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屏不但在众人面前不给儿子面子，连与别人不快也迁怒儿子。这里的“绳”，是极力指责的意思。而曾麟书则大气不敢出还要垂手肃立，面陪愉容。由此可见，曾麟书一生成学之难、持家兴业之不易。他的坚忍、涵养、韧性，都是超一流的。曾国藩后来在功夫修养方面，常常提到朱子的“鸡孵卵”和“猛火煮”，其实对此一阴一阳，曾国藩是再熟悉不过了，父亲和爷爷身上发生的故事，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正是这些感性经验，这些得之于家庭的遗传密码，培养、铸就了曾国藩的性格。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在曾国藩的血液里，正不乏这种执着、坚忍的因子，无论得之祖父的阳刚，还是父亲的阴柔。而父祖的人生轨迹，他们的身体力行、终生践履，又使曾国藩过早濡染理解了立志的道理，他对立志认识最深，也行之最切。他后来总结说，“‘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又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些都是曾国藩人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事业的基础。可贵的是，这些信念在他青年时期就已经成形了。因此青年时期的曾国藩早已头角峥嵘，他坚信“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居住在湘乡县城南120里处的四十都神童乡乐善里（娄底市娄星区茶园乡儒阶冲村）的槠山刘氏，原籍江南徐州府丰县彭城驿，后经战乱迁徙到广西桂林府临桂县，宋建隆元年（960）迁至本地。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是槠山刘氏的第27代。刘蓉的祖上没有出现过有功名的读书人，刘蓉说他的家族“伏处林泉，矻矻自守”。可是刘蓉的曾祖父刘恂南，平日“好施与”、“捐赀不惜”，在地方上很有名望，行乡饮酒礼时被尊举为“乡饮宾”。刘蓉的祖父刘有玮做过乡约正和族长，“屈服其乡人，吉凶之礼，饮食之讼，靡纤靡巨，咨而后行”，只要涉及礼法，事无巨细，乡人都要先行通过他的祖父，可见刘有玮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境已经非常殷实。刘蓉的父亲刘振宗不仅是当地有名的乡绅，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奇人。刘蓉在他的名篇《习惯说》中曾写道：
蓉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室有洼，经尺，浸淫日广。每履之，足苦踬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父来室中，顾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命童子取土平之。
后蓉复履其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俯视地坦然，则既平矣。已而复然。又久而后安之。噫！习之中人甚矣哉！足之履平地，而不与洼适也，及其久，则洼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则反窒焉而不宁。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虽然寥寥数语，但刘振宗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一可见刘振宗在儿子内心深处的位置，二可见这位慈父的循循善诱。他对儿子寄予厚望，小小年纪就以“天下家国”相期。当然刘蓉也没让父亲失望，面对父亲的教诲，不仅领受理解，还能举一反三。父子俩就是在这样一种宽松、理解、互相尊重的气氛下，悄然确立人生志向和追求学问的。
为什么说刘振宗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奇人呢？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历经一千多年，是一种超越地域、文化、信仰、风俗、经济、阶层等诸多因素而举国一体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于读书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科举之路成为读书人的宿命，而刘蓉直到咸丰元年（1851）三十六岁时，因县令朱孙贻欣赏其才找到刘振宗，刘蓉在刘振宗的严格要求下，刻苦学习，以县试第一的成绩考入县学。这就像一个在重点高中里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不参加高考一样，让人费解。虽然“士为四民之首”，读书人在乡曲之间被人高看，而“士志于道”又受社会期许，但刘蓉的这种特立独行的背后，还主要是因为父亲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说是父亲的灌输和纵容，才培养铸就了刘蓉的品格和人生轨迹。刘振宗对于儿子的了解，以及对于人才识别、社会变迁自有一番异于常人的深刻见识。
