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陇南宋代历史，耀眼夺目的是碑石文化，大小碑石多达五六十方。这是刻在石头上的宋代陇南历史见证。在陇南历史上，宋代碑石可算是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历史文化遗存，弥足珍贵。
先秦青铜器铭文之后，东汉西狭摩崖刻石开辟了陇南碑石文化的先声。魏晋南北朝已有墓志铭问世，如《薛广智墓志铭》和《芦苌墓志铭》。唐代出现了记事碑。这些朝代的碑石，其文章、书法、雕刻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但数量极其有限，尚未形成泱泱大观。
宋代的陇南碑石，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被推上陇南碑石文化的高峰，碑石之盛，如雨后春笋。一、南宋一百多年，陇南是抗金保蜀主战场，吴玠、吴磷、吴挺及其诸多将领，抗击金兵，威武雄壮，战功盖世，为了怀念他们的赫赫战功，在陇南大地竖立起一方方记录南宋军民抗击敌寇的摩崖碑石。二、宋代陇南，文化鼎盛，百业振兴，宗教活动异常活跃，兴建并形成了一批香火极盛的道教和佛教场所；兴学建宫已成盛势，人才之众，进士之多，名扬陇上，蜚声华夏；开山辟路之风日益高涨，峡谷险道多有开凿，由此而出现了一批寺庙碑和修路碑。同时，记事碑、山水碑应运而生，功德碑和墓志铭也多了起来。三、陇南属秦巴山地，到处可摩崖，随地可取石。佳山胜水加上俊才辈出，为人们立碑记事提供了难得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这些碑石与佳山胜水融为一体，成为陇南绚丽多彩的风景，是宋代陇南人不朽灵魂的标记。
碑石是历史的记录，在陇南体现得尤为深刻。陇南的宋代历史，真正记之于史书的不多，绝大多数史料来源于碑石。这是宋代碑石对陇南历史的重大贡献。全市抗金保蜀的碑石近20方，几乎涉及陇南作为抗金前哨的近百年历史面貌。其中记录吴玠、吴磷战功的，有徽县吴山《吴开府玠墓志铭》、仙人关《忠烈吴公祠记》，以及西和城关的《靖公堂碑记》。记录吴挺战功的，有成县《吴挺神道碑》。还有记录因诛杀叛逆吴曦有功而领授四川宣抚使安丙的《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记录抗金名将安藩、张威、程信的《鼎勋堂记》，以及程俊石刻和《邵俊德政堂记》。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南宋战将，在陇南浴血奋战，戎马一生。这些碑记属于传记，也是正史，弥补了正史之不足。如《吴挺神道碑》，碑文长达7680字，仅次于南宋中原战场名将韩世忠墓碑字数，而《宋史》吴挺传只1300字。《吴挺神道碑》对吴挺一生的功绩、言行和军事战略思想以及与金朝开展的三大战役，记述得极为详尽。珍贵之极。整个碑石气势磅礴，精美绝伦，风格独特。
民间自发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更显得生动真实，是史书上找不到的。老百姓将随时发生的战事记之于石，一方面表达他们高涨的爱国热情，更为后人留下了永志不忘的历史资料。今礼县《盐官真武殿碑记》，记述了盐官真武庙于金寇南犯时被战火所毁的残破情景。《嘉定刻石》，记录了宋军收复关外四州的史事。武都万象洞刻石题记，记录了游人因淳熙“乙巳窄冬三日，石门复回”的狂喜心情。文县南山《重修兹霈庙记》，记录了宋宝庆戊子，金人南犯文州，人马从石靴关悬崖坠落而下，因大军受阻而急忙撤退，文州安然无恙的真实情景。这些碑石记载了南宋战场的某一战事，时间准确，事件具体，极具历史价值，是研究南宋时陇南战事的第一手资料。立于嘉定十七年的《西和州筑城记》，则是记录抗金前哨西和，动用兵工筑城御寇的事。
这样多的碑石，已经将南宋时陇南抗金保蜀的大致轮廓勾画出来。
