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度这种情怀是出自于内心的。两年之后，曾国藩的灵柩由南京运回湖南，下葬于长沙乡下，李元度专程去祭祀。第二年春，李元度东游南京，于农历花朝日（二月十五日）拜谒曾国藩金陵专祠，表达他永远的怀念。
李元度三十三岁投笔从戎，四十岁因丢掉徽州而除名回乡，四十二岁还差点被遣送到北国边关，戈壁沙漠。李元度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许多人都为他抱不平。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牢骚满腹，更没有托门子送礼说情。因为他知道，尽管是因奸细里应外合造成徽州失守，而作为统领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难道是“失察”“疏忽”或者“交了学费”就可以了事的吗？更何况战场上的指挥失误，是要以无数兵勇的鲜血为代价的。孔子告诫他的弟子：“知耻近乎勇。”他的弟子曾参则说：“吾日三省吾身。”贪功诿过，推卸责任，绝对不是饱受圣贤教诲的李元度的人生选项。中国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在李元度身上得到最完美的印证，他的人格和情操也令人顿生敬意。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国难思良将，次年春，慈禧太后召见李元度。光绪十一年六月，六十五岁的李元度被授贵州布政使兼按察使，负责全省的政务和刑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李元度果然不负众望，在任三年多，政绩斐然。据《贵州通志·卷十一》记载：
李元度在黔，剪巨恶，劾墨吏，兴蚕桑，设矿局……善政多可纪。
但超负荷的工作，终于使他病倒了。药石未能使他转危为安，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87年11月12日），李元度在贵州布政使公署辞世，堪称以身殉职。
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是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文人对待个人进退的传统方式。
李元度对此无疑是身体力行的。
当年曾国藩与李元度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之际，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即要与李元度约成婚姻，“以申永好”。但是，早在咸丰八年（1858），李元度的两个儿子都已定聘，而曾老九（四弟曾国荃，族中排行老九，故称“曾老九”
）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过于悬殊，故终未结成亲家。曾国藩一直引以为憾，直到后来因李元度获咎、曾李二人交恶而中止。
私情引起的愧恨，自然最后也只好以私情来设法挽回。同治十年（1871），李元度旧事重提，欲将第四女许配给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嗣子曾广铨，曾国藩在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
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曾国藩虽然对两家再续前缘大为赞同，但讲究礼数的他却为元度之女嫁给自己的孙辈属“辈分不合”而深感遗憾。
好事多磨，直到曾国藩去世数年之后，曾纪泽的抚子即纪鸿的四子曾广铨，终于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秦晋之好，至此才了却了曾国藩在世时曾、李两家联姻的夙愿。
李元度曾在《哭师》诗最后一首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的典故，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读之几可令人泣下。
光绪十三年（1887），李元度病故后，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用等到“来生”，曾国藩与李元度重又相伴在一起，从此再也不分开了……第二章德星聚处是三人——曾国藩与刘蓉、郭嵩焘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湖南省城长沙正是梅雨纷纷，在一座客栈里面，有三个年轻的读书人却欢聚一堂。他们探究义理，纵谈辞章，畅论古今因革损益得失利弊，兴致丝毫没有因为天气的潮湿闷热而受到影响。这场欢聚持续了两个多月，最后以三个年轻人互换庚帖、结拜为兄弟而告终。“重以松竹盟，合作金兰契。手足自相依，宁论胶与漆。”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的首次相聚，时值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十九岁。三十六年后，刘蓉为曾国藩书写了如下的挽诗：“林宗襟度故超群，春雨长沙共五旬，信是壶中好日月，德星聚处是三人。”五十五年后，郭嵩焘在临终的枕上写诗道：“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两公名业各千古，孤负江湖老病身。”
其实曾国藩与刘蓉的相识要早此二三载，有两种说法：一是据黎庶昌先生《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四年（1834）下称：“是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与语大悦，因为留信宿乃别。”和刘蓉相谈投机，为此连留两宿才和他告别。
这里的朱氏学舍，是指曾国藩挚友朱啸山（富春）家的立达堂或百燕堂（今双峰县洪山殿镇洲上村）。曾家与朱家原本世交，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和朱啸山的父亲朱镇南在嘉庆末年一起求学于着名学者张正笏（张笔石）的弟子彭兴护。百燕堂原名燕喜堂，曾国藩造访朱家时，目睹群燕呢喃，遂为其改名百燕堂。道光十年（1830），曾国藩在长沙和涟水河畔江口村人朱尧阶彼此仰慕，结成莫逆之交，后又同年一起考中秀才。而从道光九年（1829）开始，朱尧阶一直设馆于立达堂，刘蓉就在此师从于朱尧阶，所以曾国藩极有可能是在走访朱氏家族或是拜访朱尧阶时，与刘蓉相识的。
