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告诫李鸿章要将爱民作为治军的根本。他还要求李鸿章“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俾淮勇皆成劲旅，皆有誉望”。也就是要李鸿章一年之内，一定要深入基层，卧薪尝胆，时时告诫，使淮军成为劲旅，享有声誉。
曾国藩语重心长、絮絮不止，李鸿章明白恩师良苦用心，也视恩师的教诲为圣旨，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在恩师苦口婆心地指导下，同治元年（1862）下半年，李鸿章率淮军于虹桥、徐家汇、新桥等地连番告捷，捕杀太平军三千余人，并进占泗汀，大退李秀成。在此战中李鸿章“亲冒锋镝”、身先士卒，本着“不要钱、不怕死”的精神，亲临敌前。
曾国藩收到捷报大为赞赏，他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大唱赞歌：
五月、九月两次皆当极危之候，贤帅亲临督战，奏此奇捷，化险为夷。伟哉君侯，足为吾党生光。鄙人从军十载，未尝临阵手歼一贼。读来书，为之大愧，已而大快，遥对江天浮一大白也。
也就是说，在五月、九月两次危机关头，你能亲自督战，化险为夷，真是厉害！足以让我们这些人感觉脸上有光。我从军十年，从来没有亲歼一敌。
所以读你的来信，深感羞愧，更感痛快，一定要对着江天痛饮一番。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百获者，人也”，眼看着自己培育的人才就要青出于蓝，曾国藩心潮澎湃、神清气爽，当然要浮一大白。此时，李鸿章的胜利就等于曾国藩的成功。大鹏即将展翅，扶摇直上，点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训李鸿章当然不会忘记，但是在利益面前，他会怎样抉择呢？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淮军初建时，李鸿章曾四方游走、求兵借将，原属曾国荃部下的程学启便是他所借的将领之一。李鸿章很赏识程学启，他经常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夸赞其“勇略皆裕，战守可靠”，对于恩师的支持和曾国荃的割爱，李鸿章也“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
但李鸿章顺风顺水之时，曾国荃却正困守天京，无计可施。得知程学启如此得力，曾国荃便急欲调其回营增援。无奈此时李鸿章已不愿放人了，他一再推托说：
程镇日夜战守，力与支持。临敌调兵，不独无人替往，青、喜必致复兵，松、沪或将震动。
也就是说程学启一走，影响大局，绝对不可。在言明情势之后他还不无动情地说：“此间若无程镇，再有危难，鸿章其何自立？”
要不回人的曾国荃“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备受埋怨的曾国藩也抱怨道：
是知喜雄骏而恶阘茸，重干莫而薄铅刀，吾何异于人邪？
也就是世人都爱骏马而恶劣马，重宝剑而轻铅刀，我何尝不是这样呢？
这是自责自己不识货，何尝不是对李鸿章公然拒绝放人的不满呢！争夺程学启只是一个序幕，拒调黄翼升才是曾、李二人之间纠葛、纷争的重头戏。
黄翼升任淮扬镇总兵后，一直军功不断。同治元年五月，更是“克秣陵关、江心洲诸隘，血战夺九洑洲，军声大振”。李鸿章入沪后，“翼升移师会剿”，淮军自身没有过硬的水师，所以李鸿章十分重视黄翼升部。而黄翼升又与李鸿章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连创佳绩。
