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晋军”，主要是指活跃于上一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批在山西从事小说创作的中青年作家，其代表人物有：成一、李锐、柯云路、郑义、张石山、韩石山、王东满、钟道新、蒋韵、张平、周宗奇、燕治国等人。在这其时与其后，文学界常常以地域之名来概括该地域具备一定创作实力及创作成就的作家群，如“湘军”“陕军”“鲁军”等等。应该说，一个地域的作家群，因为该地域文化传统、民俗风情、社会生活、文学亲缘的影响，常常会形成某种共同性的创作特征，但也并不尽然。从地域上概括一个作家群，虽然因其简明而易记，但也容易把不同创作类型的作家简单笼统地归为一个群体，或者让人因此而忽视了该作家群的创作特质。那么，“晋军”仅仅是一个地域的作家群的集合体称谓呢？还是一个类似“山药蛋派”的有着一个共同的创作特质的创作群体呢？我以为是后者。
请容我慢慢道来。
中国新时期文坛中，有两支文学劲旅可以说几乎左右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支是“五七族”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一批其时已经进入中年的作家为主，如王蒙、张贤亮、陆文夫、高晓声、刘绍棠、丛维熙、张弦等等，也包括与他们在成长期接受了同样精神资源，在创作价值指向上大致相同的同龄作家，如刘心武、张洁、谌容等等。还有一支是“知青族”作家，以有着城市文化教育背景，后来有着在农村插队经历的青年作家为主，如王安忆、梁晓声、史铁生、张承志、叶辛、张抗抗等等，但这支劲旅中，是不包括与他们年龄相似的青年农裔作家，如贾平凹、莫言、张炜等人的，其因概由于他们在创作价值指向上差异较大之故也。但无论在“五七族”作家的阵容中，还是在“知青族”作家的队伍里，你都很难看到“晋军”的身影。这有点类似于在都市文化进入根据地文化的冲突、演化中，如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在延安的际遇的队列里，在对新中国敏感、敏锐的青春感受中，如王蒙、宗璞、陆文夫、高晓声等人在“五七年”的际遇的队列里，你是看不到“山药蛋派”作家的面容的。这其间的类似性，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如果说，马烽这一代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与王蒙等对新中国有着敏感、敏锐感受的作家的人生经历不同，因之，“五七族”作家在山西没有生成的土壤还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晋军”的主力作家李锐、柯云路、钟道新、郑义等却都是从北京来到山西插队的知青，但他们的创作，却几乎与“知青族”作家对自身知青生活的忆写毫不相干，或是不去涉及自身的知青生活，如《远村》《老井》，或是在写自身的知青生活时，其价值指向也与“知青族”作家极不相同。你看，当“知青族”作家在“五七族”作家对自身苦难历程的肤浅的虚伪的浪漫的美化的价值指向的影响下，对自身在插队生活中度过的青春，或在《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给以“青春无悔”的激情告白；或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给以温馨的忆念；或在《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中给以新的价值皈依，或将之称为一片神秘却多情的《绿夜》时，李锐却在他的《厚土》中的《合坟》等篇章中，却在他的《北京有个金太阳》《黑白》中，写出了青春在无价值无意义的牺牲中的破碎感、荒诞感。是什么使同样具有相同插队经历的“晋军”中的类似李锐这样的作家，却在写作中体现出了与“知青族”作家在忆写知青经历中，有了上述的截然不同？或许是执着于深厚坚实沉重的现实土壤的山西文学创作传统对他们的无形浸染，使他们滤掉了那轻浮的青春矫作？
放眼上一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新写实、先锋文学，可以说，文学新浪一浪接着一浪，但凡对当时文坛稍加留意者，对这些文学浪潮可谓耳熟能详。但你只要认真回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文学浪潮的代表性成就，或者说，这些浪潮的领军角色，都非“晋军”主力作家所能担纲。不错，蒋韵的《我的两个女儿》，特别是郑义的短篇小说《枫》，在伤痕文学大潮初起时，被人传诵一时，是可以作为伤痕文学的成就体现的，但提到伤痕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恐怕还是《班主任》《伤痕》《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生活的路》等等，《我的两个女儿》《枫》只是伤痕文学成就的一部分。这个特点，可以说，贯穿于“晋军”作家在上述一浪接着一浪的文学新浪潮的始终。诸如柯云路的《新星》等之与改革文学；李锐的《厚土》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系列等之与以寻根文学为代表的文化小说；成一的《游戏》等之与现代派小说；谭文峰的《扶贫纪事》等之与新写实小说；吕新的《社员都是向阳花》等之与先锋小说等等。同“山药蛋派”是其时作为文学主潮的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的最为主要的代表、潮头的位置相比，“晋军”在新时期的文学浪潮中，不是每一个浪潮的代表、潮头，而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使是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细细辨析起来，其实也是与其被划入的潮流有极大的相异之处的。就以寻根文学这一文学浪潮为例吧。