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机关“男同志”而言，首先识拔万丽，并谆谆告诫她“人要想干出点成绩来，不经历千辛万苦甚至千难万险是不行的”向秘书长；在场面上，两次对万丽发出“拒人以千里之外的一瞥”的平书记；以万丽等干部职位为棋拿捏在手指间的计部长；喝了酒才能“壮胆”说出真相的赵科长；只唯下不仰上，“只要自己认为自己是进步”就是“大进步”的万丽丈夫孙国海……无不栩栩如人在读者左右；至于“女同志”方面，万丽进入机关后的顶头上司，能够把所有领导的报告“看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只是永远赶不上趟”的余科长；让身涉机关未深的万丽“一点也觉察不出用心”的妇联许主任；永远“半真半假，让人琢磨不透”，泼泼辣辣而又不无心计的伊豆豆；声称在机关工作“靠背景是靠不住的，靠脸蛋是靠不住的，有本事的拿出工作成绩来”，却因为陪同中央首长过程中偶犯了“潜规则”而靠边站的接待处金处长；以及“有素质有修养平静内敛”的硕士研究生陈佳……无不昭示着机关组织的种种秘辛，以及官场文化对于人性的种种变造。
铁打的机关流水的干部，在水流般的干部队伍中，从前往后永远也不会缺失的角色是“女同志”。不过值得回味的是作品最后那个寓言式的“尾声”，睿智的女作家似乎正要借助它告诫天下女生一点什么。不过她再没有点破了，因为青春在机关人事中一点一点儿磨损，磨损了七千余天并且还将继续磨损下去的万丽，已经尽情说出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这么说来，一部将近四十万字的《女同志》，正是青年知识女性择业立志的一个智慧指南啊。读了本书之后，所有如万丽般“聪明可爱的傻女孩”，该在人生道路上知所取舍了罢？
附记：上文系去年六月二十日所撰文稿。顷观《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今年第一期，有谢有顺谈其“二〇〇五年阅读印象”，在其认为“质量相当不错的长篇小说”中，即将《女同志》排在第四部，认为：“范小青的小说，表面看是在描绘密实的经验、喧嚣的现实，其实渴望触摸的依旧是人性的核心。《女同志》亦然。”他指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看见哪一个作家能够将官场女性的隐秘心理雕刻得如此精细、逼真，得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广大的、被忽略的人心世界——它不乏人性被格式化之后的虚假，但也残存着一种无法被消灭的温暖和坚韧。范小青在叙事上的仁慈和耐心，正是通过解析这些人性的缝隙而获得了辽阔的生长空间。”
又闻《女同志》上了《中华读书报》“二〇〇五年最佳图书榜”，看来该书正缓释着其内在的叙事魅力，而随着“公务员考试热”的不断升温加热，必将继续蚕食图书市场的读者份额。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日）
6、《桃李》
《桃李》并不是我近来爱不释卷的一部书。
作者的文字过于写实，实诚得让人难以坦然面对——
法学教授邵景文因为一个偶然的诉讼代理机会而贫儿暴富，从此他的人生开始走向“潇洒”：不仅办起了声誉与生意俱佳的律师事务所，而且还坦然接受了他的客户、民营企业家宋总奉送的“公关小姐”，而与潇洒人生同步的，是人生价值观的裂变；本科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刘唱为了在大城市居留下来，不惜以自己的肉体来寻求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捉刀人；家庭背景优良，一向心高气傲的大学生蓝娜，竟然在款爷的大叠钞票面前脱衣而舞……
——这就是我曾经熟悉的校园，一个曾几何时让人情思梦回的学府？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是的，以往我们总是将大学校园误读为“春风桃李”，而对与“秋雨梧桐”伴生的愁绪忧思视若罔见。其实，梧桐叶都落了，冬天还会远吗？
有春分乃有夏至，夏去秋来，深秋过尽是严冬。岁序更迭，时不我待，这是大自然也是小人生的法则。可是人生历练不足的人，往往在品赏春华、享受秋实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如鸣夏雷所曾给予的灵魂惊悸和如剑冬风将施于的肉体刺痛。
张者在《桃李》中，讲述的是京城某大学一个人才群落从道德迷惘开始，终至自我覆没的故事。