国绕着抗金保蜀，在宋军的守护下，陇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快发展。这些都在碑石中有了清楚的记载。宗教文化发展最快，佳山胜水被寺庙所占据，寺庙僧人少则三五人，多则一百多人，盛况空前。保留下来的碑石达三四十方。成县的鸡山、睡佛寺是远近闻名的佛教福地，五仙洞、仙人崖、金莲洞是香火极盛的道教洞天，都有碑石记载。可贵的是，这些碑石既记修寺建庙的盛事，也记事记人。武都的《祥渊庙碑》和《万寿山观音祠记》，都是为记载南宋绍熙年间，北峪河涨溢，毁堤漫城之事，历史价值很高。西和的《仇池碑记》，借修建“晋杨将军”庙之名，历数了仇池国杨氏在146年间，顽强拼搏，建国立业的功绩。成县《成州龙池湫潭庙碑》，记载了龙池湫潭庙的形胜，并寄托了撰者对时势的一些看法。这些碑石是后人考察陇南宗教发展的可贵资料。宋代的宗教文化对陇南地方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是陇南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盛极一时的宗教活动，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不少名刹胜殿受到朝廷封爵赐额。开禧年间，南宋朝廷赐徽县宣灵王庙额为“灵感”，封神为“照显孚祐忠应宣灵王”，封子为“顺惠协济衍庆嗣利王”。建炎年间，朝廷赐成县五仙洞庙额为“孚泽庙”。北宋绍圣年间，朝廷赐礼县寿圣院塔为“胜相塔”。北宋宣和年间，朝廷赐礼县妙胜廨院额为“法祥殿”。嘉祐年间，朝廷特赐康县犀牛寺额为“仁济院”，赐武都弥陀院额为“灵应昭灼”。淳熙年间，朝廷赐武都祥渊庙额为“祥渊庙”。加封龙神为惠泽侯等等。
寺庙之盛，折射出地方经济之倡，文教之盛。成县杜甫祠就是北宋宣和年间修建起来的。《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和《濯凤轩记》《发兴阁记》，反映了北宋时杜甫祠的全貌。成县的《成州学记》《成州重建学记》和《修成州学碑》，则是陇南崇儒重教、选贤用能的写照。西和《王公仪神道碑》中的王公仪是北宋年间进士，官至知州。《张从墓志铭》中的张从是西和籍西京左藏库副使，颇有名气。成县《广化寺碑》则见出成州人登科举士之诚心。礼县《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揭示了南宋时宕昌茶马市场之盛况及百姓税赋负担之沉重。礼县《盐井碑记》，则是记录重建盐官盐井的事迹。开山劈道是宋代百业兴举的一个缩影。西和《修栈道记》摩崖，记上禄六巷重修栈道之事。武都《袁氏先代事略碑》，记阶州牧袁桂兴工筑堤之事。徽县至和间《新修白水路记》中所记载的改开青泥岭蜀道之事，堪称筑路史上的奇迹，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作支撑，是很难开通这条艰险而浩大的蜀道工程的。甚至天降甘露也要立碑记之，如成县的《道士崖题记》。
宋代，特别是南宋，文臣武将、官家名流云集陇南。一处处山水名胜，吸引着这些来自八方的游客。他们以极大的兴趣浏览这些山水名胜，尽兴之余，在摩崖上刻上了无数题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游人题记是历朝历代所不能相比的。这些题记多数是达官显贵、州县官员的游胜记录，无处不在。成县睡佛寺4方、狮子洞7方、西狭8方、杜甫祠1方、飞龙峡3方，两当张果老洞1方，武都万象洞6方，康县独石山寺2方，宕昌三国古道1方。有鸿篇巨制，也有短锦散珠。多数为题诗碑。这么多官员频频往来于山寺古洞之间，说明陇南的宗教名胜非今日所能比。
宋代碑石之盛，为明清碑石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人们每当考察明清碑石时，都不会忘记宋代碑石的开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