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浙江战事等情况，左宗棠身临其境，了然于胸，因此他在复奏李元度一案时说：杭州被围时，太平军已深入浙江腹地，散驻各郡县。所有赴杭路径，均皆梗塞，李元度势难赴援杭州，“实非有意逗留”。惟李元度驭勇过宽，营制不整，现将“安越军”十五营挑强汰弱，照湘军编制编成五营，由我节制，仍归李元度统率。李元度……亦为难得之选，应免治其罪，归我差委。
但后来，清廷还是遵照了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军台是设在新疆、蒙古一带的邮驿，专门负责西、北两路军报和文书的递送。李元度实际上被发配到大漠边关，到那里当邮递员去！后来经过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皇上才收回成命，李元度得以免遣戍边，放归乡里。
（第四节）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关于徽州失守后曾李交恶乃至决裂的原因，曾国藩事后在致同乡友人彭丽生的信中，做了这样的解释：
次青守徽，城未破而先遁；既败之后，又不速回大营，共支危局，乃徘徊于浙江、江西境内，经月不归；迨归至敝营，又不能束身待罪，径自回籍；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论其自立，则往年抚州一败，去岁徽州再覆，既已置节义于不问；论其相与，则以中行待敝人，而以智伯待浙帅，又尽弃交谊于不顾。公私并绝，无缘再合。
曾国藩在信中借用春秋时期侠士豫让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原先的主人范中行氏和后来的主人智伯的故事，说明李元度背叛自己，改换门庭，投靠王有龄。当然，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劾李元度，还有信中不便说出的理由，即倘若这次不严惩李元度，很有可能会导致湘军被外省督抚引诱出走、被挖墙脚的连锁反应。
李元度一门心思要将功补过，不料却犯了官场的大忌，除了自认倒霉，同时也觉得冤枉。他黯然从杭州返回平江时，途经鹰潭，那天适逢中秋。去年，他与太平军在此曾有一场血战，虽然打得很艰苦，但打了胜仗，至今仍记忆犹新。
晚上，皓月当空，清风拂面，当地朋友陪他夜游信江。大家一边赏月，一边喝酒，李元度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他的苦闷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
他在游船上赋诗：
我不识开辟至今曾历几中秋？又不识金乌玉兔东驰西骤何时休？问天天不语，问月月当头。前有千秋后万世，我生此际微如海粟浮如沤。长江滚滚难洗今古愁！
郁结在心中的苦闷，如同冲出闸门的洪水，以至于使这首诗更像一首现代诗人的作品。
几天后回到平江老家，他又写道：
覆雨翻云事非常，拂衣归去卧柴桑。一官鸡肋醒残梦，万卷牛腰当宦囊。往事如风过马耳，世途涉险甚羊肠……沮丧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李元度努力使自己适应赋闲的生活。他在自家房子的东侧，筑一个花圃，修几间房子，作为读书奉母的处所。初夏动工，九月落成，他亲题匾额：超园。
他很是得意，有《超园小记》为证：
春秋佳日，奉太夫人行花畦竹径间，闻儿辈读书声，顾而乐之。客至则网鱼于池，摘蔬于圃，怡然自足。
俨然是“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李元度生性风趣幽默，他又工诗善对，这期间，他在乡下留下许多轶闻笑谈。一位乡友准备在小镇开个茶馆，请李元度写对联。他提笔写道：
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苦中作乐，再斟二两酒来。
这也许是李元度自己的心灵写照。尽管调子比较低沉，但因为是李元度写的，老板也不好不贴上去。
还有一次，他在村前小河边散步，正遇有人问路。李元度嫌人家太唐突，以白眼待之。问路人谦恭地请问先生贵姓，元度随口说：“骑青牛，过函谷，着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似有意卖弄。问路者连声称久仰，但人家也不是白丁，不卑不亢地回应道：“斩白蛇，入咸阳，兴汉家四百载，高祖是刘。”李元度讨了个没趣……诸如此类的故事，在他的家乡广为流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元度苦闷的心境与无奈。
二当然，赋闲乡里的李元度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牢骚满腹，更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满足于从此做个乡村野老。他毕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文品格，很快就从落寞的心态中走了出来，从而使他在严峻的现实中获得一种难得的淡定与从容。
李元度在家乡发起并编纂了《平江县志》，参与《湖南省志》的编写，在家乡创办爽溪书院，发起并主持修葺杜甫墓……这期间，他还完成了《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天岳山馆诗钞》《古文话》《四书讲义》等三十多种着述，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作品至今都具有相当学术价值。
两年之后，洪秀全病逝，不久，湘军攻克天京。李元度闻讯后，为湘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平生报国心犹在”，他忘了自己是一名已被削职为民的白丁，再次奋笔疾书，给曾国藩写了封洋洋洒洒的数千言长书。当然，这一次他署了真名。
