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我们还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在事实上没有做到，并因了这事实而造成了自我的解构。有论者曾经指出：尽管张承志竭力赞美西海固是他的精神圣地，但“神圣的西海固却不是女儿‘快活地成长’之处，而那个发达的后现代与后工业的日本，那‘污浊之地’却是（他的女儿）法蒂玛的乐园。给予我们的‘能解开你的苦恼的钥匙’的黄土高原，却不是给予女儿的……哲合忍耶的沙沟的美好和神圣却没有留住法蒂玛，也当然没有留住张承志。张承志依然生活在北京或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之中”。这样的一种矛盾也广泛地存在于“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之中。不论他们怎样由衷地感激、赞美乡间的下层百姓特别是下层的乡间女子给了他们以第二次生命，是他们重新开始人生的生命源泉，也不论他们怎样由衷地怀念那“遥远的清平湾”，赞颂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但他们最终还是不顾“今夜有暴风雪”，而回到了他们所诅咒的都市。你或许会说，回到都市是他们的生存选择，乡下的下层民众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但我不这样认为。人的生存与人的精神是不能够截然分开的。新的精神需求是由人的生存给提供的，而不是从精神的家园中生长出来的，在这里仍然用得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形态，物质存在决定精神存在的基本原理。诚然，人在这种新的精神需求中，是会时时地从原有的精神储备中寻求精神资源的，但使原有的精神储备构成新的意义的决定性力量，却是建筑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新的精神需求，这种精神需求固然要时时回望过去，但回望过去却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面向未来的。如果把精神储备视为可供自己精神、心灵最终驻足的精神家园并以此来消解新的精神需求给自己带来的刺激与紧张，那么，新的精神“遮蔽”“幻觉”就会由此而生。曹禺在《雷雨》中塑造了一个周朴园形象。周朴园身处生存的现实之中，但其人之生命尚居主导位置的青年时代与下层女子侍萍的恋情，却是他三十年来日日维系于心的精神之乡、心灵之地，但当侍萍真的出现在他的面前，使“幻觉”成为“现实”时，他就恨之如狼畏之如虎，可见“幻觉”对于“现实”的虚无、虚伪与软弱。五四时代的作家都有着一种对现实对人生给以直面并扯掉假面击碎幻觉的意识与勇气，相较之下，不论是张承志，还是“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在这一点上，都与五四一代作家有着一定的距离了。如是，人的精神、心灵就仍然应该是也只能是处于寻求、流浪的旅途，而没有可供自己停留成为自己停泊地或终点的皈依之处。张承志对这一点有时还是有点清楚的，所以他才会“离别西海固”，并在离别时说：“我又走到了路上……我知道对于我最好的形式还是流浪”。我之所以说张承志“对这一点有时还是有点清楚的”，而不承认他对此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是因为他毕竟把“西海固”视为了他的心灵皈依之地，所以，他仅仅认为“流浪”于他只是“最好的形式”，而不再认为“在路上”“流浪”是精神、心灵的“实质”与“宿命”。
第二，将下层民众实际地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了张承志及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皈依的误区。
知识分子在努力变革社会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并不是社会结构中经济与政治的主体，所以，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文化的努力来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相较通过政治革命、战争形态来变革社会，总显得软弱无力，犹如鲁迅所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在这样的一种软弱无奈中，下层民众在政治革命、战争形态中的主体地位及相应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就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通过依靠下层民众而使自己获取力量的精神需求、精神信念，但在这种精神需求、精神信念中，知识分子却把下层民众实际地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在人类精神领域，由于历史中形成的脑力劳动、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物质劳动分工上的不同，所以，人类精神上的成果，人类在精神上的前驱性、敏感性、丰富性、探索性、深刻性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更多的还是由知识分子来体现的，将这样的两种力量混为一谈，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在下层民众中寻求心灵皈依的误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治革命、战争形态中，中国知识分子一度放弃了自己思想启蒙的主体位置，不能说不与这种误区无关。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对哲合忍耶在多次的大规模的起义及与“官家”对抗中所显示的力量的赞美，张承志由此而来的总是要在下层民众中寻求自己的心灵皈依，可以说，也是这种误区的一个具体例证。同时，由于知识分子是站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前沿位置，所以，他们在精神、心灵上的危机、需求是不能在下层民众中得以解脱与实现的。我们在前面所论述过的，知识分子在下层民众中寻求心灵皈依之所以在事实上未能做到，张承志们之所以要离开“西海固”，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因此。对于这一点，倒是张贤亮在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通过反讽而有着较好的体现。
