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幽微处的亮光(《花园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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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马叙伦《六书解例》解读

马叙伦先生着述甚丰,近年则有《石屋余渖》的重刊,记述民国政坛艺林逸闻。早期马先生着作则以音韵、训诂、古文字学用力甚勤,成就最丰。

笔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收得《六书解例》一书,系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初刊版本,窄十六开老纸印刷,书品在八品以上。

六书,乃汉字构成法,造字之法,也是分析汉字结构的原则,是对汉字推敲得出的科考成果。许慎最早言之,以六书为理论背景的文字学,乃于彼时奠定。正是六书,使得汉字走向科学、规范,其意义指向文明绵延。马先生的辨析,意在使六书内涵更为清晰稳妥。

马先生说,八卦的八个卦象,即古文“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然余谓今之卦者,乃以后造之字,仰名前事耳。

仓颉之时代,已有书契,那是刻在木头上的成形文字。但马公特别指出,那时“依类象形,今六书之象形、指事、会意是也”。六书法施行之前,汉字形体迥异,文字孳乳寖多,于文明发展,实多阻碍。当然,六书未有之前,也有结绳、八卦,为记事的工具。

许慎,他是看到字体繁衍出现向壁虚构之倾向,且益以诡变,乃做《说文解字》,修文正误。马叙伦以为,文字的作用,乃在“节解群名,疏通众旨”,如果识字者越来越少,则不免民智蔽塞,德业冥障。《六书解例》多有精彩之论。他引古代学者的话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盖在上古,人之知识犹稀,仅以简易之结绳法为识事之标志,是以伏羲思有以易之而八卦兴焉”。可见文字的兴起和古人所要表达的心情、思想、智慧息息相关,文字大致成型之后,更是形制特殊的活化石、活历史。

“何况古事,不赖虚播竹帛,亦可测之智慧,譬如赤子,方能匍匐,谓之走及千里,性虽可能,事即不然。今伏羲之时,方能造卦,便谓已有文籍,不徒于史无证,亦是在理难验也”。这是他考订古代十数家学者所说,对仓颉所处时代及文字出现所下的断语。而以譬喻出之,是书证加以头脑思考所作研判。

古人以八卦猜测、采择吉凶祸福,表达万物之情,马公以为,八卦还非常简略,怎么说得上通神明解万物呢?“于是有重卦之形,合体为字之滥觞也”,这自然是指繁体字。繁体字之复杂性也是必然的,自然万物是复杂的,简化字则不足以概括。繁体字尊重文化演进的规律,自然也形成妥善系统的规律,包涵人生智慧,系历代智者长期思虑实践的结果;其中包含多重的张力,古人审美观念,既为抽象符号,同时也模仿自然。六书的深刻意义系指繁体字,简化字不在考量之内。因简化字并非来源于自然演化,而是认为的想当然的,自作聪明向壁虚构的。第三批简化字更是霸王硬上弓,消弭生命力,简化求速进,造成人为割裂,反增扰乱,形似简单一些,却失去了准确深刻的表意作用,既不能妥帖表达人类对生活的体验,反增支离,自然也就远离审美堂奥。

繁体字看似贵族气息,实则是人的气息,人本的气息。其间的人文关怀将生命和学术融为一体。海外主要使用繁体字的地区,百分之七十七的民众反对使用简体字,十九岁以下的年轻人反对最力(《参考消息》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一日)。繁体字不只是工具,更是文化之载体,关系文化传承不应该依循少数服从多数的逻辑。

“文者,物象之本,得之自然;字者,子母相生,孳乳之义,非象形、形声之属不能负文字之名”。此即说到文字的根本性质。

“转注之说,自来学者纷如聚讼。约而言之,则转注者,因此字而造彼字……假借者,因彼字以为此字……故转注犹有所作,假借竟无自生”。

“凡指事者,先有象形之字,从而指之,指之者,非字也,故指事字仍为独体,与会意二提成字者别……盖以是字象物,而别有意,不能即其字而见,则就其字加一二画以见义。其字有类会意,但所指之一二画不成字,会意则两字皆成字者……”静夜拜读,尤觉其所言深切。

古人观天象,识地理,察鸟兽之文,文字本身是一种标识。从地理、天象、人事、自然万籁中抽象出来,久历衍变,锤炼而成,也是人文、政事之需要。结绳时代,是用大小来区别;到了八卦时代,则“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马先生对指事、转注等的妥帖辨析,乃是许慎以后,六书研究的极高成果。

《参考消息》(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载文说,爱因斯坦晚年为宇宙问题所苦恼,说他的数学并不好,他的数学运算依靠一位杰出的助手,而他对宇宙的定位和深郁认识,相当程度依靠他的直觉。马公比较梳理诸家的论点,而自有简捷明断的界说,他的判断很大分量也是依靠他的直觉,但其基础却是深入细致的爬剔梳理,翻覆探讨,究出本义。

一本篇幅不大的着述,多量的笔墨用于对前儒的观点辨析、纠谬、消除疑义,同时也特别标举确论,他既擅综合会通,辅以宏观的眼光,且也不乏材料的引证和印证、考订。对前人之模糊不明之处,以别具新意的穿透力,确定真伪而辨别是非,扩大了后人涵泳学术资源的眼光。

这样一本略显单薄的着作,然其引证的妥帖、信息的密集,智慧的判断,对今之学人来说,却是不易学得的。

说来令人惊诧,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讲文字学的是钱玄同,他力倡国语罗马字拼音;而马叙伦当时讲授的是老庄哲学,但他后来也走到和钱玄同一样的方向了,主张文字必须改革、简化,并要走拼音文字路数(可参阅他的《文改笔谈》、《文字必须改革》,《文字改革》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较之他对六书的深切解读,让人觉得时空颇有倒错的时候,这是很可惊叹的。

(马叙伦《六书解例》,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