这里，通过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和刘蓉在一起求学，刘振宗就对他说：“意思是天下之乱已兆，无有能堪此者。其吾涤生乎？君与湘阴郭氏及我家阿蓉，皆中兴之资也。”意思是天下大乱的苗头已经出现，没有人能担当平乱的重任。难道说会是我们的“涤生”吗？你和湘阴的郭生还有我们家阿蓉，都是中兴之材啊。此时的曾国藩还是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官职；此时的郭嵩焘正在京准备第四次会试，大有前途未卜之感。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刚刚被揭开“天朝上国”的虚骄面纱。久处山野的刘振宗能在此时发此议论，也称得上“洞烛机先，明察秋毫之末”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能够胸怀天下的父亲，所以刘蓉的志向超越同侪，卓尔不群。《清史稿·列传》中说他“抱负非常”；曾国藩赞赏刘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郭嵩焘说他“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维持天下之敝，不乐贬道以求仕进”。刘蓉有志于道，泊然物外，他的高洁志行，赢得了湖湘士子的信赖与尊重。
郭嵩焘的祖上原居江西吉安，元末战乱迁到广东，明代万历年间再迁湘阴。他的曾祖父郭熊，号望湖，由于善于经营积累，成为一方首富。祖父郭括矩，性格豪爽慷慨，常急人之难，对人有求必应。到了他父亲郭家彪（字春坊）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郭家彪算得上是一个儒医，喜欢收集药方替人看病。郭嵩焘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于湘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为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湘阴古称岳阳，地处长沙以北，南洞庭湖滨，水陆交通便捷，通江达海，素有“南北通衢”之称，县北七十里，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屈原自沉的屈潭，也叫汨罗江。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也许是故乡的独特地理、人文环境，影响熏陶了郭嵩焘的性格，屈原在《九章·橘颂》中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少有大志，不同于俗”
就是对郭嵩焘的最好写照。他自幼聪慧，读书勤奋刻苦，求知欲极强。道光十一年（1831），湘阴连遭大雨，家里有时甚至揭不开锅，郭嵩焘也没有中断学业。正是在这一年里，十四岁的他在堂伯郭家瑞（号雪舫）的指点下，粗通了时文的义法，掌握了写八股文的技巧。伯父对他的评价是：“龄儿遇事恂恂，独其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之英，无及此者。虽少，无几微让人，岂图欲诸生之雄哉？”说他平时恭谨温顺，在学业上却不甘人后，无人能及，何止是想做同学之首啊？敏感睿智，好强不肯几微让人，是郭嵩焘一生的个性。正如《橘颂》中所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你的品质坚贞不变，只生长在江南；根深蒂固难以迁移，那是由于你意志专一啊。后来学者郭廷以先生就评价郭嵩焘说“性情褊急”，“又自视太高，自信过强，孤持己志，动辄与人相忤。在他是直道而行，在人则目为傲慢”。这是对郭嵩焘一生性格的总结，可以被认为是公允之论，也可以说是世人眼中的郭嵩焘。其实郭嵩焘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不免显现出许多天才人物所共通的命运和性格特征。
曾国藩一生之中感情最深的朋友是刘蓉。道光十五年（1835），会试不售的曾国藩在京写诗道：“旧雨曾遗尺鲤鱼，经年不报意何如？自从三益暌违久，学得五君世态疏。碧树哪知离别憾，青灯偏照故人书。殷勤护惜金炉鸭，香火因缘付与渠。”表达了对刘蓉的思念。道光二十二年（1842）又作诗《怀刘蓉》：“我思竞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刘蓉的殷殷情意和推崇。
而郭嵩焘对曾国藩的感情，可以说是由最早的敬慕、亲近，以至发展到最后的崇拜。他对曾国藩理解得最深，说他“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评价曾国藩：“自汉置丞相二千余年，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正是因为与刘蓉、郭嵩焘的知心知己，使曾国藩常常发出“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的感慨。