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藩欲调李朝斌的太湖水师接替黄翼升，令黄翼升部由扬入淮，协助安徽巡抚唐训方，以“拒苗、捻纷窜之路”，围剿降而复叛的苗沛霖。而此时李鸿章已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正欲攻打他出师以来最重要的城市苏州，二年七月，程学启已会同戈登常胜军，逼至苏州城下。而想要攻取苏州，必须得封锁周遭所有水域，一支水师此时显然略显单薄。所以为了攻下苏州，李鸿章决定违抗师命，再一次拒绝放人。
他致信曾国藩道：
昔蒙师门奏派，鸿章与昌岐统带此军，四载以来，欢洽无间。昌岐每言从此常愿合伙不愿分离，真生死患难之交。
昌岐昨得调淮之信，忧皇无措。吾师识将意、顺兵心，谅能体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令鸿章偕往。
也就是说我与黄翼升经过四年的磨合，早就琴瑟和鸣，翼升常常表示不愿与我分离，我二人真是患难之交，收到调离之令，黄翼升顿时不知所措。
老师您从来都是识将意、顺兵心的人，一定会体谅我们的心情，如果你一定要调他走，那么就让我也一同去吧。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耍赖，李鸿章不会不懂军令如山，可如今他竟不顾形象、撒泼打诨，只为达到一个目的——不放行。
黄翼升是淮扬总兵，派他去协助唐训方本是名正言顺。况且湘军水师由杨岳斌、彭玉麟统率，他们才是黄翼升的顶头上司。如今黄翼升为什么不听主帅之命，只对李鸿章言听计从呢？曾国藩给彭玉麟分析了黄翼升敢于抗命的原因：“昌岐饷项出自沪中，固不能不听少荃调遣。”也就是李鸿章掐住了黄翼升的命脉，有钱才是王道，源源不断的饷源让黄翼升愿意与李鸿章同进退。
调不动人，曾国藩只能据理力争，他继续写信道：
沪甘而淮苦，人人皆知，质堂之不愿赴淮，与昌岐同。
也就是说苦地方当然谁都不爱去，昌岐不想去，朝斌也不想去呢！军中本就不该言苦，这根本就是李鸿章的无理辩三分。
但曾国藩虽说得头头是道，李鸿章却不肯示弱，他回信道：“昌岐固畏淮苦，此间实系万不可少之人。”不光如此，他还抬出“吴绅”来助拳：“前吴绅有公呈吁留，附呈钧鉴。”最后他竟反问曾国藩：“究竟协攻苏州与协守临淮？事体宜分轻重，贼势要看缓急。”也就是公然责怪恩师分不清轻重缓急，羽翼渐丰让李鸿章敢于强硬地竖起翎毛对抗恩师。
曾国藩看光打笔墨官司已毫无用处，忍无可忍之下便发出了最后通牒：“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也就是黄翼升再不听调遣，我就不得不参办了。接着他便历数李鸿章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之举：
阁下五、六、七月各缄均称待李质堂（朝斌）军到齐，即令黄部换防赴淮，至八月后忽变前说。楚军历年之规模，彭（玉麟）、杨（岳斌）与唐（训方）之公议，迫我以不得不参。
也就是说你李鸿章漠视军令，将调遣的命令从五月推到八月，而今到了八月你又要变卦，实在太不像话了，迫于湘军的传统与众将的公议我也不得不参了。
曾国藩举起了“参”的大棒，李鸿章索性顽抗到底，他给曾国藩回信道：
奉初九日钧示，以昌岐不应调、必须参办见责，震悚无地。蒙调此军以来，鸿章每函必恳暂留，其说不一，先私情而后公事，总之恳留协剿。今苏、（无）锡垂成之局，更难松劲，仍恳吾师检阅前后函稿。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师必欲苦逼！应请暂勿参奏，先檄质堂将各防接替（原注：彼固不肯分船。船单，亦实不敷），而昌岐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岐与鸿章一并参奏，死亦甘心！苏省水路，彭、杨、唐诸公皆未亲历，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也就是说看到您要参办的指示，我震惊不已，自从您要调此军，我先动之以师徒之情，再晓之以公理，如今攻克苏州已到关键的节点，您又何必苦苦相逼！还是请您暂时先勿参奏。等李朝斌接防之后再同参我二人吧！那时就是死也甘心了。东拉西扯一番之后，他又搬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大言，表示誓将顽抗到底。在最后，他又赠给曾国藩一顶“海量盛德”的高帽子，意思就是您大人大量，放过我们吧！