二是据台湾陆宝千先生《刘蓉年谱》所载，曾刘相识之初，应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春。有诗为证，刘蓉《寄怀曾涤生侍郎（并序）》其一云：“忆昔识面初，维时岁癸巳。虎观夜谈诗，龙城春校士。”其二云：“明岁鹿鸣秋，捷足先群辈。归来访旧游，邂逅成嘉会。”癸巳，就是道光十三年，而曾国藩乡试中举是在道光十四年（“明岁”）；“龙城春校士”透露的信息，是说其时正值县试。又有刘蓉云：“予昔读书岳麓，取友四方，岁晏而返。”
所以陆宝千猜测曾刘相识地点或即在岳麓书院。另曾氏殁，刘蓉作《曾太傅挽歌百首》之五云：“识面初从岁属蛇，龙城校士及春华。”蛇年即癸巳岁，看来二人相识在道光十三年应该无疑。只是地点尚不能确定为岳麓书院，陆宝千似误认“龙城”为长沙，而“龙城”是古湘乡县治所在地（今双峰县西北），是古湘乡县治的别称。
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与刘蓉同在岳麓书院学习，此时山长为欧阳厚均先生（1774—1854，字福田，号坦斋）。同年曾国藩肄业岳麓书院，于秋闱中榜，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从道光十二年曾国藩父亲曾麟书考入县学，到道光十三年曾国藩补入生员，再到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考中举人，连续三年，曾家可谓喜事连连，扬眉吐气。刘蓉也因此大为高兴，与之“一话徵宵三日醉”，彻夜长谈连醉三日。十一月曾国藩进京去参加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刘蓉与他依依话别。写下了“镇湘城畔送行舟，驻马荒祠话别秋”的诗句。道光十五年（1835）曾国藩会试不中，为了避免往来奔波，继续参加丙申年（1836）的恩科，他在京城的长沙会馆居住了一年。在这一年里，“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研读经史，特别喜好韩愈的文章，立志从韩愈的文章下手学习。从事古文学研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道光十六年会试再一次落榜，只好回家。虽然连续两年落榜，悔愧挫折之心有之，但曾国藩并未气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他的落第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经过一年多的游学，曾国藩可谓饱览京师人物名胜，胸中自增长了一番阅历和见识。归途中他不顾囊中羞涩，向时任睢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借贷百金，又典当衣物，凑在一起购买了一套《廿三史》。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在当时一亩良田只价值三十多两银子，一两银子可以买一百多斤大米。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从乡下人的视野中走出来，头脑中装入了新的观念，有了决断任事的胸怀。
刘蓉自从曾国藩走后，一直在岳麓书院读书，欧阳山长崇尚“培植人才为有体有用之学”，坚持“教学者以坚定德行，明习时务”的教育方针，主张“诸生聘研抽密，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格，总之惟其是尔”。刘蓉于之甚有相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学业有了相当的进步。道光十六年春，他遇到了初入岳麓书院的郭嵩焘，二人引为知己。《玉池老人自叙》中说：“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郭嵩焘刚刚于道光十五年考中秀才，年龄还不满二十岁，正是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时候，他的耳朵里早已被刘蓉灌满了曾国藩的大名，非常想知道这位“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子。“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正赶上曾国藩从京城考试回来，路过长沙，和老朋友刘蓉欣喜重逢。在刘蓉的安排引荐下，很自然地促成了他们三个人的首次相遇，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曾国藩后来写诗道：“自从有两仪，无此好日月。”从此拥有了两位良友，但再也不能重现那已逝的好时光了，表达了对盛会不再的感慨。他们相逢于人生的春天，正是思想才干渐趋成熟，理想前程着手实现的时候，未来的艰辛和磨难都暂时还远。这次相聚的美好记忆一直珍藏在三个人心中，成为他们一生友谊的起点，也成为他们心灵深处永远的慰藉。
（第一节）志有所同，趣有所分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友道”，把它列为“五伦”之一。“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友道的行为规范是“信”。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信”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忠信”是为人之本，虽然被经常相提并论，但它们两者之间又有区别，“忠”有人己之分，而“信”则是合二为一。两个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最后达到心心相印，以共成道义之信，这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友道。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的友谊，历经五十余年，终生不渝。他们不仅是事业上的重要伙伴，也是彼此的精神支柱，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个人操守修养上的同志、同道。