在信中，李元度提醒曾国藩注意外国势力的干涉。他说，收复南京“由乱而治，事同开创。加之岛夷逼伺，其狡犷不可测。宜必有邃谋深识，消患于未形”。因此他提出要十分关注民生，他说：“图治必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应养先于教。养之事又莫急于农田水利……”他建议招纳在外流亡人员开垦荒地；如遇水旱，免除税赋要与赈灾并行；官府要革除铺张浪费，禁止侵牟百姓，要使老百姓休养生息……官场受挫，蛰居山野，却仍然关注现实，心忧天下，这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穿越一百多年岁月风尘，至今仍撞人心扉，李元度显然不是那些只关心个人进退得失的人可以比拟的。
李元度的一片赤诚，也触动了曾国藩。加上李鸿章、彭玉麟等人多次进言。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所言，曾国藩于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给清廷上的那道意味深长的奏折，为李元度请功。在奏折中，曾国藩盛赞李元度的才学，认为“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同时也对自己做了反思与自责，“臣昔弹劾太严，至今内疚”。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李元度。他认为自己大功告成，圣眷尚好，提出这个不情之请，应该会应允。
为了达到目的，曾国藩花了很大心思，在折中这样写道：“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曾国藩为李元度开脱说，“惟战阵非其所长”，而“臣又强之带勇，用违其才，致使身败名裂”，将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在结尾又这样充满感情地说：“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因此希望朝廷重新起用。
从以上曾李二人的表现来看，两人俱念旧交，不期然而作趋合之步骤。特别是曾国藩奏请再度录用李元度，亦足以安慰元度那颗受伤的心。照此发展下去，二人交谊之恢复，应无问题。但李元度的命运实在多舛，出乎曾国藩预料的是，因为他的这番好意，却使李元度遭遇了另一个更大的挫折，从此一蹶不振，直至生命的暮年才翻过身来。
其实，朝廷在这种小事情上也很愿意给曾国藩这个面子。因为李元度当初是被交给左宗棠处理的，因此此时把曾国藩的奏折发给左宗棠，让他复查。在朝廷想来，左宗棠应该举双手赞成曾国藩的提议。因为当初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之时，左宗棠是反对的。左宗棠当时还说李元度“性情肫笃”，虽“两被吏议”，而“报国之志未衰”，“在时流中亦为难得之选”。所以朝廷认为，左宗棠一定会处理得令大家皆大欢喜。
没想到左宗棠的复查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在回复奏折开头，左宗棠首先将曾国藩当年弹劾李元度的四条理由驳倒了三条，由此说明曾国藩当年对李元度的处理大部分是毫无道理的。他说，第一，当年徽州之守，其罪责不当由李元度全负，起码有一半要归于曾国藩：
以三千之众，仓促分驻丛山关，徽州府城，当十万猖獗之寇，势力悬绝。
这是曾国藩安排不当，而不是李元度作战不力。
至于李元度背曾国藩而投王有龄，左宗棠认为，王有龄起用李元度是通过上奏皇帝批准这样正当的程序，从大公角度考虑，这算不上错误。曾国藩汲汲于此，倒显出门户之狭隘。
至于曾国藩说李元度救浙不力，导致王有龄死亡，左宗棠更认为，这完全是不晓事的事外之见：
李元度当时未能孤军深入，情固可原。曾国藩谓其不能努力救杭，事外论人，每多不谅，未足据也。
论述至此，左宗棠已经将曾国藩羞辱得够呛了。在左宗棠的描述下，曾国藩成了一个识人不明、用人不当、心胸狭隘、蓄意陷害的奸险小人。攻击之酷烈，出乎所有人意料。不过读复奏至此，相信大多数人还会以为，左宗棠这样做，也是为给李元度恢复名誉。因此接下来顺理成章，会提出让李元度官复原职。这样，曾国藩虽然挨了骂，但最终的目的毕竟达到了。
没想到，在反驳了曾国藩弹劾李元度的三条理由后，左宗棠却在最后笔锋一转，对曾国藩的最后一条理由加以赞同：
李元度由平江、通城尾贼而来，于贼去之后，居复城之功，实近无耻！此罪之可议者一也。
这一条，恰恰是最重的一条。坐实了这一条，李元度要想翻身就很难了。
除了这一条之外，左宗棠又自己加上一条，说是当初李元度被交由自己处理后，不以国家为重，不听指挥，大闹情绪，“悻悻求去”。
臣曾饬李元度：“国家何负于尔？乃竟忍出此耶？”当浙事危险之时，心怀怫郁，不顾大局如此！此罪之可议者二也。
这样一来，李元度不但旧罪未除，反加新罪。不但不能官复原职，还要罪加一等，从重处理了。左宗棠的生花妙笔就是这样厉害。在奏折的结尾，左宗棠更指出曾国藩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是在拿国家公器开玩笑：“曾国藩……所陈奏者，臣僚情义之私”，而不是出于“国家刑赏之公”，所以他不敢附和曾国藩的意见，请皇上将此案发到部里按律定罪处罚。
朝廷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朝这个方面发展。不过作为方面大员，左宗棠的话有盖棺定论之效。朝廷既命他复查，也只好根据他的复查结果定案。同治四年（1865）正月，朝廷决定李元度“奉旨照部议发往军台效力”。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本想让李元度官复原职，结果却又使他发配充军了。