确实，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是寻根文学的理论宣言之一，但你如果认真读读他写的《老井》《远村》，就会发现，其作品是不曾体现他的理论主张的，或者说，二者是脱节的。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系列，与其说是深掘民族文化之根，毋宁将其归结为是五四思想对封建文化的深层清算更为贴切。李锐的《厚土》，常常被作为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的硕果，但对民族文化之根的透视，只是该作品意义的一部分，其根本主旨根本要义却在于对人之存在形态的形象呈示，也就难怪作者对将其作品归入文化层面给以剖析要时时发出遗憾的感叹之声了。如是，你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种种文学浪潮中，找寻“晋军”的创作成就，怕是要失望的，或者说，“晋军”创作上的自觉努力，并不在于对种种文学浪潮的介入上，“晋军”对中国新时期文坛最为主要的贡献，也并不体现在这些潮流中。你用“山药蛋派”是其时文学主潮——工农兵文学的代表、潮头的方式，来界定“晋军”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位置，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是犯了方法论的错误。
那么，“晋军”何以在其时中国文坛而为人重视呢？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位置、意义何在呢？这就要论及“晋军”的创作特质了，对这一特质的认识、厘清，不仅将使我们不把“晋军”这一称谓视为一个地域性的作家群的集体性称谓，而且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楚山西文学传统的深层意义。
“晋军”的创作特质我以为就是，关注社会现实的价值需求，着重以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以农民的生存形态为题材，对传统中国对“老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并进而深入到人的存在层面，给以清理与批判，这一清理与批判的价值立足点，一是人的立场，是以人为价值本位，一是以对社会的分析、批判为价值本位。相应地，“晋军”的小说创作，也是分为两个路向而给以展开的。
第一个路向，以山西农民生存形态为作品本体，在这一本体上，滋长出不同的价值向度：或是指向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如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系列小说；或是深入到人的存在形态，如李锐的《厚土》系列；或是重在对农民心理世界的细腻剖析，如成一的《陌生的夏天》等心态小说系列；或是着重于对作为客体的农民情感的丰富深刻的展示，如郑义的《远村》《老井》等；或是以意象、象征来体现作为主体的自己对农民生存形态的抽象感受，如吕新的小说；或是以一种同情的姿态写了农民生存形态的无奈，如谭文峰的小说等等。但不论价值向度差异如何，却均是以山西农民的生存形态作为自己作品的本体构成，且价值向度也相应地均是指向对传统中国或者说是对“老中国”的展示或批判，而这一价值向度是与前述一浪接着一浪的文学新浪的价值向度是一致的，均是自五四时代始的“人的文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入与展开。如是，文学新浪中的每一浪潮虽然“各领风骚三二年”，但“晋军”作家以山西农民生存形态作为自己的作品的本体构成，却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文学新浪中的每一浪潮中，虽然都有着“晋军”作家的身影，但“晋军”作家的身姿却是相对稳定的，从而作为一支相对独立完整的队伍引起文坛的持久关注。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也是以山西农民生存形态作为自己作品的本体构成的，虽然在这一本体上，他们的价值向度或是指向民间，或是指向农村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是指向二者的融合，但以山西农民生存形态作为自己作品的本体构成，却是与“晋军”作家是一致的，由是，我们可以看到“晋军”作家与“山药蛋派”作家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
第二个路向，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剖析、批判，以满足时代的现实情感需求为作品本体，这一情感需求既是社会的，也是民间的。这一路向最有鲜明代表性的作家是柯云路及其代表作《新星》。在《新星》中我们可以分外明显地看到，作品中所揭示的社会矛盾是充满着社会现实性的，诸如现代化改革与农村地方势力、旧有管理模式、传统观念的冲突，但对现实矛盾的解决却又是充满着理想化色彩的，如李向南一系列虽然在现实中绝难行通的但却足以让人在主观意愿上得以酣畅淋漓满足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作品中所塑造的次要人物都是充满着社会现实的丰富性的，如顾荣形象的塑造，但在最为主要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却又是充满着理想化色彩的，如李向南形象的塑造；作品的情节是理念化的，如改革与反改革壁垒森严界限分明的两军对垒及在对垒中以传统道德观念为标准的双方个人品格的高下之分，但在细节的描写上，却又是充满着丰富的感性韵味的，从而得以时时冲破理念框架的束缚等等。需要多说一句的是，柯云路作品中这种建立在社会现实矛盾中的理想化趋向，既是符合其时社会的情感需求的，又是符合民间的情感需求的。