老孟师哥、王莞师兄、李雨师弟、张岩三师弟、柳条师姐、甄珠师妹（姑依小说作者的称呼）……一群原本为了深造学问而聚集一堂的研究生，在“老板”——一位中年有为、业务大成的法学院教授邵景文的指导下，本来有着各自辉煌的锦绣前程。然而，禁不住自身情欲和身外名利的诱惑，他们不再清苦自守，勤奋向学，而是丝毫没有留恋地走出了象牙之塔，一个接着一个地投身于校园内外的花花世界。
要说认识人生、理解社会，进而挑战人生、驾驭社会，该是高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法学学子们的基本思想装备。然而，身为“研究生导师”的法学教授邵景文先生，却只是一味地鼓励弟子们服务社会、从事实践，让他们既“修足了获得学位所要求的学分”，又“都换上了浅色的西装，并且在上衣口袋里也装上了手机”，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应该赋予他们比打工费、比学位更贵重的东西——法学至境是人文精神与法治原则的高度统一，法学的终极关怀依然是让社会人群相安共处的道理。
即使在与弟子们一起掏心窝、说酒话的时候，面对学生们的普遍迷乱心态：“我们考法学研究生（是）为了当律师赚钱。吃了原告吃被告，带着法官去打炮（泡妞），还要留着大红包……”邵老板也只是醉着眼睛装没听见，就像他当时“醉着眼睛装没看到”柳条给予他的爱情暗示那样。
是的，读《桃李》，最难忘邵教授的豪言：“我不相信我的研究生在外头找不到活干。”也难忘作家在作品中的交待：“有一天老板喝醉了，他和我们说了一晚上的酒话。他告诉我们从文学转向法学是为了给爹报仇。可见那时老板是把法律当成武器的，后来老板虽然发现法律并不是无坚不摧的武器，但是却能挣钱。所以在他还不具备律师资格时，便急不可待地为宋总代理了案子。宋总不但一次性付给了他五十万元，还有一位叫梦欣的小姐……”
——能“在外头”有活可干、有大钱可挣，既然曾经是邵教授一夜之间脱贫致富的成功经验，又是他如今的人生价值刻度，那么，以香车美女为象征的成功人生，进而成为邵导师、邵老板教书育人的基本理念，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作家在小说第三十一章中，用十分形象的比喻写道：
研究生就如放牧在草原上的一大群羊。一切都靠自觉，你胖也好瘦也好都需要自己去努力觅食。导师不过是牧羊人。他们只需要在三年以后把分给自己的那一小群羊归拢来清点一下，让写个论文什么的测试一下胖瘦，然后贴上一个学校的标签投向市场卖。
有些导师连卖的时间都没有，羊们往往是自己卖自己。
功成名就的邵导师，该就是“连卖（羊）的时间都没有”的那种“老板”吧？
于是这个以邵老板为中心的，先是在法学知识上拥有优势，后来又能以此在律师所换得不菲报酬的人才群落，也就完全可能堕落为脚踩书本、口衔法条的失魂一族。
通过《桃李》，我们已经不难看到，这群失了魂的外表相貌堂堂而又衣冠楚楚的人，是如何一步步地成为情感的奴隶，财色的俘虏，直至沦为欲望的牺牲品的。
虽然作家在书中没有明白道出，实际上他的笔端，已经无意中触及了当代研究生教育“导师制”的流行病灶。
“把导师称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的”，作家分析说，“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嘴里既经济了一回，也增加了知识的成分，很具有时代感”，只是“这个称呼不知从何时开始的”。作者揣想将“导师”改称为“老板”，无非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把导师称作老板喊着踏实，叫着通俗，显得导师有钱有势。
第二，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心中已赋予了新的含义，老板已不是生意人，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大款了。大款算什么，大款只有几个臭钱，而老板不仅是大款也可能是大师、大家。
第三，老板这称呼已根本上和一般公司经理区分开了，同学们称自己勤工俭学打工所在的公司经理为老总。不过，老板作为一种称呼也只是在学生之间用用……
作家毕竟是作家，他的生活触角是敏锐的，思想视角也是广阔的。
我想，假如能够真正考证出，是何时在何地开始流行起将“（研究生）导师”改口为“老板”的，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回放一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世俗化的道路上是如何越走越快，直至不断栽倒在庸俗化泥潭中的狼狈镜头的。