其实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他们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了。不仅是有着同样的文化风俗习惯，而且还有着同样的顽石赭土般的刚坚性格，甚至连家庭结构也是相似的。都有一个强干外向的祖父，都有一个饱学慈祥的父亲，都是家中的长子，都承负着整个家族的希望。拿曾国藩来说，十四岁时的诗文，就被父亲的好友欧阳沧溟先生称为金华殿上语，并将女儿许配给他。由此不难想象，曾的家庭会对他寄予怎样的厚望。刘蓉、郭嵩焘也都是幼小聪敏，少而能文，被以异儿视之。这种家庭的认可，使他们的自我评价、自我期待，从小就非常高，这也是促成他们形成高远志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心理学说，一个人的志向往往是他自己内在自我评价向外投射的结果。青年时期的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正是因为彼此的高远志向，才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在后来的岁月中，也正是因为彼此关于信念的坚守，才使得他们的信任越来越深，以至于荣辱与共、心心相印。
读圣贤之言，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事，这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心中理想的人生模式。而走这条圣贤之路，就是要把人的可塑性发挥到极致，把现实的可行性忽略不计。曾国藩、刘蓉、郭嵩焘心同此志，用他们的执拗性格终生顽强地践履着。但是因为性格里面天生气质的因素、治学的侧重点和各自的外界环境影响，又使他们的趣向有所不同，在青年时期，就已显露端倪。刘蓉对当时的曾国藩的印象是，“锐意功名，意气自豪”。这与曾国藩从小在家庭里被定位的角色是分不开的，父祖在行为方式和态度上的期望，使他以科举进士为第一要务，并最终凭借自己的意志品格，走向了官场的最高峰。而刘蓉则以处士风骨相终始，在家时一心治学，以服务桑梓为己任，为官时清廉自许，丝毫不肯改变自己耿介的人格风范。郭嵩焘无论居处庙堂之高，还是远避江湖之远，更多体现的还是至情至性的文人情怀。
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有所学，然后灵活运用，才能成其才，成其识，最后成其器。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生的功业成就不同，对待一些问题和人事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与他们的治学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他们在治学上面又有什么特点呢？
（第二节）学有所宗，识有所因
湖南自古属于蛮荒之地，商周之际在这块土地上虽然诞生了堪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但直到唐朝，它一直是官员被贬和遭流放的地方。宋代孙光宪在《北梦琐言》里讲了一个故事，“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唐朝荆州读书人少，每年选送的举人，都不能通过考试，被称为“天荒解”。后来出来一个叫刘蜕的读书人，以荆州考生的身份获得了进士及第，被称为“破天荒”。“薮泽”原意是指水草丰茂的地方，现在则指人才荟萃之地，用在这里是说读书人非常之少。刘蜕是荆南人，也就是现在的长沙人，后来官至中书舍人，左拾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湖南的广大地区，尚处在文化落后的状态。这种局面直到宋朝，随着中原文化南迁才发生改观。宋朝中叶，出生在湖南道县的周敦颐，在吸收容纳了佛道两家之后，从儒学知识体系中提炼出一套精赅完备的心性义理哲学——理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弥补了传统儒学在形而上思考方面的不足，逐渐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周敦颐一生主要的学术活动在江西，他虽是湖南人，也做过桂阳（湖南汝城）县令，程颢、程颐兄弟就是在此师从于他，但他生前对湖南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引起湖南学术繁荣的转折点，是在靖康之耻以后的南宋建炎四年（1130），大学士胡安国为躲避金兵之乱，率儿子弟子们由荆门转到湖南，在湘潭创办了碧泉书院。然后又于绍兴二年（1132），在南岳衡山紫云峰下创建了文定书堂。胡安国早年从学于程颢、程颐的弟子杨时，入太学后师从程颐的朋友朱长文、靳裁之，深得理学之妙。他修撰的《春秋传》，是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用义理之旨阐发“《春秋》大义”，强调纲常礼教，力倡重践履重经世的务实学风。胡安国子侄众多，胡寅、胡宁、胡宪、胡宏等都子承父业，门下又培养出张栻等大批学者。张栻，南宋名相张浚之子，乾道元年（1165）主教岳麓书院，后又与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主张躬行实践，反对科举利禄之学，以培养传道济民人才为办学宗旨，在他和朱熹的努力下不仅使岳麓书院成为当时的理学重镇，而且也使理学的发展达到空前盛况，天下士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黄宗羲因此称之为“湖湘学派”，理学从此在湖南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