从当时社会来说，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需要着一批有作为的权力者，将传统的人治推向现代的法治，从民间情感来说，清官意识一直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情感渴望，你说它是封建意识也好，你说它是传统观念也好，但在民众尚不能够尚没有能力完全自主之时，对清官的渴望就仍然有着强大的现实合理性。如是，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何以《新星》出版后，特别是改编为电视剧后，会出现举国上下的李向南热。但凡对中国创作思潮有着基本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到，柯云路的这一创作模式，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后的“两结合”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的，是与“山药蛋派”的创作模式有着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的。我在前面说过，“山药蛋派”
是一个足以代表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的流派，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两结合”则是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所奉行的最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如是，从“晋军”主力作家的上述两种创作路向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山药蛋派”作家对他们的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或许是山西这块深厚沉重的黄土地使之然？总之是，这是山西文学的一个传统，一个特色，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山西的“山药蛋派”与“晋军”这两代作家的创作，与其时的时代的前沿时代的中心，都有着一个不算远的距离，“山药蛋派”作家之与延安的都市文化与根据地文化的冲突，“山药蛋派”作家之与“五七族”作家对新的时代矛盾的敏锐感受之间的距离已如前述。“晋军”作家的创作不要说与其时京沪种种文学时尚话题文学新潮有着不算远的距离，就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融合的前沿话题上，也与“京味”作家、陕西作家有着不算远的距离，更不要说与类似《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这样的“前沿”“异端”，那距离就更远了。（不是说，“晋军”作家中，就全无那种活跃于时代前沿的作家，譬如钟道新的“高知”“高科技”系列小说，对现代社会对人的侵蚀的揭示就分外深刻，但这毕竟不能代表“晋军”的主要特色，且钟道新的小说，也往往在“晋军”浓浓的特色的遮蔽下，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类似的作家还有写文字狱题材的周宗奇，写生态小说的哲夫等）但这不算远的距离，正是山西这两代作家创作的优势之所在。正是这不算远的距离，虽然使山西的这两代作家并不活跃在时代的最前沿，但却也使他们在汲取时代前沿资源之时，滤去了前沿的“躁气”，去除掉了“观念”的“游戏”，“观念”对“事实”的“遮蔽”，从而将一时代的前沿资源扎实地有机地融入、消化到自己的切实存在的体内——对农民生存、存在形态的深度展示与剖析，以结实、厚重的成就引起国人的刮目相看。这或许是山西这两代作家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因为说到底，传统中国最深层最切实分量最沉重的变化形态，还是体现在对农民生存、存在形态的揭示之中。
三
山西小说创作的第三次高潮是所谓的“晋军后”的小说创作，其对全国小说创作的影响，与前两次小说创作高潮对全国小说创作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不同。
自新时期“晋军”崛起引起中国文坛的高度关注之后，从上一世纪80年代末期始，随着“晋军”整体性的创作高潮的过去，山西小说界就被一种深深的隐隐的惟恐山西小说创作强劲势头的失去的焦虑及对新的小说创作高潮的期待所缠绕。1996年，《山西文学》开办了“中国乡土小说特辑”，意在着重推出乡村小说，并同时开展过关于乡村小说的理论研讨，试图来造成一种声势，打出一个旗帜。从对其“乡土小说”的命名上看，就可以看出，举办者是试图发扬山西小说创作一贯注重写山西农民生存形态的创作优势，同时，不再用曾经长期用过的“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意味较浓的称谓，而改用文化意味较浓的“乡土小说”这一称谓，也可以看出举办者试图将山西传统的注重写山西农民生存形态的创作优势，通过一种现代性转换，使其成为在现代性语境中，能够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互渗形态，并因此构成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对话，在现代性语境中，发出自己特定的声音。这一小说特辑，可以说是如期举办，如期期期与读者见面，理论研讨也曾认真地进行，但其效果却终究未能如期实现。在这之前的1989年，《钟山》杂志举办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虽然在理论上尚处于朦胧模糊之中，但却凭借着良好的艺术直感，敏锐地把握住了其时时代社会与精神的脉搏，引领了文学潮流的转向。两相比较，虽然一南一北，遥遥相对，但效果却不异于天壤之别。究其实，还是在于在上一世纪末的时代的整体的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中，山西小说界未能找准自身的位置，完成自身创作优势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