李鸿章为何会写这样一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的信呢？当然是因为“苏、锡垂成之局，更难松劲”，也就是攻陷苏州已到了最紧迫的时刻，是否能见功，就在这几天之中。也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李鸿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谁都不能阻挡李鸿章的前进，即使这个人是曾国藩。
但曾国藩不只是李鸿章的老师，他还是朝廷的命官、湘军的主帅。李鸿章只需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可以功德圆满，曾国藩却必须为整个战局负责。所以在资源分配上，李鸿章只需顾好自己的小家，曾国藩则必须从全局出发。
即使如此，曾国藩也一直只是高举着参的大棒，却从来没有真的落下来。从五月到十月，李鸿章一直在“恳暂留”
，如果曾国藩真的要置李鸿章于不顾，大可早就上本参奏，何苦拖至如今。可以说曾国藩整整给李鸿章拖出了半年的时间。但是作为主帅，他又不能放任李鸿章的抗命之举，他必须给朝廷和同僚一个交代，所以亮出参奏大棒，加紧要人也是主帅必须要做的工作。
一向利益为先的李鸿章，在抓住眼前来之不易的机会和得罪一直以来提点、帮助自己的恩师的这道选择题上很实在地选择了前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俨然是李鸿章的独立宣言，宣告他羽翼初成可以不畏师言。一直“婉转随人”的李鸿章早就想要走出曾国藩的庇护，振翅高飞，他不会也不能放过这次飞向苍穹的机遇。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坚持让他此生无憾，信发出三天后，苏州克复。
据说，因为搭载此信的安迪禄船在途中焚毁，曾国藩未收到这封会让他痛心疾首的信，天佑鸿章！也许上天也不愿看到曾、李二人再次决裂。
行军作战，一靠人才，二靠钱财。双方人才争得恶语频出，钱财上也打了不少官司。曾国藩令李鸿章援沪，很大一方面是为了利用沪之膏腴，以解库中空虚。所以李鸿章入沪不久曾国藩便致信道：
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
也就是请李鸿章在满足自身的需求后，再给湘军做一下补贴。但“沪中百税月饷仅二十万”与援沪之前预计的六十万相差甚多，这让协饷也变成了一场绵长的口水仗。
同治元年（1862）六月二十日，曾国藩要求李鸿章完成第一次协饷，数额并不大，只要“协济三、五万”。万事开头难，李鸿章也不想让这个头开得太容易，得之太易的话以后伸来的手便会更勤更长。所以他在回信尽述自己的难处：
皖饷支绌，鸿章无力分济，深以为愧。九丈独立雨花台，飞书乞籴，情词恳迫，不得已而由行营粮台挪拨买米银二万两、上海捐厘总局薛官运亨通处拨银二万两，均于初五日凑齐，欲栾威株密轮船解皖。
也就是说，对于安徽的饷银，我力不从心，深感惭愧。曾国荃那里也来信借饷，情词恳切急迫，我不得已东挪西凑了四万两，于初五凑齐，欲用轮船送到安徽。
这是七月八日的信，但是直到八月五日，李鸿章答应的银两还未见踪影。曾国藩大为不满，他去信催促：
承协银四万，何以至今未到？务祈设法汇解，或在浔、汉洋行兑汇，亦可速到，万不可再搭威灵密以致迟误。
也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李鸿章却选了一条最远最难的路，你不认识路，我就给你指路，可千万不要再误了大事。
李鸿章的饷源像生了锈的自来水管，滴滴不畅，让本想借援沪来发一笔大财的曾国藩愿望落空。曾国藩心中很不舒服，年底他给李鸿章送去了一封酸溜溜的答谢信：