正是由于他们对传统友道精神的重视、实践和发扬，才促成了湘军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他们不仅陶铸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更陶铸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持颠扶危，挽狂澜于既倒。他们的相遇、相识、相知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又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影响的必然，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性格因素在这里所起的作用。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字伯涵，号涤生，祖籍湖南衡阳。清朝初年，远祖曾孟学将族人迁至湘乡荷塘都大界里，到了近祖曾应贞（元吉公）时，才小有产业，把生活安定下来。曾国藩的曾祖曾竞希和祖父曾玉屏，在嘉庆戊辰年（1808）迁居湘乡大界里白杨坪，距离湘乡县城一百三十里，是一个群山环抱、消息闭塞的小山村。曾竞希孝友敦笃，在乡里很受敬仰。三年之后，年近七十的曾竞希夜梦巨蟒入庭，恰好赶上曾孙出生。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早岁失学，少好游冶，壮年之后突然浪子回头，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曾国藩评价自己的爷爷：虽“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却“实有雄传非常之概”。
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城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这段文字同样出自曾国藩之手，可以被看作关于祖父曾玉屏的一个精彩人生小传。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改变不了从约身省心处下笔的习惯，把爷爷的故事，写成了袁了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的绝好版本。其实抛开文字的虚饰，我们不难想到，所谓的“与裘马少年相逐”，也不外是与县城里的混子、二流子们常做一些吃酒、赌博的勾当。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从来不缺少这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角色。但曾玉屏又有所不同，在表面的浮薄之下，他又不乏心计、精明和胆识。在他身上有一种显着的执拗，一种骨子里的霸蛮精神。这种荆楚山民与生俱来的刚烈、倔强的个性，让他遇事好强争胜、遇人不甘屈服。如果时代给予机会，他很可能走出一条与脸朝黄土背朝天截然不同的道路。可叹生长在嘉庆道光年间的曾玉屏却没有这种好运气，社会没有给他任何可能发展的空间。他不但没有走出一条脱离乡间的发达之路，相反却饱受乡人的非议。如果我们引用二十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对他进行推断，那么可以知道，在情感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三个方面的需求缺失，必然导致他会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他不认输、不妥协的个性，又反过来激发了他的斗志，这也许正是他这种性格的难能可贵之处吧。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携家迁居白杨坪，具体情节已不可考，但决定另起炉灶重新开始的因素，是肯定存在的。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此时的曾玉屏早已认准了“种田、读书”的死理，他知道要想“光大门楣”，除此绝无二途。白杨坪的艰苦创业生活，不但彻底改掉了曾玉屏身上的惰性，也奠定了曾氏的家风。曾国藩后来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
“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而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书”是勤读书，“蔬”是多种菜，“鱼”是养鱼，“猪”是喂猪，“早”是早起床，“扫”是勤扫地，“考”是祭祀祖先，“宝”是善待邻里亲族——这就是建立在劳体乏身、以苦为乐基调上的曾氏家风。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曾国藩养成了严苛个人欲望，极致追求情感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人格和精神习惯。曾国藩不仅把代表曾氏家风的这“八字诀”奉为传家宝，而且还在封侯之后将荷叶镇的住宅命名为“八本堂”。
曾国藩的父亲竹亭公曾麟书，连考十七次童子试，才在四十三岁考中秀才，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是一个资质平庸性格懦弱的读书人——其实不然，曾麟书在家族链条上所做的努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儿子曾国藩，他是“大界曾氏”几百年间的第一个秀才。他的人生精力都消耗在家庭和没有硝烟的考场上了，在传统的社会里做一个屡试不售的读书人谈何容易？“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这首诗道尽了曾麟书的心事。何况做曾玉屏的儿子又谈何容易？让我们看看曾国藩叙述的爷爷和父亲之间的生活细节，“往往稠人广众，壮声喝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诘数衍尤，封翁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