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确实是根据地文学的代表性成果，但前者已经不好说是单单归属于哪一个根据地了，后者即使归之于东北解放区，但无论从根据地文学创作历史的长短上，还是从根据地文学创作的整体实绩上考量，东北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及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学创作的。
如果上述的描述尚能成立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那么多的根据地、解放区中，在体现根据地文学形态、创作实绩方面，为什么单单山西革命根据地能够首屈一指，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呢？是根据地文化与山西地域文化的亲和性使之然？是革命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亲和性使之然？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再让我们从文艺思潮、文艺运动的角度给以考察。
根据地文学形态及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形态，集中地体现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中。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上承五四、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理论旗帜，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为创作旗帜，正式地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初。以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为代表，兴盛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以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以及曲波的《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革命传奇小说、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为代表的短篇小说等为标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达到极盛、高潮。这之后，则以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等为代表，在1963年后，进入停滞期，而在“文革”中，最终消亡。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这一发展、演化轨迹，与“山药蛋派”的发展演化轨迹，可以说，是完全地同质同形同步的，或者说，“山药蛋派”以其自身的发展演化轨迹，从始至终地体现、构成了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发展、演化轨迹。“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赵树理，其早期创作始于1928年，上承五四、1930年代左翼文学，而于《灵泉洞》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至1940年代初，作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以自己的成熟的小说创作如《小二黑结婚》等，与“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直接汲取根据地思想资源成长起来的晋绥五作家马烽、孙谦、西戎、胡正、李束为最初的小说创作，如《吕梁英雄传》等一道，共同在实际创作上，标志着“山药蛋派”的形成。“山药蛋派”的兴盛期大致在建国初至1957年，这一时期，赵树理的创作高潮一直延续到1955年的《三里湾》，以马烽为代表的晋绥五作家的创作在这一时期则基本上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创作风格。以1958年晋绥五作家全部调回山西工作并相继担任山西文艺界的高级领导职务，《文艺报》推出《山西文艺特辑》，山西文联的《火花》杂志集中体现“山药蛋派”的文艺思想，马烽等晋绥五作家的创作达到高峰以及韩文洲、义夫等“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的加盟为标志，至1962年“大连会议”对赵树理及作为“山药蛋派”人物塑造特色的“中间人物论”的高度肯定，“山药蛋派”小说创作达于极盛、高潮期。这之后，随着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进入停滞期，而终于在“文革”中最终消亡。
还需要加以补充的是，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期、兴盛期，是以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上承五四、1930年代左翼文学为代表的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其成就体现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第二个高潮期、极盛期，是以柳青、梁斌、马烽等直接汲取根据地思想资源的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其成就体现的。“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演化轨迹也是如此。赵树理小说创作的高潮至1955年的《三里湾》基本上宣告结束，其后则步入了少产且创作追求陷入困窘的停滞期。“山药蛋派”的极盛期，是以马烽等晋绥五作家及韩文洲等“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的加盟作为其实力阵容体现的。