《桃李》虽然描写的是一小群浮躁的法学师生的泡沫化的生活，可是作家的写作过程却一点也不浮躁，至少他曾经在北京大学的四十四楼四易其稿。作家的心是真诚的，更是忧患的。
然而在《桃李》中，作者的文字机巧或者有余，情节编造的经心却明显不足，这使我在阅读中，很难把它同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和钱先生夫人杨绛女士的《洗澡》联想到一起。尽管这三部书，确实都是以不同时代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为题材的。
众所周知，《围城》调侃人生、嘲弄宿命，以反讽的笔调着称，《洗澡》描叙群像、刻画心理，以绵密的文字见长。那么，《桃李》的长处又在哪里呢？
诚然，《桃李》前九章的叙事（尤其是其中费了作者不少笔墨的有关老板早年的爱情故事、师弟与蓝娜的爱情故事注释）拖沓堆叠，读来令人生厌，这就不必说了，倒是从第十章往后，我觉得，这部小说多少有些引人入胜了。
我最欣赏的，是贯穿小说头尾的三十八岁的法学博士生老孟与同屋经济学博士生小雷之间的冲突（二十五岁的雷文是他的情敌，也是他的论敌，更是他人生竞技场上的劲敌）。这一条线索写得张弛有度，深刻揭示了当今校园人际矛盾的一种重要形态，堪称出色。
此外，小说中不时出现的机巧段落，也在显示着作者文字上的机智和幽默。
如第十八章，写到邵景文收到宋总致送的五十万元以后，“数了一夜也没有数完，便躺在厚厚的钞票上睡着了”，次日醒来，他意外发现眼角处一张大钞已经被自己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打湿。这时候，作家笔下生花道：
老板觉得奇怪，一次挣这么多钱为什么会在睡着的时候哭呢？老板又觉得丧气，自己在梦中哭了一夜，那泪水才值一百块钱。
还如第二十章，结尾处写到师弟王莞占了刘唱两天两夜的“便宜”后便立马赖账，一回到宿舍就刻意逃避，从此“上演了一幕猫抓老鼠的游戏”：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谁想和王莞开个玩笑，喊一声刘唱来了，王莞便会惊慌失措，然后逃之夭夭。
不由得让人为这个自作自受的小王发出幸灾乐祸的一笑。当然，类似的生动情节，于作品中还能再次看到（如第四十章，写失恋中的王莞希图与诨名为“一条河”的少妇苟且成事，就有意外之笔）。
遗憾的是，作品中尽管不乏此类精彩的段落，可是通篇看来，小说框架上却颇多顾此失彼之处。如对柳条的恋师心理就始终缺乏深入的刻画和背景的交待，以至于她与梦欣的每次言语冲突都显得比较浅薄；对邵景文与董小令（王愿）的不期而遇，尤其是后者主动邀约和前者悄然赴会这一过程的描写过于戏剧化等等，都使得故事的信服度大为下降。
如此说来，这部描写“二十世纪和二十一实际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桃李》封底导语）的小说，让杨绛感到“很惊奇……”言犹未尽的就并不一定是好话，而可能是保留着她老人家部分意见的话。
人欲横流，淹没一切弄潮男女。
农家子弟出身的前程似锦的邵教授死于非命；以青春赌感情的梦欣律师沦为通缉疑犯；一向在乎是非之辨的孟博士行凶杀人；追求一夜情的张硕士因嫖娼而被拘传罚款；恪守传统道德的蓝教授一而再地为女蒙羞；人生大计错失了定针的刘唱终成流落京城的废人……
无论善恶良莠，在张者的《桃李》中终归人生毁灭一途。
——这就够了，它足以说明不是师生个人的品行情操上出了什么特别大的纰漏，而是我们的校园以至社会环境，在导人向善的机制上可能正在发生着癌变。
落花流水，带走二三桃李。
我们不必振臂空喊“救救学子，救救百年学府！”之类百无一用的话，是形势都会强过人。一个欲望被充分激活了的时代，总会自动构筑形形色色的舞台，以诱引红男绿女们去裸露灵与肉，作尽人间儿女风流态。常常桃李满园的大学府，自然亦难例外。
事实上，《桃李》已经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大学校园的一段隐私，从而不失时机地完成了一个为中国教育革命乃至社会改革所必备参考的另类文本。
不过，这文本是用邵景文教授和雷文博士生两条鲜活的生命为载体的，是用梦欣、董小令、蓝娜和刘唱们的妙龄青春，以及老孟博士、张岩硕士生们幻灭的前程写就的，字里行间荡漾着的是同龄人的悲欢血泪，因此多少令人有点不忍卒读罢了。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