第三，将下层民众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的顽强的生存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混为一谈，这也是造成张承志及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皈依误区的一个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社会、在精神探索、在身处生存劣境时的软弱无力感，使他们总是有着一种寻求力量的焦虑，下层民众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的顽强的生存力量，给了他们以缓解这种焦虑的幻觉，特别是由于他们一般地说来，生存环境较之下层民众总是要好一些，所以，一旦他们也沦为下层，在他们也身处如下层民众一样的生存劣境时，由于适应能力的差别，使他们更感觉到自己在与社会、命运对抗的力量上的不及下层民众，这种幻觉就尤为强烈，这在表现右派沦落社会下层的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张承志则是通过竭力渲染下层民众生存环境的恶劣来造成这种幻觉，这就是他为什么在《金牧场》中要重笔浓墨写草原“铁灾”的原因，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要将下层民众置于特别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虽然同为“力量”，然而却“形”同“神”异，生存力量与精神领域里的力量是不能相混等同的，其原因仍如不能把实际改造社会的力量与精神领域里的力量相互等同一样，此处就不再赘述。
在张承志体现其心灵皈依误区的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中，张承志经常地大量地穿插进描写西部壮观的自然景色的文字，并以此来与其所欲表现的下层民众的精神状态互为体证。如我前面所曾论及的，这类写西部壮观的自然景色的文字，由于其与人的精神形态的异质同构性及在表现这种精神形态的非社会性的抽象性，所以，在体现人的精神皈依、心灵皈依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张承志在其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中，如《金牧场》《心灵史》等，将这两种文字两种混为一体，就使得其在描写下层民众中所体现的心灵皈依的失误，得以极大的被遮蔽，也构成了对读者的极大的迷惑。如是，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就要将这些描写西部壮观的自然景色的文字，从其所表现的社会画面中剥离出来，从而才能去除遮蔽与迷惑，清楚地看到与准确地把握张承志心灵皈依的失误的真实面目。
在中国漫长历史中，五四时代是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那时，知识分子是以启蒙者的身份面对下层民众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一二·九”一代，那一代人也是为了唤起民众抗战而投身下层民众的。“右派作家”与“知青作家”原本是新时期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一群，但“右派作家”在写到自身在一个特殊年代身处下层民众之中时，其主体意识早已泯灭几近于无，那或许是因为着一种无奈吧。“知青作家”在付出了生命中最为珍贵的青春年代的惨重代价后，最初确曾试图揭示下层社会的愚昧及给自身带来的伤害，但很快地就出现了整体性的转向，一变揭示、控诉而为怀念、美化，不由得不让人感到可悲。张承志则匹马单枪一如既往地怀念、向往、美化下层社会，不由得不让人感到可叹。只有张贤亮，以反讽的形式，复苏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异数”，其后又有王小波、李锐的小说对此做出了新的探求，此处就不另生论题给以论述了。
对民间立场的“误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误读”。张承志常常以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自居，他在《心灵史》中，声称自己宣扬的是“穷人的宗教”；他又以此而愤怒地抨击知识分子对人性、人道的主张，声称自己体现的是穷人的人性、人道，譬如他这样说：“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你们会在读后发现，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人，人性，人道，人心，这一切在中国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发现。我预感到了。我不信任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太重要太本质的认识，至少要在相应的天地中形成……人道不是在‘五七’干校踩两脚泥就能够洞彻的便宜货”。张承志的这种宣扬，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在不知不觉中，张承志似乎也就成了不容置疑的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其所宣扬的人性、人道似乎也就为人性、人道主义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从而免除了人性、人道主义在中国的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