“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演化轨迹之所以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演化轨迹完全一致，是因为“山药蛋派”的审美观、审美形态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审美观、审美形态完全一致，且其自身内在矛盾及自身与外在世界、历史运行之间的矛盾形态、性质也完全相同，如农村题材、对现实的关注、理想化结局、大众化写法等等，对这一审美观、审美形态，对这一内在与外在的矛盾形态、性质，许多论者已经多有阐释，我在这里不拟展开论述，我只想从“山药蛋派”之所以会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中，产生重大影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谈三点：
第一，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革命根据地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根据地、解放区，根据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完成了新的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根据地及其后的新中国的十七年，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螺旋上升的一个必然阶段。工农兵文学思潮、流派，是这一全新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情感形态的形象反映，因之，较之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自有其在历史上领潮流之先的位置与意义，“山药蛋派”则又站在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潮头，因而，其位置与意义的重要，自然一目了然。稍稍多说一句的是，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的今天，至少在文学界，如何汲取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价值资源，批判现代化形态中的种种弊端、弊病，是一个亟待研究的也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课题，因之，“山药蛋派”不仅具有“史性”意义，也仍然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第二，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最主要的质素、品格、特征，在“山药蛋派”身上有着最为集中、纯正的体现。因之，“山药蛋派”作家与丁玲、周立波、艾青等从上海现代都市进入根据地的革命作家不同，丁玲等人所经历过的现代都市文化与根据地文化的矛盾、冲突、磨合是“山药蛋派”作家所没有的。“山药蛋派”作家与在新的共和国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刘绍棠等人也不同，王蒙等人在生命成长期的青春性与共和国在成长期的青春性的同步形态以及王蒙等人对新的社会矛盾的敏锐感受是“山药蛋派”作家所不能充分体现的，因之，“山药蛋派”作家也较少遭受王蒙等人的“右派”厄运。“山药蛋派”作家的这一命运形态，有助于他们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共始终。
第三，在根据地时期，“山药蛋派”的主要作家赵树理及马烽等晋绥五作家，分属太行边区与晋绥边区，他们虽然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气脉相通实为一体，马烽等晋绥五作家还在延安学习过，但他们毕竟不在根据地的权力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这就使得他们不会直接受到根据地权力中心的政治风雨、激荡的冲击，有着相对稳定的创作空间。建国后的十七年，虽然赵树理、马烽特别是赵树理，曾经长期生活在北京，但其主要创作活动却是在山西，这与他们在根据地时期的创作空间有着某种类似之处，即都是在创作内容上，与政治文化中心高度一致，但在创作空间上，却又与政治权力中心有着一定的距离。这样的一种创作时空及创作主题上的创作状态，就使得“山药蛋派”作家既能不身处政治文化中心，但其创作却能进入政治文化中心，甚至还能领时代文化的潮头。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关系，主要是赵树理与以马烽为代表的晋绥五作家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的一个关注焦点，早如新时期之初，刚刚公开对“山药蛋派”给以正式命名、张扬之时，戴光宗就从描写重点（赵树理重在写人物，马烽等人主张写新人新风尚）和对待传统的态度（赵树理强调继承传统，马烽等人则不同）两个方面，论述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没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因而认为“山药蛋派”并不存在。近期则如张恒认为“事实上，却很难说赵树理与‘山药蛋派’有什么实质上的瓜葛”，“只是到了80年代初，某些‘山药蛋派’理论家为了证明‘山药蛋派’的显赫，才把这位含冤屈死于自己故乡的作家生拉硬扯了进来。
‘文革’前，在‘山药蛋派’作家中，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将赵树理强行裹挟进‘山药蛋派’这个日落西山的地方作家队伍，乃是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最大贬低”。虽然学界大多数论者是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盟主的，但在具体论述中，却也是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作分开论述的，如席扬，虽然那么肯定地将赵树理归入“山药蛋派”的“旗手”位置，但在对“山药蛋派”的具体论述中，又常常将赵树理排除在外，如在《“山药蛋派”艺术选择是非论》一文中，是“把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中一个独立的特殊存在，本文以后的论述除个别地方外，一般不再包括他”。