又蒙惠解协饷，以四万济安庆各军，以三万济无、庐九营。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也就是又蒙你慷慨协饷，你调拨四万给安庆各军，又以三万给无为、庐江的淮军九营。嫁女若富便会惠及娘家，枝叶繁盛则化做春泥肥及根本……而安庆是你的外家，庐、巢才是你的根本呀！安庆全部大军不过才分到四万，淮军九营却独得三万，如此厚此薄彼的做法，让曾国藩把李鸿章比作外嫁女，对自家和娘家不能一视同仁，过于“私其军”。
由于认为李鸿章协饷不力，曾氏兄弟提出了月薪制。曾国荃首先狮子大开口，喊出三万的天价。
李鸿章忙叫苦不迭道：
敝军陆十万余，松沪原部及各标营将及十万，发入抵出，不敷甚巨。不得已，各营均发半饷。海内困穷已经极，上海一隅着名繁富，月不过三十万两，而中外垂涎，追呼日至……鸿章以窭人子当暴富之名，又统两三万饥疲之卒，实在撑持不起。
也就是说我自己才吃个半饱，沪中看似丰腴，其实瘦骨嶙峋。若每个人都来咬上一口，我实在是支撑不起呀！讨价还价到最后，他答应每月协助金陵、安庆大营共三万两。但曾国藩的底线却是“每月酌提四万，万不可减”。
他还在家书中表示此番“志在必得”。
钱在人家口袋，曾国藩怎么必得呢？原来他准备“派员至沪，专收一二厘卡”。也就是说你不送来，我就派人去取。若李鸿章一旦连“钦差”面子也不给，曾国藩便要亲赴上海，如果曾大人亲征，那就不是四万能打住的了。
连催带逼之下，李鸿章自然牢骚大发。他无法直截了当地说不，便用撂挑子来威胁曾国藩：
外人谓鸿章为富室大户，若身临其境，亦可了然矣。自夏以来，因饷巨难继，昼夜焦躁，右耳聋鸣一月余，非我公熟知鸿章心境者。情急出走，四路冲突，野性顿发，夜梦浮槎巢湖，樵渔之乐，东门黄犬，其可得乎。
也就是说别人都以为我是富人，但不在我的处境，不会了解我的难处。
自从入夏以来，因筹饷之难，我烦躁不安、耳鸣不断一个多月了。真要是急了，我也会出走，做一个闲云野鹤，享受樵渔、打猎之乐。
当然，这一切只是牢骚，还是发给曾国荃的牢骚。牢骚这种东西发一发也就算了，怎可当真。一个欲成大事之人，牢骚一定要发，事情却不可不做。当然，让领导间接地知道自己完成任务的艰辛，也是职场守则之一。
抱怨过后，李鸿章还是本着尽君欢的精神，尽可能地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1863）三月，曾国荃处急需饷银，曾国藩要求他“惠协八万”。李鸿章处虽是捉襟见肘，但他还是在一个月内凑了六万两，使曾国藩大呼：“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李鸿章能在大局当前，以大义为先，让曾国藩深感欣慰。
做事容易做人难，团队成员间的默契度往往决定着事业的成功率。团队精神便意味着妥协，甚至牺牲。事业合作者之间的交手，微妙而又深奥。绚烂的舞池里，舞林高手们扭动着华丽的舞步，从容地你来我往，皆因他们熟练地掌握了进退之道。曾、李二人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所以他们虽时有龃龉，最后却能互有退让，彼此契合。善于忘记是友谊最好的润滑剂，如果永远记得你前年的欠债不还，他去年的不守承诺，友情将无以为继。
做大事者，必须善于忘记，懂得放下。
同治三年（1864）四月，淮军又克常州，李鸿章的功劳簿上又添上了重要的一笔。但曾国荃却久围天京不下，于是四月下旬，朝廷下旨淮军前往参与会攻。得知淮军要前来助剿，曾国荃忧虑不堪。天京对于曾国荃来说是势在必得，他从同治元年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到如今已有两年多，两年的围攻让曾国荃心力交瘁。现在的天京是曾国荃玩味已久的肉骨头，眼看就要到嘴的大餐怎可让别人分食！
曾国藩不愿看到四弟心神不安，他致信开解道：
如奉旨饬少荃中丞前来会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但求了毕兹役。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