消息一出，天下哗然。曾国藩固然“懊恼特甚”，湘系其他大臣也都看不下去，拍案而起。李鸿章联合沈葆桢、彭玉麟和鲍超，冒着朋党嫌疑，上了一道奏折，撇开左氏所坚持的国法，而从人情的角度为李元度求情，认为“李元度后此虽有可议之罪，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并且说明李为家中独子、上有七十老母无人奉养的现实情况，要求加以照顾。为了打动太后，李鸿章在奏折中甚至用了“元度今蒙重谴，方将远离，菽水之养，托付伊谁？桑榆之景，旦夕莫保。计荷戈赴戍远之日，即依闾永诀之时，悬想此情，实堪矜悯”这样的文学词汇。正是这些话打动了太后，李元度才免予充军，代以罚款了事。
不过，李元度虽然屡遭老友曾国藩的弹劾，心有怨望，然而毕竟看到了曾国藩真诚的悔歉，所有恩怨早就一笑泯之。这之后两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每逢年节均互致问候，直至曾国藩去世。
同治五年（1866），贵州苗民事变，李元度再度官复原职，两年间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不久又被川督参劾，于是，李元度干脆称病开缺回籍，以平常的心态潜心学问，“奉亲着书，极孝友文章之乐”。
李元度所着《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写信并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预料“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的生命画上了句号，终年六十二岁。大江浩荡，巨浪淘沙，淹没了在长江上厮杀驰骋了半辈子的一代英雄。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十二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好个“前期我负公”，表明李元度后来终于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对以前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与反省，并表达了歉意。
好个“一例是春风”，则将彼此的嫌隙轻轻吹去。
在历经宦海浮沉之后，特别是当曾国藩改变态度之后，李元度仍然不免于他人的弹劾，彼时彼刻他或许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于是，才有“前期我负公”的反省。
胡林翼对李元度的评价相对来说更为客观，他说：
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
所恨多恶人，所爱非才士；可为参谋，不可治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元度的弊病所在。当然，也有人说，“前期我负公”的后半句应是“后期公负我”，但李元度是断断不敢说出这后半句的。不是说他没胆量，也不是说他宽容，而是他不能无视于事实。倒是“雷霆雨露皆春风”一句，真切地道出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死后终于明白了老师三次参劾他的真正用意。
其实，人生当中最悲伤的莫过于和自己至亲的人交恶，这件事情应该对曾国藩的打击非常之大，甚至有可能超过左宗棠给他带来的伤害。好在后来曾李二人彻底卸下了包袱，重归于好，还是颇让人欣慰的。
（第五节）程门今已矣，立雪待来生
曾国藩与李元度二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一波三折，曲折动人。但难能可贵的是，李元度在被贬乡居期间所写的大量诗文中，并没有流露半点对曾国藩的怨恨，反而充满了自责和愧疚。他在援黔军中，有一首怀念曾国藩的诗：
赤手奠神州，惟诚能动众。平生我负公，独茹穷途恸。
他为辜负了曾国藩的厚望而深深自责。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连作《哭师》五律十二首，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其诗开篇即云：“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表达他的震惊和悲痛。挽诗叙述了曾国藩的丰功伟绩之后，又写了对他的怀念。
“一别十三载，相思欲断肠。”对于曾国藩对他的弹劾，李元度说：“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他不仅原谅了曾国藩，还将曾的严参（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一例看作对他的爱护（春风）。
同治十三年（1874），李元度还在一首步曾原韵的诗中写道：“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把挫折归咎于自作自受。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难能可贵；与前期的骄、娇对照，判若两人。大概是多年闭门思过，反躬自省的结果。
曾国藩的灵堂设在南京，李元度无法亲临致祭，他写了长篇《祭文》寄去，托友人代为祭祀：
呜呼！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我实负公，羊鹤氃氋。匪我异趣，赋命则穷。时艰世格，力不心从……李元度把曾国藩比作古时候的羊祜，把自己比作羊祜家的鹤。羊祜家来了客人，羊祜要鹤给客人表演，鹤故意不从。李元度想借此说明，他与羊祜家的鹤不同，面对艰难时局，是他力不从心，从而辜负了曾国藩的信任与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