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我以为是涉及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如此发展嬗变的诸多重大因素，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在这里，我只能极简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赵树理与以马烽为代表的晋绥五作家之间，是有着许多不同与相同之处的，譬如：赵树理是以农民为本位，是站在“存在”的层面来写农民的“生存形态”的马烽等人也是以农民为本位，却是站在时代社会的层面来写农民的“生存形态”的；赵树理作品中对作品内容的理想化处理其理想是一种民间理想，马烽等人对作品内容的理想化处理其理想则是一种社会理想；同样作为农民的儿子，赵树理是以本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马烽等人是以农村干部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赵树理的精神资源是五四理性与民间情感的融合，马烽等人的精神资源则是经过根据地文化选择过的五四理性与民间情感的融合，如此等等，尚有许多，不一而足。但上述种种各自相对的两个方面，却又是相互渗透、交叉、重合甚至是相互融合的，在上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前期尤为如此。但相互渗透、交叉、重合甚至融合，并不等于二者相同，二者之间在相似而不相同之中所形成的艺术成就中的巨大的落差，正是众多论者对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关系的困惑之所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上述种种各自相对的两个方面，越益分离。如是，马烽等人的文学创作之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也就伴随着这种互渗性、重合性、融合性及其后的越益分离的流变轨迹，而从“形神相似”越益趋向于“形似神不似”，至于“山药蛋派”的第三代作家，则从其一起步，相较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就只是徒具其“形”而无其“神”了。需要稍稍多说一句的是，“荷花淀派”前三代作家创作的演化轨迹也基本上是如此。如是，这样的一种演化轨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嬗变历程中，就是颇有代表意义的了。
其次，“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诚如席扬所详细考证的，“山药蛋派”的命名有着一个十分长期的曲折的过程，虽然这一流派的主要作家的创作，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成果颇丰，但直到1958年《文艺报》12月号，推出《山西文艺特辑》，才标志着“新中国文学界第一次把他们有意识地作为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被称之为“山西派”“火花派”
“赵树理派”，“山药蛋派”这一称谓则早在这些称谓之前，作为一个“含有明显贬义”的称谓，在人们口头私下流传着，直到1979年才由李国涛先生“正式把‘山药蛋派’从口头上移入文章并以概念的形式提出来”，且用“山药蛋派”这一称谓从特质上来概括该派，较之用“山西派”“火花派”从地域上、杂志名称上概括该派，更为准确、深刻。因之，我同意席扬所说：“山药蛋派”“‘流派’意识并不是产生在创作主体那里，而是接受者感受的结果”。正因此，“这种命名的曲折过程也含纳着丰富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风云变幻和审美观念上的深刻歧见”。就是说，“山药蛋派”的种种“派性”，是在一个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的接受过程中，被提取、抽象、概括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如席扬所说：“时代的‘语境’因素和权力话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受众对赵树理的理解向度和消化深度”，如是，丰富的赵树理就在接受的过程中，被接受者从某一向度上，给以深化与扩充，然后，以“接受中的赵树理”，进入了“山药蛋派”的版图。
也正是从时代接受的角度，我们也才可以说明，为什么尽管马烽创作的高潮期及其代表作，如《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等，无论从对人物的揭示还是从作品思想的深刻，虽然均不及他早期的作品，如《村仇》《金宝娘》，但我们也仍然要以前者来标志马烽在创作上的成就。我们也才可以说明，为什么无论从对人物的揭示还是从作品思想的深刻，马烽的小说虽然不及孙谦的小说，譬如，孙谦的《爷爷爸爸儿子》的艺术高度，就是马烽所达不到的，但我们也仍然要以马烽作为“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的领军人物。
再次，如我前面所论述过的，“山药蛋派”的演化轨迹，上从赵树理最初创作时对五四文学大众化的承续，下至对“中间人物论”进行批判后，开启了“文革”“高大全”英雄观之先河，可以说，体现了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这样一个相当完整的有着内在有机血肉关联的文学时段的流变轨迹及其主要特征。赵树理作为这一运动、思潮第一个高潮的代表性作家，马烽作为这一运动、思潮第二个高潮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其间的交替，足可以体现这一运动、思潮发生嬗变的外在形态与内在原因，如果不把赵树理归纳进入“山药蛋派”，我们也就无法从一个最为根本之处，无法有一条贯穿全身的主线，无法有一个价值凭依，来对这一流派、运动、思潮的兴衰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梳理了。
二
如果如上所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曾经以领军、潮头、主力的身份，影响过一个时段的中国的小说创作的话，那么，“晋军”则作为一支重要的创作力量，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坛的一支生力军，影响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